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研究

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的形成有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从天下到国家,二是从“泛黄种人主义”到“大民族主义”。其主要内涵为主权、国民和国家至上三个方面,虽然其中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梁启超“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提出及对近代国家构建方式的探索,使其民族国家思想朝本土化方向演进,对当时及世后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     

梁启超宪政思想论略

由传统集权政体向现代立宪政体的转换,是梁启超的宪政理想。他在立宪、议会制度以及选举制度等方面都有自身的见解。其思想一方面是对当时历史情势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试图将西方宪政化引入中国的努力。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民族思想述略

本文通过阶段性分析,指出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民族思想复杂多变,它随着历史的发展、个人认识的深入,经历了一个高低起伏的衍变过程,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色。然而不管如何,辛亥革命前梁启超民族思想的主要倾向始终是积极的、进步的,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     

双重政治文化认同的困境:解读梁启超民族国家思想

在近代国家观念建构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两个层面上,梁启超的政治化认同出现了分离,即双重认同,这使其民族国家思想蕴含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进而使自己陷于两难选择的困境中。     

论梁启超的国家“精神”

梁启超赋予国家以内在的"精神",从而似乎让其"活"了起来。梁启超的国家"精神"有三种表现形式:法律、主权与文化,它们是梁启超有机体国家观的自然结果,在其政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梁启超国家"精神"的目的是为解决两个重大问题:对内统一、对外独立。     

“民族国家”对乐利学说的影响——以严复与梁启超的乐利学说为例

戊戌时期乐利学说的形成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民族国家中,个体有了独立的价值,乐利学说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乐利学说又丰富了民族国家的思想。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成为主流,国家富强是众多思想家追求的目标。梁启超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重新诠释,严复对于"国富论"的补充,正是对民族国家和乐利学说之间关系的最好说明。     

“民族国家”对乐利学说的影响——以严复与梁启超的乐利学说为例

戊戌时期乐利学说的形成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引入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民族国家中,个体有了独立的价值,乐利学说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乐利学说又丰富了民族国家的思想。在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成为主流,国家富强是众多思想家追求的目标。梁启超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重新诠释,严复对于＂国富论＂的补充,正是对民族国家和乐利学说之间关系的最好说明。     

论清末梁启超的国家思想

清季末年,梁启超先后提出“合群”立国以及建立国民国家、民族国家等主张,建构起独具特色的近代国家思想。这一思想要求外抗侵略,内反专制,极力张扬近代民主意识和社会变革主体意识,不但凸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冀望建立新型民族国家的现实诉求,折射出璀璨的国家理性之光,而且还唤起了人们的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感,对推动近代中国国家问题的理论探讨、实现国家理念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梁启超的国家观

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在20世纪初中国面临救亡图存的危险局势下形成的。梁启超认为,国家应具有独立的意志,它凌驾于社会各阶级和个人之上。梁启超的国家观是其政治思想的分水岭,他的宪法、议会、自治等宪政制度设想在此前和此后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意义。     

简论梁启超的民族尚武精神

甲午战争后，仁人志士从各个方面探寻中国失败的原因。梁启超超越了器物、制度层面，从民族尚武精神的深层分析中国失败的原因，对尚武精神的实质、作用、中国尚武精神流失的原因以及民族尚武精神的培育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探索和分析。     

梁启超的"诗史"观--《饮冰室诗话》的若干诗学思想

梁启超作为“诗界革命”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提倡者。源于思想深处深沉浓厚的历史意识，在讨论近代诗学的过程中，融入传统诗学的“诗史”精神，又将之与近代以新民为主旨的启蒙思想紧密联系，为新诗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粱启超是中国较早接触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人。他对社会主义以及在当时中国的实践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基于宪政改革的政治立场，他没有真正懂得科学社会主义，也坚决反对在当时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对于促动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深入探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探析

梁启超在他的不少文章著作及演讲稿中,围绕趣味、情感、崇高三个关键词展开论述,形成了人生、审美、艺术三位一体的美学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出他作为启蒙主义美学家的基本特征和理论关怀。     

梁启超外交思想述论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梁启超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外交思想，主要有民族主义、中日提携、均势主义、名誉孤立、开诚布公以敦睦谊等。他的外交思想具有极鲜明的爱国主义特性，反应了时代的要求。但是，梁启超过于重视国家层面的角逐和博弈，没有充分认识人民的力量，这是其局限所在。     

论梁启超的科学精神

对梁启超的科学精神，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较为全面的论述。在批判的层面，应揭示出梁启超对“中体西用”思想背景的突破与超越。在倡导的层面，追溯乾嘉学派与梁启超科学精神的渊源可以认定，梁启超是早在五四前就大力倡导与追求“赛先生”的先驱之一。在反思的层面，可以看出，梁启超对“科学万能之梦”的反思与质疑，非但不能说明梁启超反科学，反而表明了他对科学的科学态度；非但不能说明梁启超保守与落伍，反而是他思想超前的体现。     

梁启超宪政文化观

作为中国近代法学的开创者之一的梁启超,其对西方宪政理念的中国化改造可谓独树一帜。他的国体与政体理论、国家主义的公民权利保护以及权力制衡理论对近代中国的宪政实践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宪政文化的国家主义观也体现出他的历史的局限性,并为后世学者所诟病。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分期简论

梁启超创立的新史学对近代中国的史学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史学思想发展形成的漫长过程可划分为四个阶段:史学理论的继承时期,新史学思想的酝酿时期、形成时期、完善时期。每一阶段梁启超的史学思想都有其独特的光辉点。     

试论梁启超对鲁迅国民性思想形成的影响

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形成，受到多种文化资源的影响，其中梁启超的影响不容忽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整套话语：将国民性作为政治变革的前提、以文学作为改造国民性的工具、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概括，都是对梁启超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梁启超的国民性理论是鲁迅国民性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梁启超读者心理学思想探析

梁启超在探讨艺术问题时,非常注意吸收、运用西方美学、心理学的知识去剖析审美创作现象,在我国近代文学史上开拓了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心理分析法,特别是涉及了读者心理因素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读者心理学理论。     

梁启超与钱穆的专门史观初探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和钱穆,都对史学理论尤其是专门史的理论和方法,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分别在20世纪20-30年代和60年代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成为上世纪中前期我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论述专门史的研究时,他们都借鉴和扬弃我国传统史学理论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历史文化观,从部分与全部、特殊与一般,以及从专门史与普通史关系的角度来诠释专门史,从而形成富有时代气息和个性特点的专门史观。而二者的专门史观又有一定的差异,梁启超把历史分为专门史和普遍史,不只是表明历史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认为专门史是与普遍史或文化史相对应的,是明了全部历史的基础;钱穆则强调从文化、通史的角度研究专史,又由专史而通史,以见历史大体。总之,梁启超突出传统的史体和史法的继承,钱穆侧重文化和哲学的追寻,这是他们的专门史观区别较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