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第一、二次革命的关系

第一次革命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次革命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不论是第一次革命，还是第二次革命，都是推动社会前进和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方式，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社会前进和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杠杆。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新析

以往传统党史将＂二次革命论＂视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错误与理论。本文根据共产国际新史料的挖掘,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希望还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     

“二次革命”论、新民主主义论与民粹主义——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之再评价

胡绳晚年,以民粹主义问题为切入点,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作的再评价,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具有借鉴价值。在批判民粹主义问题上,陈独秀与毛泽东可说是殊途同归。陈独秀运用“二次革命”论批判民粹主义,而毛泽东所凭借的则是新民主主义论。这两个理论虽有原则区别,但在与民粹主义划清界限的问题上却达成了共识。这是因为,二者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主张有间断的革命和最终的革命目标等方面,见解相似,结论相近。我们应从这一角度对陈之“二次革命”论进行再评价。     

“新诗二次革命”论的有效性阐释

为了正确理解“新诗二次革命”的主张，消除对“革命论”的敏感与担心，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一，“后革命”时期，“诗界革命”与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辩证关系；第二，不能任由新诗自然进化，中国现代诗学对促进新诗的发展已经而且还将产生巨大影响；第三．根据中国现代化与新诗发展模式的要求，现代诗学必须以辩证否定的方式才能促成新诗的复兴与繁荣。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现实与理论基础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是当时的现实困境与理论贫乏造成的。从中国共产党的实力来讲,当时尚不具备夺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可能性;从当时国共合作的实际来看,过分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可能会加速国共合作的破裂。共产国际也不支持中共夺取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前途问题上,陈独秀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要经过一长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才有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这一判断是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前提。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问题之辨析

本文欲就近来学界在陈独秀“二次革命”论问题上所发生之争论作一辨析，笔者认为，党的“二大”以后，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和前途出现了两种趋向的探索，右倾趋向的探索以陈独秀为代表，他把来自于共产国际的右侧观点融合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见解违背 不断革命论，后来，蔡和森把陈之理论称作“二次革命”论，这种概括有利于把陈之理论与其它的理论区别开来，应予肯定，正确趋向的探索以邓中夏，毛泽东等人为代表，他们的见解也证明了陈理论之错误，当然，陈之某些见解也有可取之处。     

从"二次革命论"看陈独秀的资本主义观

本文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入手,探讨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这是陈独秀资本主义观历史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他从一个侧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尽管并不完善甚至有所偏颇,但是他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能够对我们理解和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政策,带来些许启示。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探析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导致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有一个发生、发展并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它的理论基础是“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形成,一方面,源于陈独秀世界观转变过程中思想上的矛盾性;另一方面,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指导上的失误是分不开的。     

新诗二次革命论

中国新诗86年的创作成绩实在让人无法高估。为免新诗从历史的地平线上消失之虞．须整顿诗坛风气．重建新诗秩序．通过改善诗歌世界、调整情理关系、规范诗体原则这三个方面．对新诗进行“二次革命”。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形成．史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形成于1923年4月和12月的“两篇文章”，另一种观点认为形成于1926年9月发表的《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还认为，1926年9月后，胨独秀又否定了他自己提出的“二次革命论”．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蔡锷与二次革命

蔡锷对二次革命的态度,从蔡锷所发的电文看,他始终是坚持“保土安民、巩固统一”的。从当时国内对发动二次革命的反响,蔡锷对革命影响形势的态度,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边境的威胁以及蔡锷同袁世凯的关系诸方面,亦可见出蔡锷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抵御列强欺凌的动机。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中国青年运动的精神密码

新民主主义革命背景下的青年运动可以划分为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的青年运动、指向抗日救亡的青年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反内战争和平的青年运动三个阶段。这一时期,在与近代中国发展道路同心同德、集人民群众之才能本领、紧跟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向的三大“精神密码”指引下,青年运动蓬勃发展,为当今青年工作提供了“坚持党对青年运动的领导、青年运动要适应历史潮流、青年运动要符合人民选择”等重要历史启示。     

新诗主体论笔谈（之一）——从“新诗主体论”到“新诗二次革命论”

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了“新诗主体论”,目前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说什么“‘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邱雪松认为,对毛泽东所说的“新诗”要有清晰的理解,要明白诗歌发展至今的困境由来以及可取的应对态度。罗文军认为,新诗主体论表达了对新诗未来发展的思考和预期,今天吕进先生的“三大重建”与此形成了良好的契合,正是时代所需。肖显惠认为,从吕进先生“三大重建”中的传播方式重建角度来思考新诗的主体地位,可以对“新诗主体论”获得更明确的认识。     

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土地政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分别制定了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路线的确立，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支持革命、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倪嗣冲与安徽“二次革命”

1913年＂二次革命＂是维护共和制度的一次武装反袁斗争,实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它的失败使民国初年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北洋军阀专制统治时期。而在安徽,倪嗣冲以武力统一全省,自此开始了他督皖八年的历史。本文重点论述倪嗣冲在镇压安徽＂二次革命＂中的作用和历史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和统一,树立起一个享有崇高权威的中央政府,一套高效率的体制,是中国现代化必备的重要前提。1949年革命成功之前,由于西方列强同本国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无能,这一前提条件始终无法具备。事实表明,通过革命,建立独立、统一、自由的新中国,是通往中国现代化富强道路的必然选择,任何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现代化

本语文着重从宏观上考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从政治前提、领导核心、群众基础、精神动力、目标模式等方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现代化由历史要求向历史自觉转变的中介点，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时期，它对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次革命"时期黎元洪立场的转变

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表面上在中国已形成了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转而希望以"政党政治"来钳制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从此,维护民主共和,反对独裁专制,成为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黎元洪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只是一个温和的共和主义者,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面前,对"倒戈反正"的袁世凯产生了幻想,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动力,与激进的革命派分道扬镳,从而被袁利用.     

民初浙江省议会与二次革命

浙江省议会成立于1913年2月,国民党议员约占四分之三,但其内部不能团结一致,大多数人与革命党并很深的渊源。在二次革命前,浙议会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基本一致,积极参与反对袁世凯政府加强中央集权和进行专制独裁活动的各项斗争,是全国反袁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二次革命发生后,都督朱瑞以保境安民、局外中立为既定方针。浙议会大多数议员在关键时刻不敢挺身而出,没能通过一个以省议会的名义宣布浙江反袁独立的议案,仅仅“制造“了一个有16位议员具名的要求朱瑞宣布独立的“公函”。国民党在占有绝对优势的浙议会内没能取得强有力的支持,议会内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自保求安心理,正预示着二次革命的结局。     

吕进与“新诗二次革命”

＂新诗二次革命＂诗学主张是新世纪之初由吕进等诗评家提出的,旨在纠正早期白话诗理论构想中的某些偏激观念,以促进新诗更为健康的发展。分析吕进等诗评家提出＂新诗二次革命＂论的学术渊源、思维逻辑及其理论内涵,既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一诗学观念的意义与价值,还有利于我们深刻反思近百年新诗创作的历史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