马背上的旋风——牛仔服饰文化考

牛仔是19世纪60-80年代美国西部“畜牧王国”的伴随物。牛仔不仅为美国创造了物质财富，同时对美国化和精神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由牛仔这一独特形象还衍生了“牛仔化”。牛仔化涉及的方面很广，已在衣食住行、精神化等许多方面深入到现代美国人的生活中。而牛仔的服饰已演化成美国的民族服装；牛仔的幽默语言也融入现代美国人的日常     

牛仔的大方巾

爱看西部片的人大约都会注意到,美国西部牛仔们的典型装束除了牛仔帽、牛仔裤和牛仔靴外,还应加上他们脖子上系的那块大方巾才对。大方巾其实就是一块颜色鲜艳的布料或丝绸,单色底子上印着一些碎花,底子的颜色多为红色,也有蓝的或黑的。你可别小看了这块布料,它可不像我们所使用的手帕,只配用来擦鼻涕或抹眼泪而已。牛仔的大方巾真正是用途广泛,在牛仔的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牛仔早上起来,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水洼里洗脸,大方巾这时就派洗脸毛巾的用场。洗完脸后,尽管大方巾还是湿的,牛仔仍把它系在脖子上,还要煞有介事地扎出点花样儿,使大方巾又可以权充领结,好让牛仔在早餐桌上显得气派、风光。     

我国的饮食文化与服饰文化

我国的饮食文化与服饰文化张侠生饮食文化与服饰文化都直接关系着国计民生，能反映出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我国的饮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广泛，技艺精湛高超，为世界所公认。我国古籍对饮食文化有过精辟的论述。如说＂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人之甘...     

牛仔艺术——人民的选择

战争、盛装、野牛群、马群、印第安人,当然,还有牛仔。这就是浪漫的西部艺术的全部——而现在已成为时髦。     

馬一浮對國學的特殊識見

正現在稱贊馬一浮的人越來越多,都誇他是"國學大師"。他當然也論國學,可是他究竟是哪一種國學大師呢?一般學界論民國期間的國學,馬一浮其實常是個被遺忘的名字。舉例言之。桑兵《晚淸民國的國學硏究》,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全書十一章,就沒有任何一節討論馬一浮。     

洋話漢寫 清末使節筆下的西方風物

光緒元年(1875年)清廷派郭嵩燾出使英國,開啓了中國向外國派遣常駐使節的歷史新篇章。在這一進程中,派駐歐洲、南北美洲、亞洲國家的使節及使館隨員,本着"聯絡邦交,疏通聲氣,采訪所住國之情形"、"將所住之國風土人情、虚實强弱,詳達本國"的外交宗旨,將官方交往、社會活動、商務接洽以及日常見聞筆之於録,形成日記體的集工作、生活、旅行記録於一體的備忘録,稿本多半於回國後付刻梓行。使西日記已經形成近代中外關係史料的一個類别,素來爲學界重視,因爲内容豐富,也爲一般讀者所樂讀。使西日記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用漢字表達的外國語言詞匯,涉及(甲)經過翻譯而成的概念(calques)和(乙)譯音的轉寫詞,就數量而言後者所占比例更大,不明語源的外語使有關部分成爲"天書",給理解帶來障礙。利用語言學的手段解讀這些特别的"漢字其表、外語其裹"的詞語,復其原型,揭明詰屈聱牙的字面背後的本來人名、地名、機構名等專名(proper names)以及各種事物名稱(通名,appellatives),疏釋"游記新學"包含的歷史人物與事件、思想文化、科學技術、異方風俗,對開掘史源,增加新知,都將有所幫助。     

馬一浮對儒家經典的華嚴學解讀

馬一浮對華嚴宗義理造詣深湛,因此他在與門下弟子講説和討論儒家經典時,時常運用華嚴宗的思想方法馬一浮引《華嚴經》義與儒家經典相互印證之處頗多,但集中體現在1943年12月份他所寫的《華嚴經净行品寫本自跋》和《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寫本自跋》中。馬一浮對佛教的一真法界有着深切的體會,他經常運用佛教的一真法界詮釋儒家經典中的最高範疇。馬一浮運用華嚴宗的四法界義詮釋儒家經典,從而將他主張的儒家之理貫徹到日常事爲之中。馬一浮有時會運用華嚴宗的三聖圓融觀詮釋儒家經典中所説的知(智)行關係,委婉地表達了一種知(智)行合一的思想傾向。馬一浮解説儒家經典的功能與作用時,最喜借用華嚴宗五教的範疇。通過運用華嚴宗的五教判釋之義,馬一浮闡明了每一部儒家經典的功能、作用及基本特徵,頗多新奇之思及聞所未聞之論,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儒家經典體系的理解和認識。馬一浮將六相圓融義視爲準確理解《周易》的思想基礎,在解釋《論語》時也曾多次運用到總、别一對範疇。通過研究馬一浮對儒家經典的華嚴學解讀,既可以增進我們對馬一浮之爲現代新儒家的理解,又可以提升我們對華嚴宗義理的把握。     

乾嘉幕府的碑帖風尚 以錢泳爲視角

正清代乾嘉時期,在經學考證和金石學的推動下,碑學漸成新興風尚,碑帖并存的現象在學人幕府中尤爲明顯。錢泳(1759-1844,圖1)處於盛清階段游幕風氣的高潮中,~1大半生出入幕府,以刻帖揚名,并留下著作和年譜作爲時代見證。他的經歷不僅是乾嘉書家游幕的真實寫照,亦揭示了幕府學術圈濃厚的書法風氣。本文選取錢泳的游幕和刻帖兩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活動,探討乾嘉幕府的碑帖風尚,并考察此種風尚如何影響了錢泳的書學和書法。     

车轮,旋出金色的轨迹

生活中,有无数个第一次,它们常常令人回味,给人启迪,让人感奋。就我而言,那林林总总的第一次中,让我常忆常新的是第一次坐市内无人售票公交车的经历。那是大理市无人售票公交车开始运营不久,     

“旋風葉”的再考辨

在前人積纍和研討的基礎上,對古書形制演燮最有争議的問題重新作出梳理,澄清古人記載的"旋風葉"與"葉子"并非一物,進而破除以往學界封古害形制演燮的成見,提出了雙綫平行發展的新解釋.     

南诏大理国白族文化的历史见证--凉山昭觉博什瓦黑石刻的族属为白族考

博什瓦黑石刻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碗厂乡(现属普诗乡),画像面积达440平方米,画幅巨大,刻像众多,以佛教密宗造像为主,有波士涅槃、释迦、观音、四天王、明王、菩萨、佛塔、六人骑马出行图、供养人像、隶书汉字题记等,是迄今摩岩石刻画像中少见的,为地方史、民族史、宗教、艺术等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引起多方面专家学者重视.     

文殊的青狮子坐骑考

青狮子作为文殊菩萨的坐骑,在当代大乘佛教造像中得到普遍认同,而大乘佛教经典中尚有白狮子、金狮子之言,却并无青狮子之说,更无"文殊骑青狮子"之界定。这一文化定则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学界似乎忽略这一问题,常以"传说"带过,实为憾事。经研究,随着《华严经》的翻译和传播,"文殊骑狮子"的造像在魏晋及初唐已成规矩,但并不对狮子的毛色作普遍肯定的交代,而"文殊骑青狮子"与南宋抗金英雄姚兴的爱马"青狮子"关系极大。这匹青骢马因忠勇而备受爱戴,南宋以降,在佛教已普遍世俗化的氛围中,人们也将其体色附会于文殊的坐骑,并以五行八卦的传统文化为根基,实现其理论架构。     

开启滇西历史文化资源宝库的金钥匙--读《神州的发现-〈山海经〉地理考》

数千年来,人们一直以为今日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才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然而,随着炎黄文化的不断深入,情况并非如此!     

濂洛風雅的閨門異響:“思復堂”其人其詩

《思復堂遺詩》的作者陳卓仙(1887-1964)是"海外新儒家"代表之一唐君毅先生的母親,但《遺詩》的償值并非僅僅基于出自名母之手。《遺詩》以其特立獨行而又圓活自在的理學風尚,彰顯了濂洛風雅亦能出自閨閣,更昭示了求道、體道、踐道的"復性"追求在日常爲可能、在女性爲可行。作者以一鄉曲女性、家庭主婦、人妻人母的身份走上了"以全幅生命唯道是求"的精神超越之路,其體道的歷程與抵達的境界在詩集中灼然可見。陳卓仙依其詩作證明她之於中國詩學、乃至中國文化的疆域均其獨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變化的感知感知的變化辛亥革命前後作爲視覺兢争的西湖風景

攝影者的陳述崩裂、地震等詞匯常用來比喻一種歷史的巨燮,尤其是革命.比如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有人將其視爲"火山爆發"①.此種修辭的合理性實際是在語言形象之外的.辛亥革命將皇朝統治轉燮爲共和體制,不僅改燮了中國的政治圖景②,同樣也劇烈地改燮了它的地理風貌和人們對這種風貌的感知.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兩本杭州西湖攝影集,對此提供了富有説服力的證明.一本是《西湖風景書》③,初版於1910年——清王朝覆(滅)的前一年;另一套《杭州西湖》三集,是《中國名勝》系列叢書第四種.第一集初版於1 9 1 5年;第二三集初版於1 920年.這兩套攝影集被摧枯拉朽、革新一切的辛亥革命這一分水嶺所隔開.毫不奇怪,在這麽短的時間内,商務印書館由於政治燮换的壓力無法僅對原書進行修訂再版,而是重出了一本完全不同的集子.④因此,兩本攝影集分别表達了兩個歷史時代:革命前舆革命後、皇朝的過去舆共和的現在.盡管我們不知道1910年攝影集的拍攝者是誰,但可以肯定的是,1915年《西湖一集》由著名革命活動家黄炎培(1878-1965)舆吕頤壽編纂;《西湖二三集》由追隨黄炎培提倡實用主義教育并熱衷地理學的莊俞編纂.     

汉祠堂画像的意义略考

墓祭，即在墓地祭祀祖先的亡灵。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墓地和甘肃齐家文化墓地，都发现了墓祭的遗存。殷墟妇好墓与春秋战国墓也发现有建筑遗迹。《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是文献中对“祠堂”一词最早的记录。     

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考

日本近代以来多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尤其是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举国关注,举世瞩目,意义重大。武汉市一批具有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专家学者,对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文化渊源进行了考析,对读者了解日本民族性及树立正确的战争观和历史观具有积极的意义。此文为即将出版的《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渊源》的前记。     

王文元的家世与会计生涯考

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教授一生阅历丰富,他祖籍湖北黄陂,生于河南漯河,从黄陂、黄石出道,在东北学习、工作四十载,直至晋京出任高检、九三学社与国家领导人。由于他生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回忆录,以致其家世与行状给学界留下了诸多探究的空间。本文运用多重证据考订,仅就他的出生地点与时间,恋爱、婚姻与家世进行阐发。     

熱情與智慧:從《世說新語》看晋人清談的歷史風貌

清談是我國中古時期的重要文化现象。從一定意義上看,一部魏晋史就是一部清談史。清談是魏晋知識分子留给我們的重要文化遣產,具有重要的人文價值和思想意義。所謂"魏晋清談",指的是魏晋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爲主要内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説論辩爲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清談是世族文化的產物,士人的風流與個性由此表現得淋灕盡致。清談是精神自由的產物,也是精神自由之時代的重要精神現象。晋人在清談方面花費大量時間,實際上是爲了充分體味清談的美好境界,同時也是爲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實,因爲增加了生命的密度,也就等於延績了生命的長度。而生命的熱情與思想的智慧,正是魏晋清談的本質特徵。     

建初銅尺的考訂與詩 乾嘉考訂家的物緣與詩情

孔尚任發現西漢建初銅尺後,將之帶返闕里,撰文三篇以志念。乾嘉時期,建初銅尺成爲周漢古制考訂者趨之若鶩的珍品,翁方綱、阮元、黄文暘等人都撰寫過考訂詩和文章。梳理這些故事,探尋詩歌寫作的前因,明瞭作者在文本中對人與物相遇的觸動,將能在批評考訂詩的聲音以外,理解這些詩歌寄寓的物緣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