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治理40年:回顾与前瞻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治理变革,既是一部社会成长史,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文明化进程。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形态发生深刻变革,逐步实现了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经营"再到"社会管理"最后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演进,实现了从"包办社会"到"经营社会"再到"管理社会"最后到"治理社会"的发展历程。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变革的历史成就是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在长期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活力获得空前释放和增强;在不断扩大社会体量的基础上,社会质量获得明显改善和提升;在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的基础上,社会公平获得积极维护和促进;在不断扩大社会参与的基础上,社会自治实现有序推进和发展;在不断优化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社会体制实现有效重塑和完善。40年来,中国社会治理变革积累了宝贵经验,集中体现在"十个坚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不断解放思想,坚持立足基本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保障改善民生,坚持创新体制机制,坚持夯实基层基础,坚持实行法德共治,坚持维护公平正义,坚持加强党的领导。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社会治理改革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不仅要处理好历史遗留的老问题,而且要面对现代化发展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打造社会治理新型格局,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改革的迫切要求。     

教师职业角色发展的嬗变及伦理反思

在农业社会,教师职业依附于统治阶级存在,接受"师道尊严"、"师云亦云"的社会伦理要求;到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出台的工业社会,教师被动接受"春蚕"、"蜡烛"、"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社会美誉;而在学习型社会,经历了同行竞争与道德危机的缓慢发展过程,教师角色逐渐在扭曲的社会伦理要求中开始回归自我的批判与反思。教师必须踏踏实实做好一个自然人、社会人,才能做好一个"伦理人"和"道德人"。     

社会理想信念及其在高校“概论”中的“三进”路径探析

"向好而在"的社会理想信念,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价值追求。科学社会理想是当今中国社会尤其是精神意识发展中的"总开关"。传统社会理想信念与科学社会理想信念之间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青年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高校"概论"课因其独特的课程优势,在向青年大学生传播社会理想信念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社会转型时期的城市社区伦理分析

根据"社区"的概念分析,一般可以概括为这四个特征: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关系、社会情感、社会互动。"城市社区"是在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伦理意蕴的新型实体。城市社区的形成,是人们从"熟人社会"迁移到"陌生人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依附于乡土社会的伦理关系、伦理规则、伦理秩序也随之发生改变。这一系列变化在社会过渡时期必然会引发道德情感疏远、道德冷漠、道德失范等伦理问题,针对这些伦理问题相应地构建"城市社区"的伦理策略尤为重要。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四重博弈

当前在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面临四重博弈,即关系定位博弈、资金支持博弈、监督管理博弈以及扶持方向博弈。在关系定位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是"上下级关系"或者"变相的上下级关系",而社会组织倾向于"伙伴关系",为此应建立支撑"伙伴关系"的体制机制。在资金支持方面,政府看重资金的效果,而社会组织看重资金的持续性,为此应建立科学的资金支持机制。在监督管理方面,政府强调"严格管控",而社会组织强调"自我约束",为此应建立"自律"与"他律"的平衡。在扶持方向方面,政府重视"授鱼型扶持",而社会组织重视"授鱼型扶持"与"授渔型扶持"的结合,为此应二者兼顾。     

培育“90后”大学生的健康社会心态

正当"90后"步入大学,逐渐在社会话语中毁誉参半地"热闹"起来之后,"90后"在成长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如缺少理想和信仰、功利心强烈、过分自我、追星、网瘾、叛逆等,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90后"如何正确看待社会、人生,树立健康的社会心态,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社会心态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     

论波普“开放社会”的正当性问题

正当性就是在道德上被证成。由于波普坚持事实与价值两分的"二元论",波普"开放社会"的证成性就成为问题,即不能以设定某种外在目的的方式来论证"开放社会"的合理。波普"开放社会"理论是其批判理性主义在社会政治领域的逻辑引申,并以非道德评价的方式来论证"开放社会"的正当性。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实质依然是信仰,"开放社会"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选择的结果,波普论证"开放社会"的正当性也只能诉诸外在的目的与自身的效用,这就意味着被其所批判的功利主义的"效果原则"依然构成波普"开放社会"的正当性依据。     

论唐才常的社会思想

唐才常的社会思想是其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其思想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社会模式以及社会内容等方面,兼具"新时代"和"旧时代"的双重特点。唐才常社会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且受到"心力"论和"公理"论的影响,重点探讨了社会变迁、理想社会、社会整合思想以及社会问题等方面的内容。本文以唐才常社会思想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唐才常社会思想的内涵,简述了唐才常社会思想的形成过程,并对该思想进行了评价。     

社会治理:一个概念的社会学考评及其意义

"社会治理"已成为当下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术语之一。然而,学术界对"社会治理"这一概念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已有的"政治动员论"、"合作治理论"、"实用主义治理观"三种代表性观点在内涵、外延、表述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社会治理是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公民在形成合作性关系的基础上,运用法、理、情三种社会控制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以达到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正、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目的的一种协调性社会行动。这一界定的启迪意义在于:一是有助于科学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异同;二是有助于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三是有助于在实践中建构一种科学的社会治理观。     

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

化解社会矛盾需要有效发挥各种社会主体力量的积极作用,其中社会组织是重要主体。社会组织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的功能结构是:在社会矛盾发生前充当"安全阀",提供情绪纾缓平台;在社会矛盾发生后充当"防火墙",提供利益协商平台;在社会矛盾激化后充当"救火队",提供应急处置平台。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需要在战略布局上把社会组织纳入社会矛盾化解的工作体系之中,逐步推进政社分开,重视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全面监管,注重培育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加强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有效领导。     

中国社会“关系主义现象”的内涵与特征

"关系主义现象"作为一个历时性范畴,在农耕社会表现为伦理本位,在近现代社会表现为"伦理与市场混合主导"取向;作为社会和文化现象,"关系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心理的深层结构,是集体生活中一种共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并表现为一定的社会行为模式;作为一种先行存在物,"关系"对人的社会行为具有主导性,直接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选择;"关系主义"又是中国社会运行中最为基本的"潜规则",它与"显规则"并行,常常结合在一起发挥作用,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动逻辑准则。面对泛滥的"关系主义现象",我们应当坚持批判的立场,通过强化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从源头上消除"关系主义现象"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土壤。     

市民社会理论生成的逻辑架构

市民社会架构模式的形成,经历了古典时期,共同体社会高度政治化的浸润;中世纪教会与国家的分立;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的"两个领域"的划分。使得市民社会与国家二者之间的关系愈加迷离。马克思在对市民社会进行了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阐明了"市民社会"决定着"国家"的变化与发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那里才能找到理想的归宿。     

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体制模式研究——基于四种模式的案例分析

作为一项宏大的社会工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构成了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当前,地方社会治理的种种现实困境表明,地方政府在中国总体社会治理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仍没有获得足够充分的重视和研究。本研究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问题频发多发的背景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如何在地方政府层面进入制度化、体制化阶段,即所谓的社会管理"新常态"问题。通过选取Z、W、B、G四市为典型案例,探讨和分析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四种体制模式:"政法委体制"、"民政局体制"、"社工委体制"和"群工委体制"。每一种体制模式从牵头部门、组织结构、职能体系、治理逻辑四个维度进行界定和建构,并代表了党和政府介入、干预和管理社会的不同方式、边界条件和价值理念。针对牵头部门而言,社会管理的主体包括党和政府,两者的结合方式分为"合一"和"分离"两种类型;社会管理的目标包括"社会秩序"和"社会活力"两个方面,并可分为"秩序导向"和"活力导向"两种类型。由此,可建立一个社会管理体制的理想类型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地理位置和环境条件的差异性、中央的政策支持和重视程度、地方党政领导的重视程度则是影响地方政府选择不同社会管理体制模式的主要因素。社会管理体制概念模型的提出,有助于更好地深化和理解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理论图式和目标路径,解析和揭示转型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推动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韩非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弱势群体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帮扶群体,其亟需等待国家和社会的救助。同时社会救助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韩非的"公正"、"分配适度"、"正明法"等"期利民"的社会关怀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学校“公民教育”成效与公共生活重建

<正>"公民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民教育",即公众在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中受到的身心影响。狭义的"公民教育",即学校有关"公民教育"的课程与活动。"公民教育"的核心在于维护公民的权利,建设公民社会。"公民教育"的目标在于形成对社会有用,能与社会和谐相处,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的群众团体。     

马克思市民社会范畴的逻辑演进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范畴存在着一个历史的逻辑演进过程。1844年之后,曾经在"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使用的市民社会范畴,日益被归约为"物质生产关系"。从逻辑的角度看,马克思的这一"变化"是对市民社会理解的"深化"。"资产阶级社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基于外延上的描述性理解,属于外延定义;"物质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基于内涵上的分析性理解,属于内涵定义。从外延描述到内涵分析,是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的逻辑演进理路,充分体现了逻辑学与认识论的高度统一。     

基于多元主义价值观和复合正义论背景下社会教育公正观的主体转向

在当前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的政治结构中,身份与等级的意义在逐渐地消失;社会经济结构中,产权关系与交换关系越来越复杂;社会的文化结构中,全球化经历着来自文化多元主义的抵制与反对。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教育公正观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多重的。对现代社会教育公正的含义进行解释与界定时必须要考虑"谁之公正"、"什么之公正"与"怎样之公正"三重维度,未来社会教育公正观必然会从"以财产为中心"向"以主体为中心"进行转化。     

地方高职学院社会服务模式建构——以株洲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地方高职院校应以专业服务行业与社会,实现专业持续成长为目标,在优化专业结构、明确服务面向,打造服务平台、夯实服务基础,完善运行机制、规范内部管理,建立优秀团队、提供服务保障基础上,通过积极争取"政府引导型"的社会服务项目、积极参与"行业主导型"的社会服务项目、积极承接"企业主导型"的社会服务项目、积极开拓"市场需求型"的社会服务项目、积极发挥"资源共享型"的社会服务功能,在社会服务的目标与思路、基础平台及方法体系等方面建立自己的模式。     

当代社会变革中的“国家-社会”新型关系——社会学中国化视野下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随着社会结构的持续转型,社会行动秩序呈现出双面性特征,社会心态与文化价值也发生深刻转变。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急需解决社会管理的基本理论问题,梳理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思想脉络。在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力避"国家—社会"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已是明显的学术主调,而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研究却极大地丰富、凝练和升华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对于今天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当代中国的社会巨变不仅规模空前而且质性独特,使得"国家—社会"关系面对从未有过的实践背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问题也更为尖锐。因此,"中国理念"和"中国经验"是应对现实考量的郑重选择,而如何回应这些前所未遇的现实考量也不断激发了"中国经验"的实践活力。     

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公平”观及当代启示

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是任何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都要面对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效率较高,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明显比其以前任何社会都多,但它在对公平问题的处理上却陷入泥潭。资本主义"公平"仅是"公平"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环,它在现实上集中表现为"资本"的公平,是资产阶级的乐园,具有明显的形式性、虚伪性。这种所谓的公平必然束缚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资本主义社会将在其中灭亡。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公平"问题的认识给当代中国深刻启迪,告诉我们不仅要注意"效率",更要善待"公平",借以促进社会稳定,增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