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长安十年干谒诗新解

干谒诗是杜甫困居长安十年期间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诗人创作干谒诗的动机、干谒诗的内容结构、干谒诗对杜甫后来诗歌创作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探究干谒诗中的隐含意蕴,有助于我们对干谒诗的理解以及对杜甫长安十年的生活状况有进一步的认识。     

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形式与风格的影响

杜甫生于河南巩县,青年时漫游四方,中年宦游于洛阳、长安,后又客居陇右,晚年漂泊于西南,现存一千四百余首诗,基本上是在漂泊中完成的。诗人所历经的京城、陇右、巴蜀无疑对其诗歌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这三大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形式、风格的影响更加突出。     

杜甫陇右诗中的民族意象探微

杜甫流寓陇右期间,诗歌创作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民族意象是构成其陇右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该时期他113首陇右诗中有50多首与民族意象有关,这些陇右诗写出了陇右地区特有的塞外风光、民族关系、异域风情,这类诗既不乏丰厚的意蕴,又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对比分析白居易和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

白居易和杜甫,同为我国唐代诗歌中重要的两位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二者在影响以及风格特色上,又存在着一些差别。本文主要介绍了白居易与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白居易与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差异原因。     

杜甫诗歌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影响

正河南巩县是杜甫出生的地方。他年轻的时候就游遍四方;中年的时候在洛阳和长安这些地方宦游,后来又在陇右这个地方客居;晚年的时候在西南漂泊。在漂泊的时候他完成了很多诗,至今还保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基本上都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从诗人的诗歌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经历的京城、陇右以及巴蜀等地方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非常深。杜甫诗歌创作的风格以及形式就特别受这三大地域文化的影响。     

杜甫的文学思想简论

杜甫的文学思想是杜甫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章从杜甫的诗歌创作入手,以及其诗的有关论述,对其文学思想从文学价值观、文学审美观、文学创作论、文学发展观和文学借鉴观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杜甫文学思想的五个方面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促进,揭示了杜甫的文学思想和他的创作成就之间的密切联系。     

略论费密诗歌创作特征（附：《辞海》费密生卒年辨误）

费密,明清之际重要的遗民诗人,存诗三百余首,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费密诗歌创作前期以蜀中动乱生活为主要内容,中后期则以扬州、泰州遗民生活为中心,地域特征强烈;诗歌风格主要宗法初、盛唐诗人,尤其是杜甫诗歌;基于儒家诗教观念,费密诗歌在整体上表现出深厚和缓的美学特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巴蜀文化与杜甫的诗意空间

巴蜀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杜甫巴蜀诗在杜诗中占相当大的篇幅,与杜甫长期流寓巴蜀、受巴蜀文化影响关系甚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丰富了杜甫的诗歌创作,极大地拓展了杜甫的诗意空间。杜甫巴蜀诗不仅展示了巴蜀的自然风物、人文地理、风土人情与巴蜀人的文化人格,而且将巴蜀文化与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有机结合,使其诗意空间更具丰富性、深刻性。     

论杜甫在京城长安时期的诗歌创作

杜甫在京城长安度过了十三年的时间,在模仿和掌握前代大师"京城诗"创作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京城诗,被称之为"第二代京城诗人"。关注杜甫的京城诗歌创作,对于理解杜甫及其创作大有裨益。     

杜甫三峡诗歌研究的新成果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一生共写诗1400余首，他在长江三峡地区两年多的时间里创作诗歌480首，在艺术质量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鲜于煌教授的新作《诗圣杜甫三峡诗新论》对杜甫的三峡诗歌进行了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如何全面认识杜甫及其诗歌创作有重要的意义。     

老杜三难——胡应麟论杜甫

作为明代后期重要的诗论家,胡应麟对杜甫诗歌评价甚高,其诗学观点主要体现在《诗薮》之中。放眼整个诗学史,胡应麟认为杜甫有＂三难＂：一是继承之难,在杜甫以前,诗家能事已尽,杜甫兼备众家,集诗家之大成;二是开创之难,杜甫在排律近体诗方面创前人之未备,可为百世师;三是振衰之难,开元诗坛兴盛之后,唐诗有衰退之势,杜甫力挽狂澜,成为诗坛中流砥柱。＂三难说＂体现了胡应麟论杜的高远眼光和深刻见解。     

苏轼“圣化”杜甫背景、内涵及对“宋调”形成之意义

在北宋"尊杜""崇杜"特定文化背景下,诗坛盟主苏轼于"学杜"中,自觉结合自身坎坷的人生际遇,进一步发展了王安石尊崇杜甫人格价值的观点,注重对杜甫道德伦理价值重新进行改写、型塑和阐释,致使生前寂寞不彰的杜甫诗名在北宋日趋提升,并最终由诗人而史家、由史家而忠臣、由忠臣而圣哲,这一"圣化"的过程终于在南宋得以完成。随着杜甫"诗圣"地位的确立,他的诗便为宋诗创作、发展和演变提供了参照和标准,成为宋代诗人追慕、仿效之典范。他们学"杜"而变"杜",最终形成足以与"唐音"比肩、独具一代特色之"宋调"。这也就是苏轼刻意"圣化"杜甫之意义。     

从咏鹅诗看基督精神对杜甫潜移默化的影响

杜甫是伟大的诗人,他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杜甫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现实主义诗篇,然而他也创作了一些闲适诗,其中有五首提及鹅。杜甫的咏鹅诗以诗人自身为吟咏对象的显现场所。这一现象启迪我们去追问杜甫咏鹅诗的本质,这些作品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对真理的关系。海德格尔关于作品与真理关系的论述,为我们认识杜甫的咏鹅诗,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从杜甫的咏鹅诗出发,我们可以进而更好地把握杜甫民生诗篇的本质,因而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对生命本真状态的关注。杜甫的诗歌创作之所以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生存的境况均有关系。作为唐朝国教之一的基督宗教对杜甫有着潜移作用,以至于他无须变更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接纳了基督精神。杜甫长期面临的生存压力使得他的思维异常地敏感,以至于在基督精神的推动下他关注到了自身、周边生存物以及宇宙中的其他生命个体。杜甫诗歌这一基本品格使得杜诗具有恒久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杜诗的认识价值使人们认为它值得一读且百读不厌。     

论邓肃的诗学观及其诗歌风格

邓肃是宋南渡时期著名的谏官和爱国诗人,其《诗评》一文集中阐述了他的诗学观。他师法多家,尤其受李白、杜甫沾溉最多。其诗克服了白体的率易平熟、西昆体的藻饰雕琢及江西诗派的奇谲瘦硬之弊,既有白居易的平易、杜甫的骨力、李白的豪放,又有宋人的健朗,表现出雄浑俊逸、自然天真的主体风格。而由于题材、思想情感、历史背景等的不同,风格又呈现出多样性。南渡之前的诗作更多地追踪李白,充溢着难以抑制的狂情豪气;南渡之后的作品则侧重学习杜甫,显得沉郁顿挫,而对陶、谢的推崇又使其诗时时呈现清远平淡、天真自然的风格。     

诗圣诞辰一千三百周年作

杜甫的约九百首近体诗对中国近体诗的确立和迅速发展繁荣贡献很大。历来学者们论述到杜甫诗歌对促成近体诗诗律完备、近体诗创作繁荣的贡献时都是只注意到诗人"老来渐于诗律细"即在声律的细密化方面的努力,却完全忽略了杜诗对于建立近体诗语法和句式系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杜甫是惟一自觉认识到诗歌传统继承与创新辩证关系的唐代诗人,他以毕生的诗歌创作实践努力践行之,形成了清新与老成的诗风,这正是惟有杜甫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位诗人所以成为中国诗圣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论诗诗的诗学价值及其意义散论

唐代论诗诗承前代发展而趋成熟。杜甫组诗《戏为六绝句》,开创了论诗绝句组诗体的先河,这种新的文学批评样式由此确定而盛行于世。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继承与发扬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反映现实的精神,直接以诗来发表对当时诗歌创作实际的观点、立场和主张。其思想倾向与艺术手法,或褒或贬,或破或立,或扬或弃,及时有效地引领唐代诗歌创作步入光耀风骚传统而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从而使唐代论诗诗呈现出一种承传风骚、反映时政的现实主义诗学精神,这对后世反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诗风起到了典范作用。杜甫论诗绝句的组诗样式,开启了后世论诗绝句组诗体的不二法门。     

论盛唐人对李白“清”的人格与诗风的评价

本文通过杜甫与李白的交游诗,考察了杜甫及盛唐人对李白的评价,从而探讨了李白的“清”的人格精神与诗风追求,我们认为其人格精神与诗风是一致的,二者有机地体现在李白的身上,成为盛唐精神的一大内蕴。     

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如和他共游慈恩寺且相互唱和的储光羲、薛据、高适、岑参,还有《箧中集》诗人张彪、孟云卿、王季友,可能还有《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以及苏源明、郑虔等。杜甫和他们进行过诗歌创作的讨论,杜诗中留下了学习他们的痕迹。杜甫此时一改前期的创作风格,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杜诗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到这些诗人创作风气的影响。     

《读杜心解》的诗歌鉴赏理论基础及批评效果

《读杜心解》的诗歌鉴赏理论基础主要有二":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其中",以意逆志"表现为三点:以心会心,通观全篇,辩证运用注和解;"知人论世"表现为三点:关注时代背景,关注史事,注重对地志、天官、天文、名物的注释。浦氏将两种诗歌鉴赏理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达到了最好的诗歌批评效果。以此观照杜诗,浦氏的《读杜心解》确有不同凡响之处。     

杜甫“行”诗之“变”的音乐涵蕴

杜甫“行”诗,从篇章到句式改变了初唐歌行的体调特征,独构新格。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当时歌舞大曲盛行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基于对音乐的敏感与对“乐府“传统的弘扬,杜甫创作“行”诗,内容上追踪汉魏行曲歌辞讽刺时事的美刺功能,结构上借鉴歌舞大曲多解组合以及行曲“简单而刚健明快”的特点,达到了声律与情感的契合。可以说正是杜甫充分吸收当代歌舞大曲的结构特质与音乐风格,以其“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结构了富于魅力的“行”诗,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境界,从而为他在诗体发展史上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