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诗歌的衰落及其社会学评价

新时期的诗歌已失败而走向衰落。诗人是造成病态现象及诗歌尴尬的主因。从社会学角度审视,“新诗潮”中存在朦胧、古怪、粗丑、反传统、反“诗美”等极端病态现象,严重地危害于诗歌。诗歌是社会学范畴之一,诗人要扮好社会的“正式角色”,走进大社会,创作合乎社会期望、审美规范的作品,维护诗歌永恒的生命。     

论盛唐诗人的生存忧患及其文化意义

在中国学史上,盛唐诗人的生活态度是比较独特的,这是一群既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远大政治目标的理想型诗人,又是一群有着深深生存忧患的苦闷型诗人,在他们的生平经历和诗歌主题中,生存忧患表现得相当普遍,这种忧患感来自于诗人理想的幻灭,情感的失落,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外在的“反实现”因素及诗人与生俱来的政治先天不足。     

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对都市病态的解读

20世纪30年代初,现代派都市诗歌有了一定的发展,这其中不乏对都市的赞美和批判。但在诗人对都市病态的批判中,不仅散发着诗人自身的气质,也包含着诗歌产生的社会背景。     

埃德温·缪尔诗歌中的苏格兰和奥克尼

埃德温·缪尔的诗人之路发端于他的奥克尼故乡情结,也折射出20世纪初苏格兰社会的变迁以及苏格兰文学的复杂性和魅力。缪尔一方面对苏格兰社会的病态批判反省,另一方面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家园关怀。缪尔诗歌通过对记忆中的奥克尼不断回溯来展现一种自我激励、超越隔阂的生活,而作为一个将故乡视为“伊甸园”的诗人,缪尔的诗也传达了对人类返璞归真的向往。     

谈几首古今诗歌中的英雄观

陈子昂、李白等古代诗人的诗歌,与当今诗人的英雄史观、叙事立场、文化心理、语言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传统诗歌中的英雄往往是一个历史的“大我“,现当代诗歌中的英雄则是一个现实的“小我“,表现了一种“反英雄“的倾向.     

生命的彻悟与诗艺的回归——论穆旦1976年的诗歌创作

当前文学史的叙述往往只论述作为“现代”诗人的穆旦,而很少顾及“当代”的穆旦。穆旦1976年的诗歌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为两个鲜明的特点：生命的彻悟与诗艺的回归。生命的彻悟首先表现在诗歌意象的“死亡”气息上,生命的彻悟还表现在诗人对晚年荒原处境的不得已的“坦然”的接受。诗艺的回归主要表现在诗歌语言的“去欧化”诗歌意境的“反晦涩”;对诗歌外在节奏、韵律的重视。     

如何把握“诗言志”的志

“诗言志”是众所周知的,诗之“志”是诗歌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诗人;或相同的时代,不同的诗人;或同一诗人在不同时期,由于他们经历不同,他们的诗所言的“志”决不会是一样的。这就要求我们指导学生鉴赏诗歌时,必须让学生先弄清诗歌写作的时代,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风貌,了解诗人的人生经历,以及诗人创作该诗时的境况等等,     

新课改与古诗教学

中国古代诗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从形式看,诗歌篇幅小,意境美,重格律,语言具有音乐性。从诗歌所传达的信息看,历来诗歌注重抒情时“独抒性灵”。写得最多的是“情”和“愁”。优秀诗歌都凝聚着诗人们的人生体验,“情由心生”是诗人们从自然、社会感悟出来的智慧结晶,很容易拨动读者的心弦,引起共鸣,从而获得某种启发、教育和审美的愉悦。     

《山民》的寓言化解读

《山民》的作者韩东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诗派”的代表人物。所谓“先锋诗派”也被人称为“后朦胧诗派”,是我国当代诗坛上继“朦胧诗”与“寻根诗”之后出现的一种诗歌现象。如果说“朦胧诗”更多地表达诗人的主观情绪.“寻根诗”更多地关注诗歌的民族文化内蕴,那么“先锋派”诗人则一反常态,把诗歌拉回到当代人的生活实际与个体存在中。     

新诗现代性的特殊生态--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

本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所处的社会和化语境以及中国现代诗歌内在的“现代性”冲动为基础,一方面,力图描述西南联大诗歌“现代性转变”的轨迹,另一方面,是想通过对于具体诗人诗作的个案研究,阐明诗歌在内容与形式、思想和技巧上“转变”的证据。通过分析和探讨诸如反工业、战争、个体存在这样的诗歌主题,我们可以发现西南联大现代诗歌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化语境之间的联系,也可通过诗歌窥见当时的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精神状态;而与这些主题结合一体的诗歌技巧和诗歌美学,也反映出西方现代诗歌和中国新诗传统的交错影响。所以从一个更宽泛的视角来看,研究西南联大诗人群和他们所承载的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转变,也就是在中国现实化语境和西方化影响的交叉点上来看中国新诗的发展。     

李贺诗歌中病态倾向原因探析

从社会情状、身世遭遇和气质风度三个维度入手，寻求唐代大诗人“鬼才”李贺诗歌创作的病态原由，为解读特定经历中文学个体的美丽设定一种思考的视角。文中论述，先从中唐病态的社会状况寻找李贺的病态心理、病态的人格和病态意象的个由，再从诗人高贵的身世和卑微的现实矛盾寻找生命个体的精神痛苦，最后从审美视角寻找作品的怪异标新。     

春拆红翠色 霹开蛰户扉——谈李贺诗歌的色彩

李贺为中国古代诗人中使用色彩的丹青妙手,其诗中色彩斑驳纷呈,它们与诗人的情感性格形成了相互对应的关系,成为其艺术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生命情感的象征。李贺诗歌色彩的总基调是幽冷凄艳,折射着诗人阴冷、忧郁的病态性格,从而使其呈现着一种病态美;而且,李贺诗中色彩使用又往往和声、味等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联觉照应,出神入化,为中国诗歌注入了新鲜血液。     

异化的“风景”，“反讽”的诗学——辛笛《风景》赏析

看到“风景”一词，读者头脑里闪现的往往是小桥流水、大漠孤烟，大多是些清新明丽或苍莽道劲、富有诗意的自然画卷。现代诗人辛笛笔下的《风景》却迥异，向我们展示的是旧中国一派萧瑟颓败的病态景象，很是令人扫兴。诗歌标题给予读者的阅读预设与诗歌文本所蕴涵的主题内容，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戴望舒诗歌中的分裂现象

戴望舒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现代”诗人，本文试图回答他被称作现代派诗人的原因。究竟是哪种特质使他的诗歌区别于20年代的中国新诗，使他的诗歌具有现代性。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从诗歌阅读开始，分析出戴望舒诗歌中的分裂现象，围绕着分裂现象的特异性，产生分裂现象的原因以及这种分裂方式造成的结果，阐释这一独特的方式使戴望舒的诗歌达到的现代性的高度。     

从《国秀集》看盛唐普通诗人

唐人编撰的诗歌选集《国秀集》,因其所选诗人绝大多数是盛唐普通诗人,长期以来,对《国秀集》的研究比较薄弱。论文以《国秀集》为研究对象来探讨盛唐普通诗人及其诗歌。“盛唐普通诗人”,因其是“盛唐的”,故其诗歌具有盛唐诗歌的某些特征;又因其是“普通的”,故其诗歌又具有不同于盛唐著名诗人诗歌的地方而具有自己的一些特征。     

编者寄语

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不同年龄段的诗人曾群体性地崛起于中国当代诗坛:“归来诗人”、“青年诗人”、“朦胧诗人”、“新生代诗人”、“女性诗歌诗人”、“城市诗歌诗人”、“新边塞诗歌诗人”……诗坛真可谓风起云涌,引领文学潮头。但孰料仅仅过了十几年后,这一前呼后涌的文学大潮便沉寂了下来,诗歌在文学中的位置逐渐趋于“边缘化”,文学女皇风光不再,再不象她在黄金时代那样引人瞩目。我们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要者有两点:一是相当多的诗人将自己的写作视野缩小到了只关注自我内心的狭小…     

上海沦陷区的新诗理论探索——以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为个案

上海沦陷区不是诗歌的“荒原”,以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为代表的诗论者仍然坚守“诗领土”探索诗歌理论：路易士追求“纯粹的诗歌艺术”,但他的“纯诗”理论存在偏颇与悖论;应寸照承认诗歌的社会功用,试图建立自己的诗歌理论体系,但其理论文章常因缺少具体例证而过于抽象;史美钧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是诗人论,对徐志摩、朱湘、王独清、于赓虞、路易士等诗人都进行了专门研究,是沦陷区诗歌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三者的诗学观念存在“理论的张力”,并共同构成了上海沦陷区诗歌理论的复杂场景。     

绽放的白色花——“七月”诗歌苦难意象分析

“七月”诗派是当时社会大变动和社会大灾难的结果,他们的创作直接记录着当年社会的变动和灾难;“七月”诗歌中的苦难意象反映了不同境域中诗人们的真实形象及情感,着重分析了“七月”诗派中主要诗人的苦难意象。     

论新诗滑坡现象及其纠偏之道

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朦胧诗派,强调表现诗人主体的感情,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我国第三代诗论以另类身份挑战诗坛,以反文化、反传统、反崇高的姿态,掀起了一场诗歌哗变。第三代诗人的诗歌理念及在其影响下的当代新诗实例表明,当下新诗所存在格调低俗、艺术粗鄙的严重滑坡现象。应树立正确诗歌理念与好诗观、倡导崇高与优美诗学范畴、注重学习我国古典诗学与诗艺、提高诗人三个方面修养等方面才能纠正新诗发展之道。     

论诗的审美标准 ——兼评“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

当今诗歌,否定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不关心社会,反意象,消解诗意,审美标准迷失、混乱,尤其是“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应建立诗歌共同的审美标准,以有利于诗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诗歌的审美标准是:一、真、善、美.二、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或热情激荡、动人心.三、诗家可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