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书出版路在何方 --访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

辞书是无声的老师,辞书是评判知识是否正确的准绳,辞书是人们学习、成长的好帮手。辞书出版是整个图书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工程,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息息相关。辞书出版的现状如何?辞书出版将走向何方,带着这些困惑,笔者采访了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李伟国先生。文心:李社长,您是中国辞书学会的副会长,又是最权威的大型辞书《辞海》的副主编,亲自主持了1999年版《辞海》的修订出版工作。请问,您认为辞书出版的现状如何呢?李社长:现在的辞书出版,应该说总体的发展态势还是比较好的,表现在…     

成语辞书出版与成语理论研究概说

汉语成语词典编纂出版与成语理论研究源于何时?它们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史?两者在发展过程中体现了一种怎样的关系?本文试图就掌握的资料作一粗略分析。     

近代商务印书馆辞书出版的启示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近代出版的重镇,一向以辞书出版闻名.近代商务印书馆辞书出版对我国当代辞书出版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仗群才的团队精神、严谨的质量意识和灵活的经营策略.这种辞书出版的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需要每一位辞书出版工作者坚守.     

数字出版时代辞书出版业的发展模式探析

数字出版时代电子辞书因其特有的优势,使得大力发展电子辞书成为大势所趋,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文章从电子辞书的优势、发展困境与未来发展建议等方面探究电子辞书的发展,以期为电子辞书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启示。     

语文辞书出版的市场化策略研究

目前,我国的辞书编纂事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琳琅满目的语文辞书显示出一片大繁荣的局面。但是在这种大繁荣背后,依然存在着种种现实的问题,制约着语文辞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仅对当前语文辞书出版市场存在的问题     

辞书出版多媒体化与规模化的瓶颈及其路径选择

辞书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以及知识的标准化、规范化和通用化,理当顺应潮流,向适应读者阅读方式的多媒体出版转型.但政策缺失、资金匮乏、人才匮乏、技术难克、版权难维等仍是目前辞书多媒体化与规模化出版的瓶颈.出版人必须站位新媒体,树立新理念,正确处理内容标准、编纂流程、用户需求、技术支撑、平台构建等关系,创设国家、出版机构、社会平台与用户之间良性发展路径,开创多媒体辞书出版规模化新局面.     

我国双语辞书出版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措施

国产双语辞书面临着国外优秀辞书的挑战,市场占有率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国产原创辞书的出版数量和质量呈普遍下降的趋势,为此,我们要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这一挑战。     

现代少数民族语言辞书编纂出版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

少数民族语言辞书是我国辞书宝库中的重要组成娜分.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辞书的研究,总结经脸、发现问题、寻求对策,已成为我国当前少数民族语言辞书编幕出版及其理论研究非常迫切而又十分有意义的课题.本文论述了街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语言辞书的编幕出版特点,并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辞书出版秩序正规范

据《北京娱乐信报》报道：为提高辞书出版质量，规范辞书出版秩序，新闻出版总署特制定《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明鉴表示，《规定》的出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辞书市场整理力度最大的一次。他认为，目前每年出版的辞书约几百种，其中仍有不少是劣质书。     

台湾音乐百科辞书出版

耗时五年编著的《台湾音乐百科辞书》近日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这部从台湾观点出发的音乐百科全书,包括原住民、汉族传统、当代、流行音乐等四大篇章,超过200万字,共收录2391个词条,不但流行音乐小天王周杰伦名列其中,连大陆摇滚教父崔健也被选入。     

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与出版30年(1978～2008)发展概述

1978年～2008年——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进程并取得了让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在这个新中国有史以来发展最快速的时期,中国外语类辞书的编纂与出版也同样走过了令人鼓舞与振奋的30年,有了空前的发     

从专业出版看出版的个性化

大量拷贝，同类出版物泛滥，人们惊呼：要警惕网络信息时代的水货。作者在人们心目中“跌价”，出版社也不再“崇高”。图书品种太多、规模太大、精品太少，主发和退货成为店社之间难解的死结。什么是个性化的品质?如何增强产品研发能力，开发差异化产品?专业化又能为我们带来什么?解读迷思与困局，把脉专业出版，透过理性的思索，寻求出版社个性化发展的道路。     

当代日本国语辞书的编辑策划与出版现状

辞书是日本相对稳定、成熟的出版物。一般而言,它不会像其他类型的出版物那样,只要稍有风吹草动,甚至一个小小的经济变动,就会引起激烈的动荡和冲击。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90年代,辞书出版独能红杏出墙,欣欣向荣。     

辞书出版坚持专业分工的理论依据

2004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辞书出版管理的通知>,重申"辞书出版必须严格履行图书按专业分工的规定".2006年3月,新闻出版总署再次发布<关于规范图书出版单位辞书出版业务范围的若干规定>,进一步重申"出版业务范围中无辞书出版业务,但超范围出版辞书的图书出版单位,一律停止辞书出版、发行业务".新闻出版总署连续颁发文件,旨在强调:只有经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审定,具备辞书出版资格的出版单位才能出版辞书.并依此原则实施长效管理,以建立规范的辞书出版秩序,切实提高辞书出版质量.     

民国时期“商务”和“中华”汉语语文辞书的出版与竞争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出版机构,辞书出版是其重要业务内容,两家出版社坚信“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1]坚持“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2]在编纂出版新型辞书、学生辞书、国音辞书、白话辞书、辞书删节本和改编本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由此推动了知识的普及,也为中国近代文化和语言的古今转型做出了贡献。     

20世纪中国哲学辞书编纂出版回眸

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馆藏图书中,有一本商务印书馆在1926年出版的《哲学辞典》,樊炳清主编,蔡元培、唐钺分别作序,32开本,1008页.从两篇序言看,此前我国似未出过哲学方面的辞书,但是这是否就是我国第一本哲学辞典,还未敢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