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蹻入滇与庄豪入滇非一事辨

战国时期楚将庄蹻入滇事件与庄豪入滇事件自来被当成一回事。通过深入、细致地辨析相关历史文献材料,庄蹻入滇与庄豪入滇应为二事,所涉人物庄蹻、庄豪并非一人;庄蹻入滇事件的发生时间在楚威王时,不能改为楚顷襄王时;庄蹻入滇路线之“循江上”完全不同于庄豪入滇路线之“从沅水”,庄蹻途经的楚黔中郡也与庄豪所伐之夜郎国没有关系;庄蹻入滇实为入蜀,庄豪入滇实为入夜郎。     

关于“滇”的新解

关于“滇池”及“滇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的《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跷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本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以其众王滇,变眼从其俗,以长之”。     

“庄蹻王滇”新议

"庄蹻王滇"传说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是考察西南边疆族群起源的必征史料之一。然而作为史料,"庄蹻王滇"存在着众多难以诠解的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历代史书在承袭其基本框架的同时也在不断对之进行改写,自唐代始即有史家对其可信度提出质疑。洎乎当代,"庄蹻王滇"依然是一桩聚讼不休的史学悬案,甚至有学者根据文献研究和考古发掘的新近成果对其史学价值作出了基本否定的结论。如果我们把观照视野从历史文本的实在性转移到其话语性,未始不能在这则漏洞百出的史料中发现某些新的知识生长点。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庄蹻王滇"的真实性或许是值得怀疑的,但它却相当真实地折射出特定时代不同族群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华夏族群在华夏中心主义观念的潜在支配下对于边疆族群起源的历史想像。     

试论古滇王国主体民族之族属问题

楚将庄蹻进云南,缔造古滇王国,是我国历史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1975年,云南《思想战线》组稿讨论,许多专家学者撰文商榷,发表10多篇文章,今云南出版的地方史志、图书资料,仍然说古滇王国是庄蹻建立的国家。但是,古滇王国主体民族——滇族的族属问题,众说纷纭,成了滇文化之谜。本文认为滇族和苗族先民有密切联系,试从以下四方面说明,以求行家指教。 一、庄蹻和苗族先民之关系 庄蹻出自楚国。曾出仕楚国之荀况《议兵篇》曰:“楚……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国乃“蛮夷”之邦。《史记·楚世家》载,     

再论"滇"名称的来历及其演变

关于"滇"的来历,历代学者众说纷纭.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详细地论证了"滇"的来历及其演变,并首次提出了最早使用"滇"字来记录云南的人是司马迁.     

滇越边境跨境民族生计历谱识察——云南河口瑶山乡蓝靛瑶个案

古代帝国制度的更变使中国瑶族的经济生活模式呈现出从＂走＂到＂留＂的历谱。云南瑶族祖源于桂、黔两地。初入云南的瑶族与原生地民族表达和获取经济及生活资源的进程中,因自身群体的弱势性而缺失了维系生存所需的经济背景,被迫移走滇越边境深山僻野,延续着传统的游耕生活。国家边疆制度的设计,使滇越边境瑶族过上留居的新生活。然而,瑶族传统生计模式被改造的同时,物质理性的经济意识也逐渐占据并成为瑶族的主体性意识,滇越边境瑶区新的忧虑相伴而生。     

试论抢救滇东北彝族上层史学资料的必要性

在概要滇东北地区彝族上层社会地域政治关系变迁的基础上对近代滇东北地区彝族上层社会围绕着血缘、地缘、业缘、族缘等关系以及相互间开展的各项活动进行分析,认为近代人士对近代滇东北彝族上层社会的研究尚存在很大不足和研究成果的＂失真＂,当代学者也由于研究资料的不充分而导致研究过程和层次的不够深入,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时段进行资料弥补,并提出开展紧急抢救这一文史资料的紧迫性。     

论方孝标的人文地理游记《滇游纪行》

方孝标是清代文字狱＂《南山集》案＂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其书被清廷禁毁。他在康熙九年去云贵时写的《滇游纪行》上下两卷,是继陆游《入蜀记》后又一长篇人文地理游记。此游记记录了由金陵出发,经长江、洞庭湖、沅江到达浦市,然后辗转于云贵高原的地理行进路线;描绘了宽阔的长江流域、水道纵横的沅江水域和滇黔古驿道奇特壮丽的自然风景,同时还记录下沿途历史人文遗迹以及明末动乱后的百姓生态。本文从與地、文学、人文三个方面考察方氏《滇游纪行》的内容和价值。     

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之辨析

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在云南古代史上占有很高的历史地位,研究辩析哀牢国与滇国、滇越国的关系,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哀牢国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试论滇人服饰中“尾饰”的文化内涵

西南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尾饰＂在其本民族的文化心理中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这与他们的原始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试从几个比较典型的民族的服饰出发,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探讨了滇人服饰中＂尾饰＂的文化内涵和特殊的审美意蕴。     

司马相如之沾溉滇文人探考

传世典籍对蜀地发达纺织业的记载与滇地出土器物对大型纺织场面的显示,大大增强了《西京杂记》所记司马相如以“合綦组”、“列锦绣”作比,晓谕盛览作赋之法的合理性与可信度。再加之《滇略》“大抵本图经旧文”、“引据有征”,以及《史记》曾有对司马相如作桥于孙水的记载,张叔至若水从司马相如受经之事也是大体可信的。由此,司马相如于汉文化对滇云地区浸染过程中是有桥接之力的。     

从《通典·乐典》、《通志·乐略》之比较看杜郑不同的音乐美学思想

摘要:《通典·乐典》与《通志·乐略》是我国历史上产生较早的两部音乐通史,对中国音乐通史的编撰具有开创之功。由于杜佑与郑樵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使两人在编撰方法和材料取舍上各有侧重,鲜明地体现出两人不同的音乐美学思想。     

清代滇东南的主要民族与民族关系

本文根据有关史实对清代滇东南[1]的民族构成、民族分布和民族关系作了总括性的论述,指出到清末在滇东南基本形成了以壮族为主体的、以汉族为大多数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分布格局;在民族关系上,滇东南各族关系融洽,经济联系紧密,商品交换频繁。在语言、风俗习惯方面,各族相互影响和交融。滇东南各族互相往来,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从“滇”文化看“滇”的族属

“滇”的族属问题是云南民族史研究中的基础课题,至今仍然争论不息。通过利用大量考古学资料,采用考据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滇”文化的发展过程和特征、氐羌族群南迁的时间几个方面考证,“滇”应是滇池地区的土著居民,同时用反证法否定了“滇”为“越”、“僚”等观点。     

《史记·伍子胥列传》复仇观的价值特点

伍子胥复仇是中国古代众多的复仇故事中情节最为波澜壮阔的复仇故事之一。就目前可见到的材料看,记录其事的典籍很多,而且基本上都对其矢志复仇之事进行了歌咏或演绎,使得这一故事历久弥新,长盛不衰。其中,司马迁的《史记·伍子胥列传》在该故事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第一次将伍子胥故事的整体脉络梳理清楚了,更在情节增删中体现了赞美复仇的情感倾向,并且在其实现复仇过程的描写中渗透了司马迁本人特有的观念和情感取向。     

试论明代会典的纂修

《明会典》的纂修始于弘治，校订、刊行于正德，嘉靖间两次续修，万历间重修成定本。其体例远源《周礼》，近取《诸司职掌》，经历了模仿、沿袭与创新的过程。其纂修主要由史馆承担，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朝廷颁降之书、各衙门的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以及历朝《实录》。刊行后，成为明代的大经大法，不仅在明代为百司所遵、万民所奉，而且在清初一度被奉为处理政事的政典，更成为清修会典的重要参考。     

民国时期松江青浦的地租减免惯例与农村社会经济秩序——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典于记”租册研究之一

本文对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地主收租组织"典于记"租册记载的松江青浦两县地租减免惯例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民国时期,"典于记"在松江青浦两县仍延续着清以来的地租减免惯例。具体有三种情况:一在农作物的年景收成上有所减免;二在农业的生产用地上有所减免;三在交纳地租的时间上有所减免。地租减免惯例在维持农村社会的经济生产秩序方面具有积极功能。具体说来:一是维护佃户再生产积极性;二是保证正常农业生产秩序;三是鼓励佃户及时交纳地租。     

《典论·论文》写作时间辨正

目前对《典论·论文》写作时间的论述 ,或轻易否定史料 ,或随便改动史料 ,或以严氏之误立论 ,因此都不能令人信服。比较《典论·论文》与《与吴质书》在内容上的联系 ,可以推知《典论·论文》作于建安二十三年二月三日之后不久。     

“一点点”与“一点儿”

“一点点”和“一点儿”,与一般的量词重叠相比,具有特殊性。通过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得出二者的具有三大组合能力,均以与名词搭配为主,但在各类中各有侧重;二者组合能力的差异引起语义的差异,均可形容量少或程度轻,但前者程度更深,且含有“许多”义和“逐一”义;语用上,陈述句中“一点点”主要表现为主观陈述：正陈述1和逆陈述2,“一点儿”侧重于客观陈述;祈使句中前者的语气更为柔和,后者也可在命令句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