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难题与突破——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七条加大了对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扩大了犯罪主体的范围,加重了特定主体的法定刑,并增加了兜底性条款。然而,司法适用中仍然存在"个人信息"界定模糊、"违反国家规定"前置法缺失以及"情节严重"标准不一的情况。因此,厘清相关概念、明晰定罪的具体标准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必然选择。     

从《刑法修正案(六)草案》看我国反洗钱的立法完善

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的范围局限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四类犯罪,大大削弱了对洗钱行为的打击力度,使得洗钱行为一度泛滥。因此,正在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六)草案》对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的修正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反洗钱工作的现状,提出了完善我国反洗钱立法的几点建议。     

单位犯罪立法模式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六)》为终结

我国刑法涉及单位犯罪的条文112条,罪名134个,有四种立法模式,其中三种典型的立法模式,实行双罚制,一种非典型的立法模式,实行单罚制（代罚制）。在刑法分则中,条文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处罚的犯罪,都属于自然人犯罪,而不是单位犯罪。     

论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以《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53条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两款罪侵犯的客体为公民个人信息的管理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犯罪对象为公民的个人信息.第一款罪主体为特殊主体,第二款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出售、非法提供个人信息或非法获取.前罪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出售、违规披露、非法利用等;后罪行为方式包括窃取、收买等.两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     

《刑法修正案(七)》第8条罪名探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9年2月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七)》第8条中增加规定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犯罪,旨在惩处这种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斟酌本条规定,其罪名确定、组织行为、行为对象、行为目的以及司法认定中都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探究并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正确适用刑法,解决本罪的定性处罚问题。     

单位犯罪成立范围的研究——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单位犯罪作为刑法所规制的犯罪行为的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国法律关于单位犯罪成立范围的规定逐渐不能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犯罪问题,《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顺应时代潮流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作出增加和修改,扩大了我国刑法调整的单位犯罪的成立范围.本文从刑法理论界关于单位犯罪成立范围的不同观点入手,分析国外和我国单位犯罪的成立范围,并对其在我国现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作出的规定进行评析,以期为我国单位犯罪的研究出一份力.     

《刑法修正案(七)》的得与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经济犯罪、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其他刑事犯罪的立法内容进行的修改与完善,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彰显刑法在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保障人权、严惩贪污．贿赂犯罪中的功能与作用,反映时代的诉求,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遗失物善意取得问题探析——以《物权法》第106条和第107条为视角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上一个具有长久学术魅力的制度,其存在应当服务于最大限度地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当遗失物在流转过程中满足了善意取得四个要件之情形时,各国立法在选择保护动态利益还是静态利益上呈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采用折中性规定的遗失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更能平衡当事人利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从《刑法修正案(六)》看银行犯罪立法难点

银行犯罪是上世纪以来金融犯罪中最为突出的一种,其影响与危害不限于金融领域。《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简称《修正案（六）》）适时颁布,给惩治金融犯罪带来新的变化。但处于转型期的银行发展,使银行犯罪带有复杂化、智能化、隐性化等特征,为银行犯罪立法带来许多难点。建立完善的银行犯罪立法体系是有效防范和遏制银行犯罪的司法基础和法制前提。     

中国刑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主要视角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研拟和审议,刑法改革再次引起了我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根据社会发展、刑事政策调整和弥补刑法缺陷的需要,我国刑法应当树立"维护社会和谐,贯彻宽严相济,促进刑法科学、进步"的改革目标,注重贯彻人权保障、民生保护、宽严相济和面向国际的现代理念,循序渐进,不断加强死刑和自由刑制度改革,同时积极完善特殊群体从宽制度、民生的刑法保护和反腐败的刑法规范,努力促进刑法立法的全面完善。     

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弊端剖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2021年3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仍旧延续了近年来积极主义刑法观的立法风格,这固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刑法的规制与引导职能,展现立法者对公众关切的积极回应,但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可以预见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如因入罪门槛过低导致司法资源过量消耗,给轻罪者带来刑后歧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营商环境;“刑法万能主义”作为一种“偷懒式”思想,模糊了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区分边界;立法过度精细化容易导致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过窄,部分限制了裁判者的司法能动性,且可能为潜在犯罪者提供规避刑罚的“负面清单”。这些规范和实践层面暴露出的弊端应当引起实务界和理论界必要的警惕与反思。     

死刑的立法控制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视角

在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是我国当前死刑制度改革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从立法上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拟取消13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缩减死刑适用对象的范围,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对我国的刑罚结构进行大幅调整.认为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罪名仍有较大的压缩空间,建议对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指出我国的刑罚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物权公信原则——以不动产领域为视角

传统物权理论认为,法定的物权公示方法当然的具有公信力,公信原则是我国《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在不动产领域,所谓公信原则的一般法理在我国《物权法》中是不存在的。登记无疑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但是否有公信力完全由立法者的选择使然,而非公示的必然结果。不动产善意取得不是公信原则的体现,登记薄的推定效力亦不是登记公信力。我国《物权法》没有确立公信原则,是充分考量了我国现阶段国情的。     

论刑法的谦抑性——以《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为视角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将醉酒驾驶定为危险驾驶罪。在成都孙伟铭案、南京张明宝案等一系列由醉酒驾驶导致的惨案发生之后,醉酒驾驶逐渐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但醉酒入刑还是引发了热议。支持者认为原条文对醉酒驾驶的处罚过轻,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以刑罚手段制裁醉酒驾驶。反对方则认为应该坚持刑法的谦抑性,醉驾入刑将刑法的犯罪标准扩大。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为切入点,讨论刑法的谦抑性。醉驾入刑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其实际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考查。     

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论析——以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为视角

从法律体系上看,无权处分合同应指无处分权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相对人订立的债权合同,而该债权合同效力应该是确定地有效.但是从各个角度分析,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内容都存在着非正当性和非妥当性.我们应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对其详细分析,并提出完善和修法建议.     

《刑法修正案(六)》第一百三十九条新增条款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已于2006年6月29日颁布实施,不少专家学者专门撰文论述此次修正案。然而,学者们都是从宏观角度对本次修正案的总体变动情况进行论述,鲜有就单个法条进行较为深入分析的。笔者在总结他人观点及查阅相关司法解释之后,感觉有就单个法条进行专门性分析的必要性。     

罚金刑转角:由必并到得并——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视角

罚金刑的配置在传统刑法中往往采用必并制,这一传统在新近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得以承续。罚金刑存在的问题很多如执行难、空判等,而必并制方式则让这些症结越缠越深。要让这些问题释放,实现罚金刑执行难等杂糅问题的转角,需要合理改造必并制,用得并制对之调和。从定罪量刑角度看,适宜对于单位犯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者采取得并罚金制;从刑罚执行视域看,适宜采用"犯罪生活方式"、宣告犹豫等制度对罚金刑进行调适。     

保护生命 尊重人权——聚焦刑法修正案(八)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4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刑法修正案(八)共50条,对刑法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增加,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首次将醉酒驾车、飙车、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从一般违法上升为犯罪,细化了危害食品安全、生产销售假药和破坏环境资源等方面犯罪的规定。此次刑法修改最大的变化是在立法和法律上,进一步贯彻了宽严相济的精神,让刑罚更文明、更人道的同时,增强了刑罚的威慑力;既凸显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也体现了法律的人道化和时代化特性。     

对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法理思考——以制度演进为视角

善意取得制度作为民法中有关财产所有权移转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对于保护善意相对人利益,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起到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物权法》明确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完成了善意取得制度立法化的初步工作。同时,我国《物权法》对善意取得制度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缺陷。以我国善意取得制度演进为视角,对该制度进行法理解析,重点考量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善意取得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善意取得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论刑法中犯罪着手的判断——以危险概念为视角

犯罪着手的认定是犯罪停止形态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围绕这一问题,理论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形成了关于着手的各种学说。如何理解和判断危险性之大小是诸种着手学说争论的焦点之所在。判断着手的标准应该是＂以根据行为人对于行为的态度,考虑行为的具体状况、基于社会一般人的立场判断的、对于构成要件的实现具有现实迫切性的类型的危险＂之具备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