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文化玉龙

红山文化玉龙发现数量较多,分为兽首龙、猪首龙和鸟首龙。红山文化玉龙造型为昂首、弯背、卷尾,整体大致呈圆形,首尾相接或相对。首尾相连者呈环形;首尾之间有小缺口者呈？形;首尾之间缺口较大者呈＂C＂字形。使用方法是吊挂在巫师胸前。玉龙是想象的灵物,是被崇拜和祭祀的对象,是巫师通天地的法器之一。通过玉龙通天达地,达到人与神的沟通,以实现人们祈祷的目的。     

大象嘴巴拒绝长象牙

非洲象有两种:长有象牙并且越长越粗越长越长的有牙象和终生不长象牙的无牙象。有牙象多于无牙象。但是,由于贪婪的偷猎者把目光锁定在有牙象身上,以目瞪口呆有珍贵的象牙为终极目标,结果有牙象惨遭捕杀,数量越来越少,象牙越来越稀有珍贵;而原先罕见的无牙象却一次又一次地在枪口下逃生,并且赢得了比原先更广阔的生存环     

三星金沙铜人圈手考

三星堆、金沙遗址皆出土铜人圈手形象,而且尺寸夸张.其文化内涵,主要显示沟通天人的思想.而铜人也从世俗的大巫,转化为天使或神龙的化身.在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也发现此类圈手铜人,表明与三星、金沙有亲族关系.由于广汉、成都、宝鸡构成时间序列,其文化溯源又与长江有关,因而显示出这支蜀人的迁徙路线,应从长江中下游到成都平原,又沿嘉陵江北越秦岭,而至渭水南岸.     

三星堆青铜神树与金沙太阳神鸟之比较研究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太阳神树”与金沙遗址出土的金箔“太阳神鸟”,作为典型器物,分别是两种考古文化的集中体现。无论是在宗教寓意和神话色彩方面,还是在古蜀人所使用的历法等科学方面,都体现了金沙遗址文化对于三星堆遗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九歌》无对唱说

屈原《九歌》,近人多以为其中有对唱。《九歌》中到底哪些篇是对唱,哪些篇是独唱;哪些诗句是男唱,哪些诗句是女唱;哪些诗句是巫唱,哪些诗句是神唱;对唱是正与神的对唱,还是神与神的对唱,抑或是主巫与群正的对唱;各家都根据自己的理解而定,纯粹“以意为之”,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事实上,《九歌》本是祭歌。祭歌中所反映的全部乐神活动,都是由巫师执司其事的。巫师在祭祀鬼神时,一身二任,既代表他（她）自己,又装神弄鬼,诡称鬼神已经附体,代表着鬼神。同样的,巫师所唱的祭歌,则时而以巫师的口吻唱,时而又以鬼神的口吻唱,但都出自巫师一人之口。作为祭歌的《九歌》,正是巫师的独唱或合唱（独唱者一人而兼神、巫两种角色）,而不是男与女、神与正或主巫与群巫的对唱。     

虎座飞鸟形象功能分析

作为楚墓典型丧葬用器的虎座飞鸟,其形象和功能引起学者们的种种猜测。对虎座飞鸟形象进行了分析,辨析了图腾说、尊凤贬虎说、研究了凤、虎、鹿三种动物形象的选择的意义;又对虎座飞鸟的功能进行了研究,认为虎座飞鸟被信巫淫祀的楚人用作巫师的法器,其目的是为了引魂归天。     

广西龙州布傣啵咧艺术的社会功能

广西龙州县壮族支系布傣族群的啵咧器乐和啵咧艺术,具有奏乐展演、文化传承、宗教法器、族群教化、娱人娱神等五个典型的社会功能,各功能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互为渗透。啵咧艺术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发展,已在布傣人民的意识中潜移默化,作为娱人娱神的器乐,刺激布傣族群人民的感情,起到了凝聚力量,传承文明,教化子孙等功用,为壮民族文化一朵不朽的奇葩。     

古蜀文化与古彝文化都是炎黄文脉上的重要分支

本文提出并考论了四个方面：（J）“炎黄子孙”、“与子同袍”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基本事实;（2）汉藏语系中各语族语支在语言文化背景上存在的亲缘关系;（3）“三星堆”与“金沙”两处文化遗存所标志的古蜀文化有着深远的古羌人渊源;（4）古彝文化与古蜀文化存在着许多联系和共同元素。     

羌族释比法器与佛教法器之比较

羌族释比是羌族宗教信仰的核心人物,其身份因其能够沟通鬼神并解决神、人、鬼之同的问题而神圣。法器是释比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辅助用具,广义的法器包括了具有特殊作用的服饰及其手持物。本文通过对羌族释比的法器与佛教法器进行比较研究,考释羌族释比法器的来源及其在发展过程中与佛教的关系。     

萨满神鼓的造型与鼓面绘画（下）

萨满神鼓是萨满祭祀时使用的重要法器,许多神鼓鼓面上绘有图案,内容繁纷,造型各异,是萨满文化的精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蒙古族天神崇拜观念的形成及演变

天神崇拜观念源自于萨满教的自然崇拜,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所共有的。蒙古族天神崇拜形成于蒙古族共同体成立之前,成吉思汗在自己的言行中对其进行了强化,且得到了萨满巫师的大力支持。正因为有"天是世间的主宰"、"汗权是天授予的"、"天意天命不可违"、"天降福祉为黎民"等的信仰,所以蒙古人就对腾格里(长生天)崇拜有加,且世代传承祭祀,直至今天。对当代人而言,天神崇拜包含有遵从、敬畏、爱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平衡等朴素的思想内涵,值得传承和保护。     

论古希腊悲剧的理性观及其现代意义

古希腊悲剧平衡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悲剧冲突与和解的一方———神,或者说超越于人的理性之上的力量消失之后,作为宇宙的外部世界丧失了与神的关联,就变成无生命的纯粹质料世界,这样的世界根本无法构成对人的理性的平衡与挑战。因为它一方面与同样作为工具的人具有＂物化＂的同质性,而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冲突的结果,在现实中必然演化为人依靠理性对世界的彻底征服,以致最后人性自身毁灭。西方现代悲剧的主要根源在于市场经济与消费关系创造的丰厚实利收买了现代人,使现代人心甘情愿地把作为人类理性之一部分的工具理性泛化为人类理性本身,成为现代社会衡量一切的终极标准。     

《五臧山经》祀礼初探

《五臧山经》是古代巫师祭祀山神的祀典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祭山祀礼没有特定的时间,祭品简单且大体相同,祭祀仪式与程序简省,祀礼亦无明显的等级差别,它反映出了古时祭山祀礼的古朴特征。至今一些偏远地区仍然保留着这一风俗,这是远古民间祭祀的现代遗存。     

试论儒道学说的文化渊源

颛顼＂绝地天通＂后,超部落的共同信仰出现,并形成了超越部族界限的中原文化。这一文化的重要特点是重神权与巫权。商周鼎革,周人在反思此一巨大成功、论述其政权来源正当性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旧中原文化＂的＂新中原文化＂。其特点是人文理性的觉醒,但它包含在对＂道德之天＂的信仰中。儒家学说的文化渊源是周人创造的＂新中原文化＂;道家学说则渊源于＂旧中原文化＂在春秋时期的新发展。     

德江土家族傩堂戏“和谐”思想的来源

从德江土家族傩堂戏的起源、在德江广泛流传的原因、傩堂戏的传说故事、土家族人“还愿的心理活动、傩堂戏的演出剧目等方面,探索德江土家族傩堂戏“和谐思想产生的根源,分析德江土家族傩堂戏在德江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历史文化原因,指出德江土家族傩堂戏“和谐思想的精神价值,梳理出德江土家族傩堂戏和谐思想的四个来源,即：土家族人对生活的祈求和期盼、土家族傩堂戏的传说故事、土家族人“还愿的心理活动、土家族傩堂戏的演出剧目。     

谈“吴中四士”及吴越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兼论其对盛唐山水诗的贡献

"吴中四士"及吴越诗人群体创作的诗歌,大多以吴越山水为题材,相对齐梁山水诗来说,吴越山水诗体现出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不仅选取日常景物入诗,而且,人的主观情"兴"主动融入山水,这是山水诗表现艺术的一大飞跃,为山水诗在盛唐的全面繁荣做了充分的准备。     

彝族支系俚濮人的山神崇拜及其文化特征——对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啊喇么的调查

俚濮是彝族的一个支系,生活在金沙江流域两岸的中低山区。俚濮彝族保持着众多的原始宗教信仰,其中对山神的崇拜是其自然崇拜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每年的正月初二,是俚濮人祭拜山神的日子,其祭拜活动具有广泛性、群众性、自发性。作者通过对攀枝花啊喇么彝族支系俚濮人的山神崇拜调查,分析了俚濮彝族山神崇拜的文化特征。     

论三星堆青铜面具的巫性审美

三星堆青铜面具在古蜀神巫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体现了古蜀人虔敬的宗教情感以及对祖先神的崇拜,是古蜀人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完满状态,其狞厉、朴拙、夸张、神秘等多样化的审美特征,是古蜀人朦胧的尚美意识在原始混沌的审美语境中的一次完美显现。     

司马迁与中国水文化

司马迁是世界东方的大河文明之子,是以江河为视阈梳理中华文明的文化巨匠。在《史记》中,"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阐明了山川地理大势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系;"河灾衍溢,害中国尤甚,唯是为务",治河即治国,故《河渠书》以河为中心;"世隆则封禅","祭名山大川",故《封禅书》折射出大河文明背景下人们的山水文化心理。总之,黄河壮美的山水文化孕育了司马迁,使他成为中国水文化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