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花儿体系的确立及其概貌

河湟花儿是花儿三大体系之一。其词式独特,曲令众多,风格鲜明,影响至深至广。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特定的地理、历史背景,是河湟地区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果,也是该地区各族人民向着文化一体化方向前进的突出标志。因此,对河湟花儿体系的探讨,其所涉及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某些多民族共有的民歌品种及其规律的认识。河湟花儿发源于甘肃和青海交界的黄河、湟水流域,这里山川壮丽,民族众多,是一极有特色的历史文化区。自古以来,众多民族的历史在这里展演,不同族属的文化在这里交     

浅谈河湟"花儿"的艺术魅力及其保护与发展

河湟“花儿”具有较高的生态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由于河湟“花儿”艺术依然保持着古朴原始的风貌,从中体现了青海各民族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从文化学角度看,河湟“花儿”艺术积淀厚重,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它凝聚着青海各民族群众的理想与感情,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对河湟“花儿”应予以充分地保护与发展,使之成为西部民歌中的标志性艺术精品。     

青海河湟宴席曲音乐特点分析

宴席曲是青海河湟地区除山歌类的“花儿”以外的小调类民歌形式,它是青海河湟地区交通融汇、民族聚集的地理、民俗环境下产生和成熟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的民间艺术。作为表现多种复杂内容和感情的民歌艺术,青海河湟宴席曲在曲目和自身音乐特质上具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论河湟言情“少年”的高尚情操

“花儿”,河湟地区惯称“少年”。是一种富有民族性、地方性和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山歌。“花儿”的分布地区,从河湟上游到皋兰腹地,从陇山之西到贺兰山下,风靡于西北高原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早已成为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及部分农业区或农牧交错区藏、蒙古等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支柱。这种山歌之所以叫“少年”或“花儿”,正是崭新的、欣欣向荣的、光     

古代河湟区域文化溯源

河湟区域从文化角度界定,范围包括黄河上游九曲之地和青海境内湟水谷地、甘青交界地区及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环境赋予河湟文化游牧与农耕两种文化形态并存的原始特征。这两种文化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四次文化汇合,实现了河湟区域文化的总体整合,体现了多元汇聚的历史机缘。     

河湟"花儿"艺术略谈

河湟“花儿”体现了青海各民族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凝聚着青海各民族群众的理想与感情，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     

河湟文化圈的形成历史与特征

在历史的演进中河湟地区作为中原与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等各族文化建构出河湟文化多元鼎立与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多元性文化维护了河湟地区的社会稳定，加强了民族文化认同，促进了河湟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进步，最终也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同时创造了河湟地区丰富多彩的人文地理景观。     

魏晋十六国经略河湟探赜

河湟地区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和交通的战略要地,历来被各朝所重视。曹魏西晋在两汉经营基础上采取稳定河湟、安抚诸羌的政策,一方面承袭东汉的郡县体制,在河湟地区设置西平郡;另一方面以护羌校尉节制安抚河湟诸羌。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汉、鲜卑、氐、羌和卢水胡部族建立的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秦、北凉等诸政权相继深入河湟展开经营进行角逐,并随着河湟地区复杂的民族形势以及十六国各政权间的战和关系变化而不断调整改变经营策略和方式,各政权在河湟地区定都城、置郡县、设护军,发展经济和农业,传承传播中原政治文化制度,开发建设河湟,更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青海“花儿”和“拉伊”整体结构形式的对比分析

青海“花儿”和“拉伊”是劳动人民即兴口头创作的智慧结晶,更是人类无形的文化遗产和稀有瑰宝。本文通过比较二者的整体结构形式,挖掘出其内容和形式上的特殊魅力,从而对更加深入地研究其中的一种民歌提供更为立体的认识作用。     

青海河湟地区民族和谐相处典型案例调查

河湟地区是我国西部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共存、多种宗教信仰共生的民族大走廊。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生活在这一流域的汉族、藏族、回族、土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各族群众相互依存、互补共生、共同发展,形成了多元文化和谐相处、“和而不同”的文化格局。本文以河湟地区“家西番”藏族和“卡力岗”回族的文化现象为例,分析该地区多民族文化相互融合、涵化的现实方式,了解不同民族在交往互动中,如何在保持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借鉴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因子,使自己的文化长期稳态延续。同时,也尝试着解读青海河湟地区不同文化和谐相处的内在机制,为民族文化和谐相处提供了实际生动的案例。     

谈《乌古斯可汗传说》的原始宗教意象

在古代维吾尔英雄长诗《鸟古斯可汗传说》中,众多的宗教文化意象参与了长诗文本的建构。本文从“日”、“月”“星辰”“水”、“树”“火”等原始自然宗教意象和“狼”等图腾意象进行文化解读和评析,并探索了“民间”作家借助于民俗事象和宗教典故建构传说的传统审美意境,寄托文本的审美认识、文化意蕴。     

松鸣岩花儿会与二郎山花儿会比较之研究

通过对自己曾经亲临现场的松鸣岩花儿会和二郎山花儿会的具体描述,分别从两大花儿会所处的地理位置、花儿隶属类别、花儿会所演唱的内容及花儿令等方面进行比较,从而归纳出河湟花儿与洮岷花儿的区别。并相应地提出了自己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点及建议,有一定的针对性。     

生命意识的颂扬与群族意识的重建——“仰阿莎”电视文学剧本改编的文化解读

《仰阿莎》是流传在贵州黔东南地区一部苗族古歌,21世纪初被改编为电视文学剧本,从苗族地区的民间传唱成为流向全国的文学剧本。改编者将祖先传承的具有独特民族语言与文化的口传文学通过文学的手段进行改编、重组,不仅对本民族的生命意识进行热情的颂扬,同时通过对很多苗族文化“碎片”进行重新整合,重建自己的群族意识,并在现代社会构建起自己的族群文化体系．     

鄂尔多斯文化旅游创意产业论

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是以文化和创造力为核心,应用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提供附加值高、体验与参与性强的创意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企业、组织、活动等要素的集合。发展文化旅游创意产业,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部尔多斯旅游业发展的战略选择。鄂尔多斯具备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优越条件,可形成“成吉思汗文化”、“沙漠文化”、“蒙古风情文化”三大旅游创意产业集群。另外,节庆民俗模式与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模式是适宜于鄂尔多斯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的运作模式,需要深入研究。     

“花儿”修辞文本的心理学解读

"花儿"不仅注重言语符号本身的建构,更注重这种话语形式所产生的表达效果,透过这种修辞文本往往可以窥见其深层情感的体悟等。使用人本主义层次理论、格式塔异质同构理论、心理补偿功能与机制等心理学理论,解读"花儿"修辞文本,发现"花儿"修辞文本表现心理世界,心理世界影响"花儿"修辞文本。     

从翻译的“文化转向”看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自觉

对外汉语教学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与第一语言的教学过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需要进行跨文化与跨语际的交流。这一特点决定了对外汉语教学是一种＂翻译＂实践。近年来翻译学科的＂文化转向＂尤其是有关＂翻译政治＂的讨论,势必对对外汉语学科的自我认同与自我理解产生重要的启示。能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形成一种文化自觉,将对外汉语教学理解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手段,已成为决定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成败的关键。     

青海河湟地区民间射箭体育产业化发展初探

大力推动民间射箭体育产业化发展对于河湟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实地调研法,在系统梳理河湟地区民间射箭特征的基础上,对河湟地区民间射箭体育产业化发展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促进民间射箭体育产业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巴人吹鼓乐舞“翻山铰子”探究

“翻山铰子”是继承了巴人音乐文化特色的民间乐舞,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文章结合笔者亲身情感体验,从文化渊源、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等方面对“翻山饺子”进行论述,并对“翻山铰子”的基本特点予以简要论述。为弘扬处于濒危局面的古老艺术略尽绵薄之力。     

论“龙虎道乐”的二律辩证思维

从兴国州域龙虎道教音乐与民俗形态切入,以“龙虎道乐”中的五大声腔为依据,全面考察该乐种“阴阳”二律的辩证思维方法。     

试论龙舟竞渡文化的精神内涵

龙舟竞渡习俗作为中华民族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其影响之大,分布之广,持续之久,凝聚力之强,在中国民俗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对龙舟竞渡习俗有着共同的神灵信仰、审美情趣和民族文化认同。它所反映出的团结协作精神、拼搏争先精神正是当今中华民族所应该弘扬与培育的一种民族精神。我们认为深入开掘龙舟竞渡习俗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唤醒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提升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对于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