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勇团练与湘军的崛起

湘乡是湘军发祥的圣地，是湖南兴办团练最早、最积极又最有成效的县邑。湘勇团练是湘军组建的基石，是湘军对太平军作战的先声。     

爪牙与叛逆：胥吏与清中期白莲教起义——以乾嘉之际白莲教“当阳教团”为中心

清乾嘉之际白莲教“当阳教团”中一些胥吏成为起义首领。胥吏与城乡各阶层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亦为他们传播与扩散白莲教的宗教网络。业缘关系、衙役的差派体系以及血缘、地缘关系等,是胥吏群体内部习教以及在城乡社会中传播与扩散的重要途径;通过上下级衙门公务往来而形成的胥吏关系网络,白莲教得以打破地域界限进行长距离的扩散。这些都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明晰白莲教的扩散方式与组织结构。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团练总局的创设及活动

广东团练总局设于1858年,至1862年解散。它与曾国藩所编练的地方团练不同,除镇压地方武装叛乱外,兼具抗击英法联军的作用。展示广东团练总局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活动,可以此说明此时期广东地方士绅借助内忧外患的机遇来扩张自身势力的趋向,以及探讨地方团练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等问题。     

清同治八年遵义教案与团练

清末遵义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教案之一。学界一般把遵义教案的两造称为“民教”。文章论述了遵义教案两造中与教民相对的士民应为“团民”,与教会相对的是团练,“遵义教案”从发生到结案的全过程,与主持遵义团务的李蹇臣家族颇有牵连,从而提出“遵义教案”是教会、官府和团练三方势力矛盾激化的结果,也与办团流弊有一定关系。     

近代云南团练与基层社会控制变迁

清中后期,团练势力开始崛起,这种源于保甲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在保卫基层、消弭基层社会动荡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该文以团练为切入点,考察了晚清云南团练组织的兴起、发展、向"团保合一"的演变及其最后的角色转变。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考察,揭示了晚清时期云南基层社会控制的演变历程,以及由此引发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     

张謇总办通海团练参与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后,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为防日军沿山东南下,侵略江苏,进入长江口,直捣江宁。因委托张謇总办通海团练,协同江海之防。前后五月,初成规模。后因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而中止。此事之研究,可补白这一历史事件,并以此进一步深入认知张謇、张之洞等人在甲午战争中的主张。     

乾嘉骈文理论中的地位论

乾嘉时期是清代骈文理论和创作的高峰期。在和古文对举的话语建构中,乾嘉骈文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系统;另一方面促使了自身文体的独立。不管是与古文求对等地位、争文章正宗,还是主张骈散交融、奇偶不拘等,都反映了此时骈文理论的繁荣。之所以求对等,是因为骈文不是齐梁道弊文衰的产物,经史典籍中俪辞已经肇兴,先秦两汉文章中也多对偶,韩愈对骈文的批判根本不能成立;自然事物多为奇偶相生,甚至非偶不成,文章体制自然可以骈散并立,并驾齐驱。而争正统则是在乾嘉骈文繁荣的背景下,有些文士不满足于仅仅和古文求对等,而是彻底颠覆古文文统,将骈文视为文章正统,古文根本不是"文",是子部杂家之"语"。这就大大冲击了唐宋以来的古文文统,颠覆了唐宋以来普遍认同的文章正宗的地位。而主张骈散交融,以文意和文气为旨归,则是嘉庆末以来,随着汉宋学术的交融和对骈文、古文特征的全面认识后,文士文学思想成熟的结果。对这些问题的阐释将会对深化清代骈文研究有所裨益。     

论乾嘉传奇小说与通俗文学的交融

乾嘉传奇小说与通俗文学之间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证了二者的关系,并结合乾嘉时期的时代特点阐释了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乾嘉传奇小说作者具有多才多艺,文、俗兼通的禀赋;乾嘉时期刻书出版业的发展;乾嘉炫学风气之影响。     

乾嘉学术与"汉学"观念

从清初到乾嘉时期,学术风气由理学独尊转变为普遍宗汉,"汉学"观念随之产生.惠栋第一个打出"汉学"旗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汉学师承记>进一步明确了"汉学"观念的内涵,并加以理论概括.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有不少人对"汉学"之名提出了质疑.而从现代解释学的角度看,"汉学"之说实际上暴露了古人方法论上的一个误区.     

乾嘉学者论碑帖的临摹

清代乾嘉学者平生以治经研史为职志,学术活动之余,兼事书法艺术.他们不但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精美的书法作品,也发表了许多关于书法艺术的精辟见解,而有关学习书法的方法的论述,显得尤其丰富.文章对乾嘉学者有关临摹碑帖的理论主张进行了考察和讨论.     

乾嘉考据学的终结

嘉道之际 ,考据学受到来自学派内外的冲击 ,面临着危机。社会环境的恶化 ,使经世思潮再度风行。今文经学以其倡言变易的特点与经世思潮相契合 ,并影响了新学术的发展方向 ,使学派意义上的考据学终结     

乾嘉学者经世致用思想探析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乾嘉学者缺乏经世致用的思想。学者们在专制主义的阴霾中借文字训诂和典章稽核自守,与经世全然无涉。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偏颇的观点,并非所有的乾嘉学者都是如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同情人民的疾苦,反对横征暴敛;揭露吏治腐败,主张严惩贪官污吏;希望统治者崇儒重道,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还对人口、河防等当时的社会问题给于更多的关注。     

论章学诚对宋明理学与乾嘉考据学的批评

理学作为宋元明清四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章学诚能以较为客观的辩证观点视之。一方面对理学末流大加挞伐,认为其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空言天性义理,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对通经服古的程朱之学持肯定态度,指出宋儒的“躬行实践”,仍是值得后人效仿和借鉴的正确方法。考据学为乾嘉学术之主流,章氏指出考据学的弊病在于注重征实,而忽视对义理的掘发,未能真正领会古人删修考订的用意和治学的要领。为此,章学诚倡言“六经皆史”说,强调经世致用,这既是对理学空谈性命义理的猛烈抨击,也是对考据学严重脱离人事的有力针砭。     

庞钟璐与太平天国:——1860,1861年庞钟璐在江南督办团练大臣任上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起义的烽火燃遍大江南北,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在传统的“治国平天下”理念下,庞钟璐如同大多娄文人士子一样,抱着入世治平的精神,卷入到这场历史的漩流中。他于１８６０年被授命为江南督办团练大臣,全权负责苏松常一带地主团练武装对太平军的防剿事务,认真办团,积极剿匪,并对清廷借师助剿,乞师南下等提出过具体建议。     

乾嘉学者的金石学研究

乾嘉学者是清代乾嘉年间一个庞大的学术群体,他们以治经研史为毕生职志.其中的许多人耽于金石搜访和金石研究,具体来讲,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即考稽史传,证事迹之异同;兼涉书法,辨源流之升降.乾嘉学者在搜访金石、辨识文字、考稽史传等方面用功甚弘,并取得了突出的理论成果.     

乾嘉时期的学术赞助

乾嘉学术的发达,一方面有赖于学者自身的努力,把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研究和著述活动,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研究的目的而求助于官府或私人的资助。因此,研究乾嘉学术,不能不研究与学术有关的赞助人,不能无视我国制度史上一项很特别的制度———幕府制,不能不对卢见曾、朱筠、毕沅和阮元等人的学术赞助对乾嘉学术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予特殊的关注。     

胡绍煐与乾嘉声韵训诂理论

《选笺证》是清代一部重要的《选》学作。胡绍烘接受了乾、嘉时期的声韵训诂理论并将声韵训诂法推广运用于笺证之中，使《选笺证》于《选》学作中独树一帜。     

清代乾嘉汉学德性思想的特点探析

清代乾嘉考据学派林立,各自有其丰富的德性思想,但又有其共同特点,在人性论和理欲关系问题上,认为性中有欲,理欲统一,承认情欲的合理性;在德性原则和方法方面强调达情遂欲与躬行践履的重要性;"实事求是之学"是乾嘉考据学派"明道"的基本途径.     

乾嘉时期蒙汉通婚禁例废止考

清朝自人关统治之始,便禁止蒙古族和汉族互通婚姻。但随着清朝对边疆的渐进统一,蒙汉交往逐渐频繁,蒙汉通婚成为大势所趋。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帝断然取消禁令,允许蒙汉通婚。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六年（1801）,再次禁止蒙汉通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