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佛教文化之关系初探

周作人自称“半是儒家半释家”，明白道出其受佛教文化影响，周作人喜爱佛教戒律，因为佛教形式戒律与儒家所讲的“礼”有会通之处，又与周作人艺术的人生观相契合，周作人的“疾虚妄”，周作人的苦乐观，都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积极因素，佛教文化在周作人的艺术和人生中意义重大，它体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上对佛教文化的批判继承。     

周作人反戏剧情结

周作人是以他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一系列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文章,富有实绩的创作奠定了他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重镇地位。从根本上说,周作人是一个受过西学熏陶的传统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分离的精神渊源。然而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群体中,周作人又算是一位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他对中国传统戏剧的态度     

论周作人的审美主义

周作人的审美主义,是在现代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对称博弈的场景中形成的,其核心是传统的“乐生”观念和现代的“大地”意识对道德、宗教、国家等意识形态保持着警惕与疏离,强调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构建此在人生和艺术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超历史的局限。     

漫谈周作人的"新儒学"思想

周作人的“新儒学”思想,是在他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体认中逐渐形成的。由于历史原因和周作人个人思想的局限,他“复兴千年前的旧明”、“化至上主义”、“儒学化中心论”等“新儒学”理论主张,虽然表达了周作人改造社会现实、抵御外来化侵略等主观愿望,但这种在传统知识分子化心态和周作人“历史轮回观”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立论依据是错误的,客观上也没有起到过任何积极作用,而它的负面影响却十分明显。他附逆期间“儒学化中心论”主张,与“曲线救国论”没有质的区别。     

漫谈周作人的文化人格及其散文的文学史意义

周作人是一位具有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文学史上看,他是现代“美文”的倡导者和成功的实践者,是中国现代闲适派散文流派的开拓者,他对散文的语言和文体笔调等也有独特的创造。其散文既有古典风味,又有现代气韵;既有中国名士风,又有外国随笔风;规范与不规范,单纯与复杂,传统与现代杂糅互渗,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     

论“五四”时期对现代精神个体的话语建构——以周作人为例

“五四”文化留下的丰厚遗产之一就是对现代人格的话语建构。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解构传统的家庭伦理,对父母与子女关系、男女两性关系和女性社会地位等问题进行剖析,将精神个体从被家庭和社会压制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从而产生独立自主的现代型人格。同时,周作人等人还建构了现代型人格所必备的平等、自由、灵肉合一等精神内涵。周作人在这些思考中展现出的文化理路和思维特征成为“五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附逆”背后的文化——周作人“附逆”现象研究

作为一个思想体系驳杂,自称所学为“杂学”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的“附逆”背后有着更深刻的文化动因,本文从周作人对孔融、颜之推、陶潜等古代知识分子的态度入手,深入探讨其内心复杂的情状。从而揭示周氏“仕伪”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由。     

周作人散文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和鲁迅是最重要的两位散文家,他们分别开创了中国现代散文的两种不同文风。如果说鲁迅是讽刺派散文的宗匠;那么周作人则是闲适派散文的鼻祖。本文将周作人的散文按照其中“流氓鬼”和“绅士鬼”的不同含量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激烈,后期闲适;前期意气风发,后期苦涩滞重。本文还将周作人的散文与梁实秋以及林语堂进行比较,他们都是闲适散文派的大师,但他们的幽默,闲适趣味又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理性的距离:人本、宽容、自由及经验主义——周作人"自由主义"思想概述

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周作人在现代思想史、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由于自由主义概念本身的宽泛性，理论体系上的非系统性，普及方式上的非权威性，再加上周作人曾经的附逆经历，长期以来学界对自由主义思想缺额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界定。因此有必要从其“人本主义思想”、“自由与宽容理念”及“经验主义认识论”等方面，对其自由主义思想进行细致的廓清。     

周作人文艺思想的学理来源与主体整合

传统的中国本土文化,西方人道主义文艺理论资源,大和民族的世俗文化和社会改良理想,是周作人文艺思想的主要学理来源。正是在此基础上,周作人形成了独特的个人主义人本主义文艺思想体系,提出了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的文学”理论,同时也为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走出“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二元抉择作出了新的贡献。     

周邦彦与道家道教

周邦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与道家道教的关系比较密切。周邦彦道家道教思想的产生与其父周原、叔父周邠的道教思想、行为影响有关;还与其太学读书时阅读的道典及其结交道友有关。潥水为官时茅山道教对其影响尤大,其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道家道教思想倾向,常常采撷《庄子》典故援入诗文。     

周瑜故里在庐江之若干举证

周瑜是汉末三国时代杰出的军政人物,他为辅佐孙吴集团创立江东基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周瑜故里究竟在哪里一直为史学界所重视。基于对周瑜的家族族望地、出生地“舒县”的历史沿革和周瑜墓的考证,以及近年来《庐江周氏宗谱》的发现,尤其是最近庐江对汉代大城坂遗址的初步勘察,进一步证明周瑜故里在今天的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     

谯周的儒家思想

巴蜀地区丰厚的儒家文化土壤培育了谯周;蜀汉政权中的儒者影响了谯周;谯周继承了其父的儒学风格。尽管谯周对蜀汉的信心前后有所变化,但对天下统一的追求和向往一直没有变,顺应统一大势,正是谯周儒家思想的体现。     

知性与人情——论周作人的饮食散文

饮食散文在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中占有一定比例,但与同时期或稍后的其他饮食散文作家相比,周作人的饮食散文创作有明显的特殊性。这既与其丰厚的学养有关,也与其复杂的思想背景有关。周作人饮食散文创作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充满知性,二是富有人情味。事实上,这两个特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作人散文的整体风貌。     

谢灵运山水诗与《周易》

谢灵运山水诗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其诗明显与《周易》存有关联并成为诗中的有机部分。谢灵运在继承前人用《易》制诗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突破与创新：即诗中化用《易》辞,广泛、自如地反映生活各层面;善于化用《易》理组织、结构全诗;抽绎《易》理中与佛、道契合的出世之思,构成谢灵运诗歌创作的主要基调。此特征之形成,与其聪慧禀性、学识修养相关,也与时代风气浸染、家学渊源有关。     

周素园及其散文论略

周素园是贵州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巨擘,其成长道路与青年时期的启蒙老师葛明远（子惠）及其家族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周素园的散文客观记录了当时黔西北、贵州乃至全国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真实地地反映了一个出生于封建末世、成长于现代贵州的进步知识分子高扬人生理想、接受新思潮洗礼、目睹旧中国的积贫积弱、苦闷彷徨的人生探索,直至坚定不移地投身人民革命的奋斗历程。周素园散文喜用“实录”笔法,时代烙印鲜明;议论精警,情感充沛,叙述生动;风格多样,文采卓然。     

周汝昌先生常用的红学方法论

周汝昌先生认为对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只有自己正确,其实他的考证大部分都是在证假为真。我们在探讨周先生的红学研究的时候,注意到他的方法独具的特点。他的主要方法有：随意附会法;曲解作品为自己观点服务法;大话欺人法;泼脏水法;无中生有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法。方法在研究工作中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正确的方法会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彼岸,错误的方法则会把我们引入迷途,走向泥沼。因此总结周先生的方法论,也就是在总结上个世纪的红学史的经验与教训,不会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醒世姻缘传》的传播与周在浚的刻书活动

《颜氏家藏尺牍》所载周在浚致颜光敏的2则尺牍,对揭示周在浚及其家族在古代小说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具有较大意义.有学者以为,周在浚拥有《醒世姻缘传》的整部书稿;还有学者提出,周在浚曾参与校订《醒世姻缘传》;也有学者提出,周在浚在随其父任官青州时,创作出《醒世姻缘传》.周在浚一生曾刻印过不少书籍,他熟悉山东的风物人情,具有创作《醒世姻缘传》的可能性.     

周恩来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作用。周恩来的信念、思想、性格、人格等,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每一个方面都与中日邦交正常化有着多重的关连。作为总理的周恩来有着极强的原则性,而作为个人的周恩来又充满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中日关系史中的周恩来是个人与总理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的形象,才是深刻在日本许许多多友好人士心中的周恩来。同时,也正是这样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周恩来,使得日本的各个阶层的众多人士,为了中日关系的改善同中国政府一起构筑了一道别无他例的中日之间的“统一战线”。     

二元对立的矛盾纠缠——论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散文艺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的小品文由前期浮躁凌厉之巅向平和冲淡之谷转变,追求一种闲适蕴藉、“自我表现”的趣味之风;但透过其柔和的笔调,却又可以发现其散文貌似平淡实质蕴含“苦”和“涩”之味。由此,构成了其小品散文存在平淡与苦涩矛盾对立纠缠的二元风格。具体言之,“平和冲淡”不是周作人散文的唯一风貌,“凌厉苦涩”也不是周作人散文的仅有格调。周作人的散文风格是既“平和冲淡”又“凌厉苦涩”的,是由辐射性与内敛性这二元相结合的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对立又纠缠。周作人小品散文纠缠于二元之间的复杂风格,既让我们看到了其散文丰富多彩的一面,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其颇受争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