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活动及其结果

西晋太康末年前后,基于各种原因,江东孙吴旧地士人开始大批入洛,求仕于晋,一度形成具有共同政治利益的“南人集团”。这一群体为了能更好地融入北方,做出了诸多努力与尝试。然而,仍未能最终消除来自北人的猜忌与排斥,最终,随着陆机、陆云兄弟的死难,“南人集团”烟消云散,入洛南方士人选择南归。     

20世纪初士人心态研究——以1902年乡试为中心的考察

1900年庚子之乱,清政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清末新政”,从政治、经济到教育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变革,科举制度的改革也在其中。1901年清政府下达了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以及停止武科考试的上谕。因此,1902年的乡试成为科举制度改革后的第一次实战。顺天乡试系全国之观瞻,却因为庚子之乱贡院被毁,不得不借助于河南省的乡闱。所以,此次乡试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面相,成为探究科举制度废除前夕世人真实心态的一个绝佳的风标。     

“魏晋风度”与礼教衰微——以士人娱乐活动为考察中心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特殊的转型时期, “魏晋风度”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士人风貌,是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人习尚与风气.魏晋士人有着深刻的思想矛盾和礼教冲突,一方面,魏晋士人有深厚的儒家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礼教伦理的虚假性和强制性本质进行猛烈抨击.这种抨击不是简单的反抗,而是士人在焦虑、恐惧、悲哀和痛苦的精神世界中对人生道路的拷问.在礼教衰微和玄学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这种内心的剧烈冲突在魏晋士人的娱乐活动中得到了更明显、更具体的表现.     

宋南渡士人的隐逸特征——以王之道为例

南渡时期安徽人王之道诗词中流露了隐逸思想。这一思想承续了宋初形成的遁世之风,但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王之道关注民生,忧时念乱,推崇吏隐。这种特殊的隐逸思想,还体现于他对东坡的崇拜。     

浅析唐中晚期的士人隐逸——以白居易为中心

唐代中晚期,士人的隐逸形式有了新的变化。这时的士人逐渐放弃了隐于朝的大隐,选择在有能力为天下计时,尽力施展抱负,而当仕途不顺时,委身于闲官职位享受自由闲适生活的中隐。他们巧妙的将入仕和隐逸集于一身,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中隐的出现是当时政治黑暗,士人没有保障,佛道思想影响,以及士人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和为生存考虑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浅析唐中晚期的士人隐逸——以白居易为中心

唐代中晚期,士人的隐逸形式有了新的变化。这时的士人逐渐放弃了隐于朝的大隐,选择在有能力为天下计时,尽力施展抱负,而当仕途不顺时,委身于闲官职位享受自由闲适生活的中隐。他们巧妙的将入仕和隐逸集于一身,在两种角色之间转换自如。中隐的出现是当时政治黑暗,士人没有保障,佛道思想影响,以及士人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和为生存考虑等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产生的独特的社会现象。     

中古时期士人群体的迁移及其对文化交流的贡献——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评介

中国中古时代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是理解当时文化发展历程及其变革的重要环节。王永平新著《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主要通过对江淮地域士人流迁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人物的探讨,提升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丰富了学界的相关认识。     

孙吴“典军”小考——以走马楼吴简为中心

走马楼吴简州中仓出米简中频繁出现有向“典军”下属诸曹吏支付廩奉的记录。结合传世文献,“典军”出现于汉晋之际,而孙吴典军并非将军号,实则是负责军中文书行政的职官,设置于中军。孙吴典军分曹理事,僚属组织一如郡县曹吏,兼管军政与民政,在军事上负责登记军功、调配军需,在民政层面负责兵户及其家属管理,这应与孙吴兵户家属常随营居住有关。孙吴军事管理体制的“郡县化”与郡县行政的“军事化”,体现出孙吴社会高度军事化色彩。     

论道教对士人的影响——以元代道教史籍为中心

道教对士人阶层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士人日常生活的影响、士人受道教的熏染,拜师学道、归隐山林以及道教对士人文学风貌的熏染等方面。寄情宫观、赞咏山水、缅怀先圣、祖师、高道,是道教影响下士人文学的两大主题,酬赠友人、慨叹人生,为元代道教史籍中士人文学的普遍倾向。     

明代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传承——以晚明文学家王庭撰及其诗文为中心的考察

有明一代的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学习呈现出了不绝如缕、代有人出的景象,这种情况显然并未出现在同时期明疆域内的其他地区。其原因不仅在于杜诗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也在于明代关中学养与杜诗思想的契合度较高、明代关中文士所崇尚的文学复古运动对杜诗的推毂、明代关中文学家族中已经形成了学杜的文学传统等原因。同时,明代关中文学士人对杜诗的浸淫深刻影响到他们写诗时的措辞、架构、用韵,并且这种影响已经波及他们在文章写作中对语句的采用。     

魏晋时期山东士人的政治理念与实践——以齐鲁文化为基点

魏晋时期山东士人在政治思想与实践中,继承齐鲁文化的民本仁政思想,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创新齐鲁文化的政治理论,使齐鲁文化不断吸收玄学、佛教等政治思想,进而推进齐鲁政治文化的实践。魏晋政治表明：齐鲁文化的民本仁政思想对稳定政治统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行政如果缺失了民本仁政则不利于长治久安。同时,秉承齐鲁文化的山东士人在北方十六国时期还起着保存和传播儒家文化、促进少数民汉化的历史作用。     

清代士人司法特权与犯罪——以《刑案汇览》为中心

以《刑案汇览》为主要材料,对清代士人司法特权与相关犯罪进行了全方面的考查。对《刑案汇览》所载相关案件进行了统计和比较分析。同时,结合案件,对清代与士人司法特权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了清理。最后,指出了士人司法特权犯罪的特点,并比较了法律制度中体现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士人犯罪的不同态度。     

三国时期扬州州治迁移的考察——以合肥、寿春为中心

三国时期扬州的州治经历从寿春—曲阿—寿春—合肥—寿春的曲折迁移过程,这一过程反映出曹魏与孙吴间政治、军事力量的不断角逐,特别是州治向合肥与寿春的迁移更反映出魏吴间军事实力的较量和地缘政治的考衡。     

宋南渡士人对杜甫“忠爱”精神的接受及意义——以王之道为例

忠爱是杜甫精神的精髓。杜甫忠爱精神在南渡时期得以传承。安徽王之道可为例证。王之道和杜甫曾处于相似的历史境遇。王之道对待君主的情感,有同于杜甫对君主的忠爱之情。王之道在诗歌中表现了对杜甫忠爱精神的自觉接受。     

左右西晋政局的区域社会力量——以山西人士为视点

古代中华帝国疆域辽阔,区域情况复杂,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很突出,考论一朝政局,不能忽视区域社会力量的作用.西晋一朝的山西人士包括汉族权贵、胡族头人乃至下层流民,都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论魏晋士人的执著与超越——以《世说新语》为主要考察文本

执著与超越本来是两种具有一定矛盾性的精神气质。一般而言,执著者往往难于超越,而超越者往往不会执著,但魏晋士人却把两者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成就了他们高度的人格之美。在一个社会动荡,道德解体的时代里,魏晋士人们的这种高度的人格之美让他们身上散发出德性的光辉,也让他们在艺术领域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如果中华民族想要重塑自身优美的精神气质,那么魏晋士人所具有的执著与超越相融合的人格之美也不乏深刻的启示意义。     

维新士人在澳门的兴学活动及其影响——以陈子褒、卢湘父为中心

清末民初,华人活跃在澳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澳门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士人选择澳门作为基地传播维新思想、呼应内地的变法,得到澳门华人华商的大力支持。维新士人把教育改革视为挽救民族危难、实现政治理想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澳门大力兴学办教。康门弟子陈子褒、卢湘父在澳门创办学校、编写教材、推行妇孺教育与平民教育,所培养的新式知识分子亦成为推动澳门教育的中坚力量,切实为澳门近代华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陈子褒、卢湘父作为从万木草堂走出的康门弟子,在澳门兴教受维新思想的影响,通过分析其教育活动,进而考察其所代表的维新士人的兴学动机与教育思想,可知维新派有力地推动了澳门近代教育发展。     

朝鲜朝燕行使臣眼中的中国汉族士人形象——以朝鲜北学派人士的《燕行录》为中心的考察

18世纪下半叶,朝鲜朝燕行使臣不再蔑视汉族人的附清、降清行为,而是给予他们以较多的理解.这一时期,他们对汉族人形象的描述基本上是正面的,甚至是较理想的.他们对中国汉族文人做出了诸如姿貌雅洁、儒雅纯朴、学识渊博等赞赏性的描述.与此同时,在他们笔下,当时的汉族士大夫在清朝统治下具有思明但不敢表露出来的微妙心态,缺乏儒家的义理精神,过着卑躬屈膝的生活.造成这种矛盾心理的最重要因为是清朝文字狱的高压政策,它使得汉族士大夫的精神一直处在压抑的状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政治战略——以1935—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为了考察、研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政治战略对当代制定并实施国际战略的借鉴作用,从“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战线”三个方面概括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战略的主要表现。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有利于推动国民党向抗战方面转变,也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和推动更多国家联合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局面的早日到来。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战略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留下了深刻而丰富的时代启示。     

明清时期洛阳地区孝行研究——以地方志为考察对象

明清时期政府的积极引导、孝道教育的普及和地方文化的熏染共同造就了洛阳地区孝子养亲、顺亲、孝亲等孝行。明清时期洛阳地区孝行虽呈现出格套化、极端化和神秘化等特点,但孝文化对明清时期洛阳地区家庭的稳定、淳朴民风的形成以及社会的安定产生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