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流动人口特征和源汇格局

根据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安徽省流出人口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职业行业类型、收入水平等特征,以及流出人口的来源地和汇入地的分布格局。研究发现:流出人口年龄结构以青壮年劳动适龄人口为主,呈现受教育水平偏低、以常年在外的跨省流动为主等特征;流动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且多以家庭为单位集体流动,家庭平均收入在中低收入水平,从事行业分布大多在二、三产业,以中低端商业服务业为主要行业。从流动人口的来源地和汇入地格局来看,流出人口主要来源于安徽皖北地区和皖中地区;安徽省周边的江浙沪地区为流出人口的主要汇入地,而且这些地区中流出人口集聚程度高,从事行业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为辅,其中东南沿海地区务工人员劳务合同签订占比最高,工作生活更有保障。随着安徽省发展战略的调整,安徽省流出人口将逐步减少,而省内流动人口将会有所增加,整体上将呈现人口回流趋势,政府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合理引导流动人口实现安居乐业。     

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与机制研究——基于三明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近年来,人口流动成为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因素。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三明市流动人口的特征,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主要呈现规模增长、分布“就近、就镇、就富”规律、以男性及青壮年、以中小学文化程度流动人口占主体等特征,运用“推拉理论”进一步研究迁移流动的形成机制,从而提出引导人口迁移流动的对策建议。     

3～6岁流动儿童问题行为成因及解决对策的研究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如今流动人口以家庭形式进入大中城市的人数越来越多,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流动人口家庭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批的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而且越来越多的儿童就出生在流人地的城市中。流动儿童成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教育逐渐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变迁及其特点

对我国建国以来流动人口家庭变迁的基本形式、形成的时代背景及其特点作了梗概式分析,概括出中国特色的流动人口家庭变迁的几种模式。在此基础上利用最新的实证调查数据,对现阶段流动人口家庭变迁的基本诉求给出比较准确的展示,对今后10年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变迁的流动总量、流动方向、流动距离、流动有序化等做出粗线条的勾勒。     

中部地区人口流动家庭化和社会融合状况研究——以河南为例

流动人口的家庭化和社会融合是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家庭化程度与社会融合程度成正比。本文利用河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专项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家庭化程度、影响家庭化程度的因素、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流动家庭的家庭结构类型比较单一,实际上就是单人家庭、核心家庭和一对夫妇户等三种形式。从家庭数量看,本质是家庭的占流动家庭的一半以上,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程度还比较低。在流动人口逐渐趋于家庭化和长期化的同时,流动人口以低层次的非正规就业为主,居住以租房为主,社会交往以原有亲朋网络为主,社会保障以原有保障为主,社会融合的程度处于较低水平。     

超大城市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及其调控策略研究——以上海为例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城市化进程加速、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改变,老年人流动行为愈发流行并成为超大城市的新现象,然而老年人不断集聚于超大城市,也对超大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养老服务与公共管理等带来巨大挑战。主要根据2018年上海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和空间分析法,以上海为例,深入挖掘新时期中国超大城市老年流动人口的多维特征,可以揭示流动老人集聚引发的新问题,提出老年流动人口治理与调控的应对策略,可以为其他超大城市乃至全国老年流动人口管理及应对老龄化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发现,从2010年起,上海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总体规模开始同步放缓增长,而老年流动人口的数量却呈上升趋势;流动老人呈“四低一高一近”特征,即低龄、低学历、性别比偏低、社保就地报销率低,且以非农户口为主、女性丧偶率较高、长三角就近流动为主,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且男性普遍高于女性,非农老人学历远高于农业老人。针对上海老年流动人口的新特征与新问题,应依据“流动的公共性”治理理念,建立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背景下上海老年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多项公共管理与服务优化策略。     

角色扮演视角下流动儿童社会化问题探析

流动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和举家齐迁使得流动儿童的规模逐年递增,流动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扮演各种角色时产生了许多问题从而影响其综合成长,这些问题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应该针对问题采取哪些相应措施,都是现阶段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从米德的角色扮演理论出发,对流动儿童社会化问题进行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对银川市民族关系的影响——以银川市兴庆区为例

银川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村青壮年人口;人口的流入以本区、邻近省份为主;人口的流出则遍布全国,相对比较集中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城市;流动人口主要以务工经商为主,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流动人口聚居区一般处在城乡结合部.政府应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与管理,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维护城市社会稳定.     

我国人口的新问题

1.流动人口问题 中国正在经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人摆脱以往的户籍束缚,到外地工作和生活.中国目前流动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5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10.流动人口当中80%以上是农民工,鉴于现阶段中国国情和人口发展趋势,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流动现象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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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基础数据分析表明,目前全国有流动人口12,107万,其中跨省流动4,242万人。在人口跨省流动中,川皖湘赣豫鄂六省占流出人口的近六成。其中,四川省外出流动人口规模最大,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16.4%,接近700万。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活跃市场经济的生力军。从当前全国流动人口的流向来看,主要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流动人口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为主。在全国12,107万的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4,242万人,占35％;而省内流动的有7,865万人,占65％。二是省际流动,主要是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4,242万省     

从经济关照到政治回应——基于流动人口对城市教育服务满意度调查的研究

本研究是在《北京市基础教育公平满意度指数》课题基础上,对其中流动人口对城市教育服务满意度调查结果所做的更深入的质性探究结果。当下,在以公立学校为整群抽样对象的相关研究中,不能简单将人口学变量中非北京户籍的测量结果直接推及流动人口总体,调查所得有关流动人口的教育满意度也并不能代表流动人口整体的满意度水平。满意度是一个相对概念,调查中流动人口表现出的高满意度与其低期望值相关,背后的基本事实是流动人口群体长期以来低水平教育资源的获得、平等教育机会的缺乏,以及流动人口作为城市中异乡人"、流浪者"的特殊存在,以致其从身份、符号系统以及相关权利享有上与城市居民区隔的现实。推动流动人口真正城市化、实现社会融合、促进社会和谐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但如何推动和促进,本研究认为单纯经济层面的帮扶和关照不足以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政策应从政治正义层面给予实质性回应。     

新户籍制度视域下人口城镇化的现实路径探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文章从新刻籍制度视角出发探讨我国人口城镇化现实路径问题,认为降低农民工的＂市民待遇＂门槛、破除农民工流动性就业的难题、促进城市人口与外来人口相互认同、建设包容型性城市文化并形成合力,以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将有效化解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实现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促进社会和谐。     

零工经济对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影响

在互联网技术的助推下,零工经济应运而生。零工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就业模式,兼具传统零工模式和“互联网+零工”的特征,具有增加就业的巨大潜力。农业转移人口是市场经济的“轻步兵”,是国家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重要群体,他们的就业问题关系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是民生之本。面对零工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政府、互联网平台和农业转移人口个人三方应共同努力,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权益,使未来的就业形势向稳、向好发展。     

人口空心化背景下农村教育：挑战与对策

农村人口空心化和人口城市化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两个并行不可逆转的趋势,对现阶段的农村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农村建设者流失,乡村文化传承面临困境,农村教育结构不合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留守儿童教育等五方面的问题。为此,建立面向城乡协调发展的农村教育体系和农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保障机制,乡村文化重建是应对挑战的主要对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的迁徙决策会产生重大影响,而同时农民工回流的决策对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推进有着重要意义。文章运用“推一拉”理论的思想以“城（流出地）一城（流入地）”为分析框架,利用对曾在外打工的回到江西省内工业园务工农民工的调查结果,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能否在城市稳定体面的生活是农民工回流决策的决定因素,户籍制度反而没有政府想象的那么重要。发达地区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日常生活成本及处于城市底层的就职状态促使外出农民工选择回到原流出地就近就业。     

乡村“半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形象研究

乡村“半城市化”既是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生活现状的描述,更是对城乡分立背景下乡村和农民工未来发展的展望.乡村“半城市化”开始在乡村“家园”空间变革、行为方式变化以及基础设施更新等方面有所表现,不过在公共服务设施、组织化程度、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还有待加强.乡村“半城市化”不仅对于消除城市农民工暴力、维护社会安定有其现实功能,而且对于城乡区域结构优化具有长远的意义.     

The marginality of migrant children in the urban Chinese educational system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issues of the educational marginality of migrant children in urban settings in two cities in China. The numbers of urban migrants exceed 100 million and are growing as China modernizes. This is creating tensions between residents and recent arrivals who lack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and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As a result, migrant children often attend informal, private and usually unregulated schools of low quality organized by their communities. These tend to reinforc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reproduce marginality across the generations. The paper argues that state failure to provide basic education risks a growing divide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ecent migrants that has social consequences that must be addressed to remove discriminatory practices and resolve potential conflicts between hosts and migrant communities.     

A Critique of Modern Education,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East

The population of urban migran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received little specific notice within the field of adult education, although, because of its size and importance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much of the world, this group deserves significant attention. Examination of urban migrants as learners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 for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that support developing their creative potential, building on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strengths. Two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tivation and learning needs of urban migrants stand out. Firs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relating to personality or motivation somehow differentiate migrants from non‐migrants, beyond generalized economic or macro‐level factors that affect migration decisions. On the other hand, it appears that group learning processes that incorpor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members and build on their networks, motivation, and coping skills, are particularly effective. Both of these aspects are important in identifying appropriat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that stimulate the positive potential of this group. This paper examines evidence related to the demographic and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rban migrant popul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 these relate to the learning tasks facing this group,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successful adult education programmes. In addition, th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implications for broader policies design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role that communities of urban migrants can play, within a more participative development approach.     

农民工医疗保障现有模式分析与制度创新

我国已基本建立健全了城镇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和农村人口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但是农民工的现存医疗保障体系还存在制度层面的缺陷,人数多达2亿的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在对现有农民工医疗保障三种模式分析基础之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医疗保障的创新方案——属地专用账户。     

“两型”社会视野下农民工的道德融入与社区支持

“融入”应该说是世界各国均会遇到的共同性问题,“城市融入”这一范畴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融入”,强调农民工发生了空间迁移,由农村迁入到了城市,是对城市属性的选择性适应。而道德融入是一种社会层面的“融入”,强调农民工在道德层面的城市融入,是对城市道德属性的选择性适应。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大量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不仅仅是农村人口的空间位移、户口变迁和职业转换．而是现代化意义上的“文化移民”。促进“两型”社会建设进程中的农民工道德融入。对于促进农民市民化角色转换的顺利进行,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将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社区作为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与纽带,是社会的“具体而微”。加强社区建设,对于实现农民工道德融入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而农民工在道德融入过程中遭遇到了来自社区的阻力,出现道德融入“受阻”现象,为农民工道德融入提供社区支持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从社区建设维度探讨重构农民工道德融入的社区支持网络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