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文学论争中胡适角色的转变

胡适在五四时期参与的文学论争主要有两类：新文学建设论争和文化政治论争。新文学建设论争中,胡适以学者的态度、试验的精神倡导“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创作、理论虽不乏幼稚和欠缺,但推进了整个新文学运动发展,胡适本人也因此暴得大名;在以“问题与主义”之争和“整理国故”论争为代表的文化政治论争中,继续秉持学者作风的胡适却成为新文化的“叛逆”。此间胡适论争角色变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思想、学术的倒退,而是时政潮流选择的变化,文学和文学论争的标准常常是在文学之外的。     

论五四“新思潮”与整理国故的关系

五四"新思潮"的传播推动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和深化,其所倡导的"科学的方法"和"评判的态度",对当时国学研究领域的许多学派学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西方的一些学术思想、文化理念和治学方法得以在中国传播,并在学术实践中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在建设"合于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华新文化、促进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型等方面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期以来,“整理国故运动”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思想逆流迭遭物议,批评它背离了五 四新文化的方向。而实际上,“整理国故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产物,不仅没有与之相 背离,而且还是它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具体 说来,在研究态度与目的上,胡适等人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这一思想明显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他们也倡导以一种 “平等的眼光”扩大“整理国故”的范围,并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一见解更充分弘扬了 五四新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出了 积极肯定的评价,由是超越了简单一元的文化替代论,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 问题的认识。     

"整理旧文学"与"整理国故"——论郑振铎治学思想的形成

作为一代历史记忆,"整理国故"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运动.延至文学领域,胡适以历史方法考证文学,开文学考据化的风气之先.在此背景之下,郑振铎提出"整理旧文学",其整理范围和方法与"整理国故"遥相呼应,并借助<小说月报>等文学传播媒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学个性与研究范式.     

胡适整理国故思想发展脉络浅析

胡适在五四后期力倡整理国故,并以再造文明作为手段,历来学者褒贬不一。若仅就胡适在运动中的行为来考察其整理国故思想,实际上很难切中肯綮,文章从胡适成长及其所受教育这样一个全新视角来挖掘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发展脉络。     

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国学必读书目"之争

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开列"国学必读书目"热潮,是不同学派学人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和治学方法在整理国故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旧派与新人对于国学推荐书目的不同解读,以及为此产生的一些争论,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身对于国学研究内在理路思考的自然流露,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及对当时盛行的"科学方法"的不同理解.相关论争对当时风行全国学界的整理国故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中国文学界“意识流”论争的回顾与浅思

"意识流"小说的问世有其首创性和独特性.在特定的文学与心理学发展条件下,不同的学者对"意识流"持不同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前后,对"意识流"的探讨在中国文学界曾掀起一阵论争热潮.其中存在客观深刻的分析,同时也有失之偏颇的批评.正确看待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积极为世界文学提供思考的学术批评资源,大概就是这次论争的意义所在.     

从急躁走向理性──评“五四”新文化运动内部的两场论争

以往把“问题与主义”、“整理国故”这两场论争中一方的代表人物胡适视为反马克思主义者．斥之为“反动文人”,这种批评方式其实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纵观“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见：倡导者皆出于改革中国社会的爱国目的。运动之初,他们急迫地“别求新声于异域”．能团结一致;继而表面上因“谈不谈政治”而发生歧义乃至分化．实际上均非不关涉政治,其分歧恰在如何面对政治。论争促使双方从急躁走向理性：按照各自的政治信仰、人生追求、学术思想等理性的选择和各自信奉的理论武器之异．加之又都企望以自己的理论改革中国社会．终因中国国情的适应性．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导致两类知识分子裂变。所以,这场论争实质上是用什么理论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之争,它们都属于新文化运动内部的论争。     

五四后期的整理国故与传统资源的开发

五四后期,胡适等新文化人改变了全面反传统的态度,提出整理国故的主张,其中包含着对中国传统的理智认同.整理国故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开发,发掘有生机的旧传统,既为五四前期的启蒙思想寻找传统的支持,也为嫁接西方现代文化和再造文明寻找传统的根基.在整理国故运动中,新文化人发掘了明清白话小说和历史悠久的古代白话文传统,为白话文运动寻找国语范本和历史的渊源;发掘了清代汉学的考据方法和一脉相承的古代科学方法论传统,为倡导西方现代科学方法寻找传统的支持;还发掘了中国古代的辨伪学和源远流长的疑古思想传统,为整理国故运动中的价值重估和古史辨伪寻找传统的根据.     

80年来中共领导人的“五四”观回放

80年代，中共领导人的“五四”观自始即采用了激进的革命话语系统，强调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和和爱国精神，用政治运动摄思想化运动，把五四运动看作是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这种“五四”观对学术界中国现代史研究产生了导向性影响。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全面、深入地研究“五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30年代左翼文学内部的文艺论争

1930年代的三次文艺论争可以统称为"大众语运动"。其中前两次属于左翼文学内部的文艺论争。第一次论争规定了新文学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大众化方向;第二次论争则涉及了大众文学的语言问题,焦点在于批判"五四白话",建设所谓的"现代中国普通话"。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考据之学”——从梁启超晚年的治学转向与学术关怀说起

梁启超20世纪20年代以后关注、提倡并实践“整理国故”,不仅有其渊源已久的学术思考,更潜藏着他对新旧不同学术研究方法问题的高度自觉。他在反思乾嘉考据学基础上提出的“新考证学”,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种文学思潮的廓大与描述——“整理国故”的三种尺度及理论价值

“整理国故”是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史都关注但却语焉不详的问题,这也成了人们都知道但又印象模糊的一种文学现象。因此,本文立意廓大这种思潮的面目,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角度描述这种思潮的价值及意义。“整理国故”的思潮,是在一个极为复杂的背景下兴起的。从时间与理论沿革来看,它是五四以后,“问题与主义”之争,“科学与玄学”之辩的延续,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五四”高潮过后新文化运动在转折时期出现的精神矛     

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整理国故中的“科学方法”之辩

受五四时期民主、科学思潮的影响,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成为国学研究领域包括新文化阵营在内的许多文化派别的共识。只是由于他们各自在文化背景和国学修养等方面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于“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的理解和运用上也不尽相同,对他们整理国故的过程和绩效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他们都力求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阐释中国学术问题。正是不同学派学人在对“科学方法”所持的不同观点的交流碰撞中,中西学术思想得到了相对完美的结合,从而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整理国故成就卓然。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

“整理国故”所蕴含的存疑与平等意识,明显地汲取了五四民主精神;“整理国故”所采用的实证主义方法,体现了五四的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与“文学革命”有机互动,深化了“文学革命”的内涵;“整理国故”的思想主旨是创造新文化;“整理国故”虽有偏差,但其本质与主流同五四新文化是一致的。     

激进论与调和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两种文化建设方案

如何对待东西文化与新旧思想,是中国要实现近代转型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五四时期,在思考中国文化出路的问题上,东西文化与新旧思想时常纠缠交结在一起,由此引起了思想界调和与激进文化观的相互论争。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论者认为,东西文明之间是优劣之别,是新旧之差,"断然不能相容",要迎新则必舍旧。而以杜亚泉为代表的调和论者则认为,新旧"不过一程度问题",可以调和。激进论和调和论各有利弊缺失,但都是一代知识分子为实现近代文化转型的努力,功绩不可抹煞。     

白话文运动:既有晚清,何必“五四”?

晚清白话文运动为"五四"白话文运动作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积淀与开拓奠基,然而却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直接发展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较之晚清,"五四"白话文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与新文化运动的合流、与文学革命的合流、与国语运动的合流及其显示出的新文学创作实绩。"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合流,将作为工具和载体的语言革命与思想文化革命紧密结合起来,迅速实现了双赢局面;与文学革命的合流,将语言的问题和文学的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将主攻方向定位在文学革命,从而改变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性质与流向,实现了历史的飞跃;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使其汇聚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旗帜下,形成双潮合一之观;而"五四"新文学显示出的创作实绩,正是"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的双重实现,也是真正推动现代书写语言发展的新文学能够站稳脚跟的关键环节。     

南社诗人朱剑芒编古典小说选集平议

20世纪30年代,朱剑芒在对古典小说选集《美化文学名著丛刊》和《章台纪胜名著丛刊》的编选过程中,遵循"真"和"美"的小说原则,将古典与现代融为一体,对处于新旧文化转型的传统文人寄寓深切的人文关怀,颇具时代意义。两部小说选集的编选渗透了编者自身在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的新形势下对传统文人自身情感和文化命运的追思,以及对小说之美的独特理解,寄寓了其将古典之美与现代意蕴绾合的小说理想和人生境界。这一对新旧过渡时期部分传统文人历史和文化命运的关注理应成为五四之后"人"的文学的一部分。     

启蒙逻辑与另类批判——“五四”时期沈从文“从文”的心路历程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从思想改造入手的具有文学启蒙性质的“社会改造运动”。从早期的经历到“五四”文学的启蒙体验,沈从文从改造社会和国民的向度上理解了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并开启了人生的“从文”之旅。其个人的特殊体验契合了“五四”多元思潮的律动。由于都市生活的强力压抑,激发与激活了几千年巫楚文化储存在沈从文脑海中的文化基因,唤起了对湘西文明的皈依与诉求,并引发对所谓都市与乡村文明的另类启蒙与现代性批判。“五四”时期是沈从文“从文”的人生转折与起点,几十年的风雨洗礼,他成就了作为文人的自己。     

如何重新理解“五四”

在历史文化交汇语境中理解“五四”和“五四”人物,使得对“五四”的理解有了历史的同情。“五四”是中外文化第二次交汇中的一次高峰,中国要面对文化水平远超过自己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民族焦虑,这种焦虑感直接催生了“五四”策略性的激进主义武的文化调整。“五四”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调整：在精神层面上,“五四”提倡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引发了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两大文化事件;在社会后果上,“五四”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重新定向;在制度上,打破了三纲五常,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妇女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