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视域下政府治理职能的让渡与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深入,以公民社会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蓬勃发展,并对政府治理模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公民社会内在的价值意蕴,使政府治理职能的应然价值目标被确立,这种耦合更多地促进了现代社会政府治理进程中职能的让渡与回归,有利于建构公民、社会、政府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推进政治进步与社会发展。     

美国城市社区治理及其启示

美国的社区治理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公民自治的典型形态,它主要不是依赖政府,而是依赖社区公民、公共服务企业以及公共服务组织的参与.美国社区治理表现出了社区治理民主化、社区治理组织化、杜区权力多元化的特征.对美国社区治理的考察为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提供了经验.那就是,中国社区治理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角色、培养现代公民和发展成熟的公民社会.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政府与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合作治理,这是一种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回归社会,让社会和公民实现自我管理,也即社会自治。政府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机制,创新社会自治方式,实现政府与公民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最终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教育治理中的教育善治

由于政府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以及教育管理市场化取向的弊端与无能,教育治理应运而生,概括地说,治理是基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双重失灵"的前提下提出的,治理的主体仍然是政府,同时还有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等为共同的目标处理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善治是治理的直接目标,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是政府和公民社会的一种新关系,其管理过程目标就是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本文认为,要实现教育善治,就要从政府、社会、学校三个方面考虑,针对出现的问题采取与之对应的措施来促使教育善治目标的实现。     

网络化治理: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新模式

随着全球化、网络化、民主化的深入发展,以公私部门合作、营利和非营利机构广泛参与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社会治理模式应运而生。网络化治理符合公民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发展趋势,弥补了科层制政府治理的局限,推进了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因而,应深入分析网络化治理的基本特征以及我国行政体制建设中的不足之处,将网络化治理融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中,以网络化治理助力我国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治理的嬗变:历史、现状与展望

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经历了统治、管理、治理三个阶段。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中顶层推动、多元化的公民诉求、技术进步以及社会治理形势的倒逼为社会治理理念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受传统文化、既得利益集团、传统行政体制和社会组织发展薄弱的制约,当前社会治理实践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必须充分发挥现有的革新动力资源,通过观念更新、体制创新、方式创新,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有效化解当前社会治理创新的阻力,确立社会治理理念,优化地方政府发展环境。     

网络空间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及其路径选择

在"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分析框架下,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各自在网络空间的存在与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纵横交错的冲突和合作,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聚合体系.在参与治理这个聚合体系的过程中,各主体呈现出不同的"博弈者特性".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以私营部门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和以公民社会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分别对应着以主权国家法规为基础的制度建构、以契约为基础的制度建构以及以共识和协商一致为基础的制度建构过程.从利益相关度、权力和权威、合法性及治理成本四个方面衡量不同主体的博弈者特性,发现三个治理主体在不同层次治理议题上的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效率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主体主导的治理模式适应于不同层次的治理议题,协同治理形成了基于网络化时代源于多元权威和多重结构的新秩序形态.     

公民治理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行政困惑与发展对策

公民治理理论的兴起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缺陷的弥补,开辟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新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展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建设,提升了公民意识、培育了公民资格、拓展了公民参与,是对集中控制的专业主义行政模式弊端的部分消解。用公民治理理论审视我国的公共行政发展,克服效率悖论、信任缺失、公民参与形式化等公共行政困境,必须建构公民参与法律制度、完善公民与政府合作机制、培育积极而主动的公民参与意识、健全公民资格和参与路径,建立以公民为中心的政府形态和社会治理结构。     

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探析——以广东食品安全举报电话为例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民参与意识的觉醒,但新的社会问题的涌现、公民对于政治利益的要求都对当前的政治体系产生了压力,当今政府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出现无序化、非理性化的参与等现象,本文通过以广东食品安全举报电话为例对公民参与政府治理的有效性进行探析。     

“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

参与式治理,是指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参与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是参与式民主在治理中的运用.参与式治理在世界范围内的实施和推广,改善了当地的政治生态,提升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促进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者通过对参与式治理的全面考察,认为参与式治理对中国的"治道变革"和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参与式治理作为一个"决策框架",有利于政府自身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有助于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塑造"良好公民";参与式治理从地方和基层入手的实践本质也给出了我们治理创新的方向.     

中国地方治理中的政府与社会

地方治理理论强调地方政府、社会与市场组织和公民自组织的良好合作,具有十分明显的西方社会话语特征,但在我国特殊的历史务件和体制环境中,地方治理更倾向于强势一方的地方政府的治理,形成了强政府治理的苏南模式和市场先行、社会参与的浙江模式两种典型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反映了西方话语特征的地方治理理论在中国有其自身的适应和发展空间,具有明显的地方政府主导色彩,社会的参与治理也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推进。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主导与推进。使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正朝向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深化服务理念和由“善政”走向“善治”的趋势变革。     

中国公立高校治理中的社会参与

中国公立高校的治理机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体现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特征,较少社会参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以及近年来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面临的新形势,都要求高等学校治理中必须要有社会参与。为此,政府应转变职能,改变角色定位;吸收社会力量参与政府决策及管理;大力发展和完善各种教育中介组织,发挥其在高等教育管理中的中介及协调作用;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高校决策、管理的新形式,加强高校与企业、行业部门的合作关系;高等学校应建立广泛的社会监督、信息公开制度,加强社会监督。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

风险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征和理解世界的无所不包的背景.风险社会的根本选择在于风险治理.应尽快将风险治理纳入议程,在政府和全社会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和保障条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最终实现风险善治.     

转型经济视角下政府治理及体制性约束

转型经济研究为分析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经济转型与政府治理变革是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两个基本变量。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都受制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体制性约束。1978年以来由计划向市场的经济转型既是政府治理变革的后果．又构成后者最根本的驱动力。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政府应适时地调整治理理念,协调合法性与合理性、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构有效政府,实现社会和谐、可持续的发展。同时,政府治理也面临一系列体制性约束因素。     

公民社会与政府善治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是政府行政理念和模式变革的强大动力，极大地影响着政府行政范式的变革，政府善治便应运而生。     

公司治理结构法律化的理论逻辑

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化体现了以下创制理念：采用可选择并联耦合系统以保证其可靠性,组成网络状结构以实现其均衡性,创设整合型团体以促进其稳定性,建构本土化模型以保证其适宜性。以上创制理念分别体现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救济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和创新机制。     

公共精神与政府善治的建立

公共精神是政府善治建立的精神支撑和内在动力,公共精神的孕育要以政府善治的实现为根基。在当前我国推进政府善治的过程中,必须在政府和社会两个方面都树立起足够的公共精神．这需要我们在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传统及西方公私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国家相关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并努力加强公民教育和培育公民社会。     

无为而治：大学治理应有之准则

进入大众化阶段的我国高教,目前正处在一个问题诸多,饱受质疑的时期,这与政府主管部门的过度管理、大学内功利性管理等不当方式有很大关系,应借鉴“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精髓进行大学治理。作为政府和社会,应积极履行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作为大学内部,应依据大学组织特性,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充分强化教师和基层办学单位在教学、科研等方面的主体性,构建大学自治、自主发展机制。     

政府治理模式的演变路径与构建方略——基于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视角

我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改变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模式,从而促成了政府管理模式的深刻变迁。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经历了由统治型政府向管制型政府的嬗变,并将向善治型政府模式迈进。善治型政府模式模式的构建,离不开“积极公民”与“积极政府”的相互合作与共同努力。政府应致力于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大力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改革政府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