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不在酒——论《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的创作目的

《司马穰苴列传》是《史记》列传中的第四篇,篇幅短小。传主司马穰苴在历史上并不有名,所以此传历来不被学界重视,更无人探讨司马迁创作这一传记的用意所在。本文通过对该传“太史公日”部分和《太史公自序》中相关材料的分析,探讨司马穰苴与《司马兵法》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出司马迁创作这篇传记的根本目的并非旨在为司马穰苴生平作传。而在于教导世人如何正确地去实践《司马兵法》。     

论司马谈对《史记》的贡献

司马谈担任太史令,产生了编写一部史书的理想,并开始着手史书的编写准备和写作工作,对司马迁创作和完成《史记》产生了极大影响,对《史记》的出现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司马谈,就很难有司马迁的《史记》。     

《史记·范雎列传》创作主旨新探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描写范雎"复仇"的故事,多有可疑之处,其中存在有司马迁加工创作的成分。"信威于强秦"是范雎传记重点描述的内容,其倾向和态度明显,集中体现了传记的创作主旨,并寄托着作者对辉煌人生的向往。     

《史记·佞幸列传》发覆

司马迁之所以只为汉代的佞幸之徒立传,主要因为他们多是皇帝的男宠,而西汉皇帝喜好“婉佞”男色的性取向,又直接导致了官场谄媚作风的滋长蔓延。作为这种风气的受害者,作为有良知的史学家,司马迁憎恶阿谀奉迎的官吏,憎恶以色侍主的佞幸,憎恶喜好男色的皇帝,自当是情理中事。因此,他要把那些佞幸之徒连同他们侍奉的君主刻到历史的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也就在所难免了。     

论《史记·列传》之编次

《史记》列传之编次问题,自司马贞始论之,其所疑者,在西南夷之安置,其他编章之顺序则未尝提及。然其所疑,千百载下,莫得其解。《太史公自序》自本纪以迄列传之缘由,详叙其始末,可以为一说。然所言乃概述著作内容,于承先启后之要素,未能提及,故论之者众,亦难释其疑。审司马迁于《太史公自序》中所言,与《序卦》体例相同,在世家中亦可见司马迁曾读《序卦》,故其序言或受《序卦》之影响。《序卦》将《周易》六十四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并在其间通过意义的引申排比,作为今本《周易》卦序之导言,于六十四卦之了解,有莫大帮助。司马迁作自序,其体例与《序卦》同,皆是以陈一篇之旨,故其编次顺序,亦可由列传诸篇中得之。遍览七十篇列传,顺序似无固定法则,然自时间编排看,而得其要旨;复审其文,则可以知太史公当有编排之内在理路,而非"随得随编"。故于七十列传中,寻其连续之因,以申相继之理,得知在时序之外,或有以学风近似而相续之;或有事迹同类则串连之;或有处事相涉便贯通之;或有地域相近似故序列之。是皆可以见史公编排之妙趣,文中析七十篇,以察编次之理,试考史公之旨,以成一说。     

论《史记·李将军列传》的虚美

《李将军列传》是司马迁《史记》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传记名文。实际上,这位深受后人尊敬的李将军,有名将 之称而无良将之实。准确地说,李广是一个怀有精湛武功与异常勇敢的冲锋陷阵的个体性的勇士,而并没有指挥千 军万马、攻城破敌的大将之才。这一位“饮食与士卒共之”的李将军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一个仁德之将。李广为右北 平太守的几年,正当汉武帝发起的反击匈奴的河南、漠南之战的数年间．在这次战役中,李广几乎自始至终不在主战 场上。李广担任的是固守右北平,牵制匈奴军力,策应主力作战的作用。     

《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地域文化观

《史记·货殖列传》历来颇受学者关注,其研究篇目"居《史记》各篇研究之首"[1]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方面的阐释,着眼于地域文化展开深入研究的前人亦有所涉及,但成文时间较早,且多为地域考证方面的研究。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史记》及司马迁创作精神的认识,从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经济基础对地域文化的影响、变化的地域文化以及大经济区划中的小经济区划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论司马迁的商业经营思想——以《史记·货殖列传》为例

本文通过对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的梳理,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分析了《货殖列传》中典型人物的经营方式,并由一个个的具体故事探索司马迁的商业经营思想,研究司马迁的一些经济观点和主张。     

《史记》民族列传史料来源考辨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民族列传,专门给周边民族及国外民族立传。为中国最早的一部民族通史,亦是正史民族列传的滥觞。因史料翔实可信,是研究先秦秦汉民族史的最基本史料。因此对其史料的来源进行分析、考辨,对民族史及《史记》研究有重大作用。其史料来源主要有：一、“绌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二、游历访问、实地调查;三、使节、商人、各族归附人提供的材料;四、各族相关的实物等途径。     

司马迁笔下的叔孙通--以《史记·叔孙通列传》为中心

对于叔孙通这个历史人物,后世学者的评价历来存在分歧,如仅以道德判断去衡量,则未免偏颇.通过分析司马迁笔下叔孙通的性格,兼顾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可以发现其性格的缺陷和制礼的副作用,通过人性的角度也看到其为政的智慧和功劳.     

论《史记·酷吏列传》的叙事方式

《史记·酷吏列传》的叙事结构独具特色,它具体表现为:一、司马迁正确处理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使文章详略得当;二、《酷吏列传》的外形结构酷似一传,其中的纹理特征又包含有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     

浅谈《史记·滑稽列传》

本文对《滑稽列传》中幽默手法的运用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对滑稽一词的来源、古意及今意、内涵和外延给予了细致梳理 ,归纳出了滑稽属幽默的艺术范畴。同时对滑稽的表现手法在具体言行中的幽默表现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从而阐明了滑稽这一概念与幽默之间的关系 ,总结了幽默艺术在《滑稽列传》中的作用、影响及其艺术魅力     

论《史记》取材于《诗》

司马迁在写殷周春秋史时多取材于《诗经》。他当时所采用的《诗经》读本是《鲁诗》,《鲁诗》不仅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古时期史料不足的缺陷,而且还给司马迁评价历史提供了经典依据。     

从《史记·酷吏列传》看司马迁内心的矛盾与困惑

《酷吏列传》是《史记》中的一篇史传杰作,他真实而深刻地反映汉代的严刑峻法,对汉初时的酷吏进行了“实录”。透过司马迁对酷吏们较为客观和冷静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中蕴涵着司马迁内心的矛盾与困惑。司马迁的这种心理并不是自觉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而是面对当时社会的严酷统治,隐含在他的文章中的。     

论《史记》中的“宣汉”思想

《史记》中体现了司马迁强烈的宣扬汉德之情。这在《史记》表明著史目的的自序和其他篇章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达。“宣汉”思想是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愿和对史索职责更深层认识的结果。是史学实录精神的要求，也是他内在思想的逻辑旨归和进步史观的必然结论．     

《史记》合传论

司马迁在安排史记中合传时匠心独运,耐人寻味。他不只是对历史纯客观的描述,同时也加入自己颇多创见,新人耳目。《史记》中,合传占了30篇,约占全部列传的43％。在组织行文上,作者亦是用心良苦．采用不同手法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史记·李将军列传》的选材特色

《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曾被梁启超列为《史记》十大文学名篇之一。李广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著名将领,他戎马一生,为西汉王朝立下了辉煌功勋。司马迁写作《李将军列传》的意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描述李广的军事才能、优秀品性和独特个性,塑造出“飞将军”的鲜明形象。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史记》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本文从十个方面论述了《史记》的讽刺艺术。     

论《史记》中的“梦”

《史记》中的做“梦”者,均为贵族,他们的梦,展示了错综复杂的宫廷争夺储君的斗争,暗示了政治权力的走向,反映了时代的思想局限。司马迁笔下的“梦”,力避暴力和诡秘,大多平和而富有寓意。“梦”是司马迁写人的一个有力工具。     

司马迁《史记》创作动因论 --从《太史公自序》说起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是多方面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终极目的，也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动因。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直接动因是为了“事亲”、“事君”、“立身”而“以显父母”、扬名天下。本文试从司马迁“事亲”、“事君”、“立身”三方面来谈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