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学说群性文化的本质特征

首次提出了用以考察文化本质的群性文化和个性文化两个概念.认定两千年作为中国文化理论形态的儒家学说属群性文化,道家学说属个性文化.在近二百年受到疑惑、批判、冷落的儒家学说,此前有过两千年被尊重和信奉的历史.当代西方学者看重道家,是因为西方一贯的个性文化与道家吻合;而且资本社会人的异化严重,欲以道家思想济其穷.儒家学说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当前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理当重新重视、继承儒家,亦可吸收道家文化.     

从儒学的宗教性看儒家的主体性思想及其现时代意义

关于儒学是否宗教以及儒学的宗教性问题的讨论是20世纪儒学发展史上量重大的事件之一。而儒学的宗教性问题，归根到底是个存有论问题，是儒学的存有的终极性和层次性问题。它同儒家主体性思想的关联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局于本体论层面的，主要表现在自我转化的终极性与存有的终极性、自我转化的无尽性与存有的层次性、自我超越的内在性与存有的终极性的内在关联上。这些关联一方面使儒家的主体性思想呈现出超越于西方主体性思想的面貌，从而对近代西方主体性学说的某些弊端有某种对治功能；另一方面，又使传统儒家的主体性思想总具有某些严重的局限，如“太过立体性”、“太过理想主义”以及社会归属的偏狭性等。相信当代儒家在同西方世界的积极对话中定能开展出一个更为健全的、具有普世性质的主体性学说来。     

论现代西方道德教育中宗教的作用

宗教是西方社会里影响最为广泛的意识形态之一。现代西方社会中,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教堂接受真、善、美的福音传播;在美国自称有宗教信仰的人高达百分之九十;西方青年一代的宗教观念也十分深厚。由此,宗教以这样广泛的人群基础全方位渗透进西方社会各个领域。其中,道德教育是受其影响较为深刻的一个领域。道德自产生以来就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有一段时间,道德教育被宗教教育所垄断,甚至是替代。因而,探究宗教对西方教育的作用很有必要。本文将以分析现代西方社会宗教发展的转变为起点,展开对现代西方道德教育中宗教作用表现的具体阐释,以此揭示其对中国道德教育发展所具有的启示作用。     

域外评论:早期儒家教育的历史内涵

在中国早期儒家中,孔子是举世公认的文化伟人,因此,在对中国早期儒家学说及其教育的研究中,孔子的学说及其教育范式自然构成了西方学者的重要关注点,并从不同的角度形成了不同的评价。这种讨论既基     

论儒家的超越性

西方和中国的一些学者一直认为,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缺陷。但这些学者所持的判定超越性的依据（如是否有一个人格神等）是纯西方的,因此缺乏合法性。超越性的源泉在于无限和神秘,儒家的＂天＂可以提供不逊色于任何一种宗教的超越性。     

论儒家的超越性

西方和中国的一些学者一直认为,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内在缺陷。但这些学者所持的判定超越性的依据（如是否有一个人格神等）是纯西方的,因此缺乏合法性。超越性的源泉在于无限和神秘,儒家的＂天＂可以提供不逊色于任何一种宗教的超越性。     

从宗教的影响看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性

本文在简单论述了中西方影响儿童文学的宗教种类 ,文学与文化、宗教相互之间的关系之后 ,重点在探讨儒教与基督教教义的差别对中西方儿童文学带来的差异性影响 :中国儿童文学中的爱有着明显的阶级等级区别 ,西方儿童文学的爱是笼统单纯的 ;中国儿童文学更注重反映对现实与现世的思考 ,而西方儿童文学重在对来生与永恒的歌颂与追求 ;中国儿童文学强调团结合作精神 ,看重群体价值和利益 ,西方儿童文学宣传独立自主 ,赞扬个体力量的发挥 ;中国儿童文学中充满儒家孝道、伦理观念 ,西方儿童文学中的人伦关系则更具自然色彩     

西方学者论朱熹及新儒家教育

从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研究的总体上看,由于侧重于对封建后期社会及其与东亚近现代社会发展的联系的分析,新儒家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无疑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其中,在对宋以来新儒家学说正统与非正统的划分中,朱熹的教育理想与实践受到特别     

小议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西方法律制度最初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宗教的产生和存在对法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而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法律与宗教的这种相依相辅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法律影响比较大的是儒家的礼法思想。西方的宗教思想与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对法律的影响造就了中西方传统法律的不同特点。     

儒家教学思想的人学批判

儒家学说自汉代以来便一直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由思想理论积淀和转化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其中蕴涵的人学观念深刻影响着我国现实的学校教学生活。本文拟从人学的角度对儒家教学思想予以审视和剖析。     

西汉帝王与帝王之学及经学之关系

西汉经走向朝廷与帝王重视儒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初承袭秦法,执行“以吏为师”的思想路线。到汉武帝时,儒学战胜于朝廷,开始显露出“以师为吏”的政治端倪。经学是汉代的帝王之学,以武帝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为分界线,经学显示朝廷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西汉帝王从经师受业自惠帝开始,武帝以后,经学成为官学,经师与帝王的关系空前密切。是时,经师任太子太傅或太子少傅为常职,昭帝时蔡义以人主师拜相,开西汉人主师为相的先例,此后,人主师为相遂成惯例。尊重经师,以经治国是西汉武帝以后政治的基本特点。     

略论儒家天人性命之学与释、道思想的历史关联

儒家自先秦开始,就有一套自己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是"天人性命之学"的滥觞。两汉之后,儒学发生了异化,这套"天人性命之学"渐渐被世人所淡忘,而佛、道二教却广为传播,长足发展,它们所发现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的思想成果,既刺激了儒家学者,又为儒学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想材料。宋明理学兴起之后,儒家学者借"他山之石",重新发掘儒家固有的生命智慧与心性哲学,使之发展成熟,蔚为大观。由此可见,文化思想的多元交融对于社会文明的前进和创新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苏轼与经学

北宋学者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探讨义理，苏轼亦如此。他解经特别注重经典的原义并突出个人的见解，并以长于议论、言简义明、机智雄辩、曲为譬喻和联系时世的阐述方式深为学者叹服。他的经学思想具有民本思想的性质，所以不为封建统治者所赏识，以致理学成为中国统治思想后，苏学的学术价值被埋没了。现在，当我们重新审视宋学的文化意义时，不难发现苏轼经学思想的光辉。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 ,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 ,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 ,或援用诗典 ,或化用诗意 ,或引用诗句 ,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 ,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 :既是政治的、经学的 ,也是诗学的、文学的 ;汉人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 ,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汉魏"浮华交会"释义

“浮华”之初义,源自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经济思维,后来扩大到社会认识的各个领域,演绎成为一种社会政治语言。“交会”一词,本源于先秦士人的“游宦”、“游仕”;西汉时儒学兴起,士人求师问学、周游四方,此后演绎为结党权门,交援求名之义。两者皆因有悖于经学传统与名教政治,而为绝对皇权所深恶,最后成为汉魏时期士风变化与思想演进之标识。     

略论汉王朝独尊儒术的原因

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这既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儒学独特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儒家学者的积极推动和汉武帝的偏好也起了重要作用。     

论早期玄学中儒学人性论的线索

儒学除了其系统的宇宙观之外,其独特的人性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先秦诸子谈论人性,都比较简单。到了汉代,学者们研究人性开始复杂,通过对人性的求真、求善、求美的研究,进而研究“古今之变,”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研究其“成败兴坏之理(”《汉书.司马迁传)》。到了魏晋玄学时,人性论却为之一变,但是如果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就不难发现,玄学与儒学的人性论却有着直接的联系。可以说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秦汉四百多年间的儒家思想原创力不足,但其人性论在整个思想史上的历史意义却很大,它不仅承前而且还启后。     

简论儒家思想在汉初的发展

儒家思想从汉初到武帝前经历过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先秦儒家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时期。虽然焚书坑儒给儒学造成了极大打击，但秦统治者并未完全放弃儒家思想，而且汉初的黄老思想中也渗透有很多儒家的观点。此外，儒学在民间的传承也从未中断。在这一时期，一些儒家学者积极地吸收其他学派的思想，使儒学适应了汉代现实政治的需要，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一切与儒家思想在汉初的积累是分不开的。     

经学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兼及“学科”问题

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自汉代独尊儒术,转而成为两千年的官方意识形态,规范和塑造了传统主流的生活样态.从清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渐,传统的价值系统遭到质疑,西方现代学科分类的引入以及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兴起,最终导致经学的消亡.经学是传统生活方式全体的结晶,经学消亡的结果隐含着民族身份缺失的问题.世运变迁,当下民族身份问题突显出来,传统与现代关系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问 题,遂有返本开新、重塑国人生活方式的倡导以及设立经学学科的呼声.无疑,设置经学学科有助于经学研究,但经学研究应保持其纯学术的立场,如此才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返本开新.这要求学者深入体会经典,形成既体现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能够接续传统的认识,并以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