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现代化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分析等方法,分析了1978-2010年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工业化与城镇化互为因果关系,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现代化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结果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表现均为负效应,城镇化对工业化的影响持续增强．因此,河南省要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必须强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地位,以工业化为主导,发挥城镇化的引领作用．     

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动态评价——以湖南省为例

通过构建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模型,对湖南省2000-2009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和系统协调度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湖南省“三化”发展水平取得长足发展,但整体协调度较低,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三化”发展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应不断提升新型工业化发展质量,增强城镇人口吸纳能力和产业集聚能力,建立健全的现代农业市场体系,积极筹划联系与企业的长期合作战略等.     

广东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的互动影响

运用VAR模型的计量分析方法,对广东省1981-2012年城镇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广东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对于工业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对分析结果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的结果表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城镇化对于工业化的促进作用优于农业现代化对于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湖北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

利用湖北省1984—2014年的样本数据,在建立VA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单位根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统计数据表明,湖北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相互影响,效果差异明显。因此提出调整工业产业结构、稳定推进城镇化、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政策建议,实现"三化"协调发展。     

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 城镇化协调发展探析 ——基于贵州九个地州市的面板数据

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是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方面,也是贵州脱贫攻坚,后发赶超的主要抓手,文章通过测算贵州2006-2014年全省九个地州市"三化"耦合协调度发现,除了贵阳的"三化"协调发展达到优良外,其余各地区大都是勉强协调程度.通过"三化"互动关系研究(个体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发现城镇化对农业化和工业化的影响效应大于工业化和农业化对城镇化的影响,工业化与农业化之间没有形成明显良性互动效应.     

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辨析

目前,理论界关于发展现代农业有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三种提法。三种提法相互关联但内涵有所不同。三种提法的并存使用对于促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意义重大。在顺序上,先有农业工业化,后有农业产业化。在相互关系上,农业工业化催生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促进农业工业化,农业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共同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工业化滞后和农业产业化不足是当前农业成为经济发展中"短板"的两大主因。农业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体两翼,必须共同发展不可偏废。     

皖苏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构建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皖苏两省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程度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安徽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水平远低于江苏省,总体处于低度失调水平;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程度普遍较高;皖苏两省各城市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度均较高,相互促进作用明显.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两省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对策.     

河南省城镇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协整理论对2000～2011年河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组成部分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农民收入和城镇化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对纯收入各构成部分的影响力度不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化水平之间存在相互促进效应.     

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实证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以安徽省为例,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分析1978年至2010年的相关数据,得出农业物质费用、劳动力和土地的投入与农业总产值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这种长期均衡使得短期内农业总产值的非均衡状态逐渐向长期均衡状态趋近.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短期农业物质费用和劳动力投入对安徽农业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投入却具有明显促进作用.鉴于此,最后提出了如何更好地提高安徽农业经济发展的相应建议.     

广东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逐年提高,而广东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目前,学术界对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定论。运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选取广东省1978-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广东省的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的城镇化水平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是推动城镇化水平的格兰杰原因,而城镇化水平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格兰杰原因未被验证。     

论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

我国农村和农业在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农业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如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小规模发展较快与城镇化水平滞后的矛盾等.文章以此为切入点,界定了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内在机制,论述了良性互动的客观必然性和良性互动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三化互动与产业融合:区域发展战略的新选择

区域发展离不开特有的时代背景和演化逻辑,区域发展战略既受资源禀赋制约,又受技术与制度变迁等影响。我国经济整体上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应继续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三化互动和产业融合为区域发展提供主体支撑和技术贡献。实践证明,以三化互动和产业融合双轮驱动为特征的区域发展新战略,契合了以网络经济、共享经济和内容经济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在更高技术平台上加快实现区域现代化发展目标。     

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成人教育机制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农村发展的重大战略,必须大范围培养农村实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提高广大农民素质。这是各高等学校成人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新时期农村成人教育需要重新认识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新农村建设的涵义及实践特点出发,结合河南省实际,探讨了成人教育对河南省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促进作用及成人教育机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促进机制。     

县域经济的“两化”互动发展模式——以四川省江安县为例

江安县结合自身区位和交通资源优势,发挥生态产业特色,努力破解工业与地方资源、工业与农业以及工业化与城镇化结合不够的难题,在实施“两化”互动发展战略中,将工业强县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探索出了一条“两化”有效互动、“三产”有机联动的可持续、循环、绿色、低碳、环保、生态的科学发展之路,为县域经济的“两化”互动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     

河南省信息化、城镇化与工业化耦合协调发展度测算分析

在分析信息化、城镇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理论,构建了三者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并测算了2001-2014年间河南省信息化、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研究表明:考察期内河南省信息化、城镇化和工业化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河南省各地市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原城市群、豫北地区、豫西地区和黄淮地区耦合协调度依次递减。     

交通改善对区域旅游业发展影响实证研究——以湖北恩施为例

交通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以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案例,从交通改善对地方人口流动、资金和物资流动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交通改善对地方经济和地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交通条件的改善,尤其是高速交通的实现,可以给地方带来大量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对于地方旅游业的发展的确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正面的,也是强劲的。     

基于VEC模型的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以安徽省为例

从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入手,利用安徽省1994-2011年间的税收收入和GDP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进而构建VEC模型并作脉冲响应分析,从实证视角验证了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税收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单向因果关系,且在长期中税收收入对GDP具有持续的正向影响效应,同时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也具有正向拉动作用。     

安徽工业化、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工业化、城镇化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以2008年至2014年的实际经济数据为样本,选取反映安徽区域经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的6种综合经济指标,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利用随机效用、固定效用和G M M差分分析方法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研究发现:工业化、城镇化是安徽区域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其中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化率、教育水平对安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工业化、城镇化对安徽整个区域和皖江地区有明显差异化影响。应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增加教育投入,推动安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