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经学与汉代礼制建构

西汉后期,随着古文经数量增多,并且被整理、校勘,古文经学逐渐形成一种可以同今文经学抗衡的学术和政治势力。而这一变化与汉代的礼制建构过程是密不可分的。西汉一朝,宗经法古的礼制建构思想始终存在,并且随着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这种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日益强烈,在西汉中后期形成强大思潮。古文经传的被发现和整理为这种政治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这种政治要求也促成了古文经学的发达。这就是西汉后期古文经学地位抬升的原因。     

古文经学

古文是指战国时的六国文字，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古文经是指躲过秦火焚书大劫的私藏或秘藏的典籍。一说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王刘德在民间搜集古籍，得到“古文先秦旧书”；另一说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馀扩建宫室，拆除孔子故宅时，从鲁壁得到《古文尚书》、《论语》等数十篇，“皆古字也”。刘歆（约前46年-23年）校理秘籍，发现古文经传，建议朝廷设置《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第一段]     

论汉代古文经学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汉代古文经学者多有文章之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古文经学者广博的知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古文经学不拘一格的治学方式造就了他们自由开放的思维;再次,对经术通脱的态度使得他们的思想和个性没有被泯灭,从而能够集经生和文人于一体;最后,因爱好而研习富有文学色彩的古文经无形地陶冶了他们的文学情趣。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古文经学学者多有文章之才。     

唐代古文运动与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

中唐时期,随着山东士族的复兴,古文运动蓬勃发展。在骈文盛行的中古时期,山东士族有不废古文的优良传统。古文运动的精神实质与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相契合,同样具备宗经的传统、反佛的立场以及尚功用、重实际,反对浮华风气的特点。山东士族对古文的勃兴居功甚伟,参与并引领了古文运动。     

试谈河间献王对古文经学的贡献

西汉初年，各诸侯国承先秦养士之风，广纳宾客，形成了几个较有特色的学术中心，河间国就是其中的一个。河间献王刘德好学自修，表彰古学，山东诸儒多从之游。献王广开献书之路，并补撰《周官》，立《毛诗》、《左传》博士，对古文经学的弘扬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探讨

从某种程度上讲,汉代的古文经学对于文学创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汉代古文经学更多的是追求相对简明的文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篇大论,也使得文学创作逐渐向由繁趋简发展。此外,汉代的古文经学更加讲究兼通,可以博采众长,文化创作过程中借鉴汉代古文经学能够使文章的表现题材更加包罗万象以及无所不至,增强文学创作的批判精神。本文就汉代古文经学对文学创作的相关影响展开详细论述。     

论经学与玄学间的相合相异

经学除了系统的宇宙观、天道观之外，其独特的人性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有意思的是它们与玄学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玄学虽不同于经学，但从理论形态、概念范畴、以度思维方法上与经学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刘大櫆古文理论的诗论化

刘大櫆以“神”论，反映了古理论的诗论化；刘大櫆从“音节字句”求“神气”的学方法，与严羽、谢榛等人的学诗方法一致；刘大针对古提出的审美标准很多是从诗论范畴中借鉴的。     

经学与玄学之间——论汉魏之际的儒道合流

汉魏之际,学风大变,从章句训诂的经学一变而为谈玄析理的玄学。这思想变迁之间存在着一条内在理路,也就是汉末经学自身理论困乏,由此带来儒学对理论性资源的渴求,进而促成了对道家思想的引进。这肇始于对烦琐经学的不满,经由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及对经学诠释的改造,儒道思想的合流之势逐渐扩展,最终造就了魏晋玄学的新思潮。     

浅议今古文经学之争

经学在两汉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分为今、古文经学两种思想派别,两者经过四次论争后,呈现今文经学由盛而衰、古文经学由弱变强、今古文经学融合渗透的局面,最终经学达于统一,对当世学术思想和学风改变起到促进作用,对后世义理学与训诂考据学影响深远。     

道光至光绪年间《诗经》古文经学发展概论

《诗经》的经学研究经历了由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转变,而古文经学自身的自我否定、学术的衰落所打下的烙印,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诗经》的经学研究具有明显可寻的发展路径和描述节点,后来的研究者可以根据古文经学的没落轨迹,从整体上探索《诗经》经学研究的发展脉络。     

南朝士族家学对儒佛道文化的接受与创化

本文从儒、释、道之间几百年的激烈竞争出发,分析了南朝士风对三教思想的选择思路,论述了南朝士族家学对儒佛道文化的接受与创化过程。     

北宋“江西文风”与古文运动关系研究——兼论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之士族学风

北宋江西文风的发展可分做三个阶段:庆历以前,南丰曾氏、临川王氏已提出"长于议论、务用应世"的文学理念;庆历至嘉年间,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结成师友,使江西几个古文家族汇流,遂形成江西古文家主盟文坛的事实;嘉以后,江西籍作家归纳欧、曾等文风特色,进一步塑造了"江西文风"的概念。     

吴郡张氏及南朝士族的佛教信仰

南朝的高门士族与佛教关系密切,这是佛教在南朝得以空前发展的重要原因.宋齐梁三代君主大多信佛,在宋齐梁三代担任高官的吴郡张氏所从事的佛教活动常常与君主联系在一起,并且相互影响.吴郡张氏不仅合门信佛,而且以玄学传家,这也是南朝士族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高僧们既精于佛学义理,又具有深厚的玄学修养,这一点对于他们与高门士族的交往非常重要.这一特殊的环境因素大大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论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自汉武帝"春秋大一统"后,儒家经典开始在最大范围内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典。或为立功受禄,或为立德立言,总之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统一的经学。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和治学方法的不同,经学截然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今古文经学,并在以后的几百年岁月里不断因为政治利禄或道统因素发生激烈争斗,最后以东汉末的今古文经学之融合暂告一段落。通过对经学在两汉的四次纷争,尤其是在东汉的三次纷争的梳理,勾勒出经学在两汉的发展轨迹,进而分析东汉末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根本缘由。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     

论六朝经学的发展历程——魏晋南北朝经学史论之一

东汉是“经学极盛时代” ,但是后期的社会动乱使之急剧地由盛转衰。其后 ,六朝经学经历了由复苏到拓展的艰难历程。三国是儒学复苏的初始阶段。孙吴地区的经学是东汉经学的绪余 ,古文经学因统治者提倡而相对活跃。西晋经学呈北盛南衰之势。由于道家文化的兴盛 ,儒学影响力减退 ,经学研究进展不大。东晋崇儒抑玄之风渐兴 ,会稽、豫章等地学者治经实绩稍著。刘宋与南齐时期“家寻孔教 ,人诵儒书” ,崇尚儒学的社会风尚普遍形成。梁朝及陈朝 ,经学进入兴盛时期。学者多“博通经传” ,义疏都立言浩繁。其学风与实绩对隋、唐经学具有深刻影响     

王国维的经学研究

王国维是近代史学的代表人物,曾被认为是"新史学的开山"。由于经学在近现代不受重视,王国维的经学研究成就在现代人眼中似乎远不如他在文学、哲学、史学等领域的贡献。但是,在王国维东渡日本之后由文学、哲学转向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经学却是他日后取得伟大成就的突破口。在王国维那里,经学既不是像康有为那样属于今文学传统,也不是像章太炎那样属于古文学传统。他所做的工作,无疑是晚清民初经今古文学之争中最独具特色的:通过对《史记》中"古文"含义的研究,他弄清楚了汉代初期古文的意义;通过对《汉书》中"古文"含义的研究,他弄清楚了东汉初期古文的意义;通过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他弄清楚了《说文》中所载古文的意义;通过对魏三体石经的研究,他弄清楚了魏晋六朝时期的"古文说";通过对汉代古文学派的系统研究,王国维弄清楚了"古文"由字体转为学派的意义。总之,王国维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充分运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以及新发现的新材料,对经学以及经学史作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研究。     

钱玄同与中国近代经学

钱玄同一生先后受到古文家章太炎和今文家崔适两人相反的思想影响,但对两派都不满意。他以时代的眼光跳出家派,对经学进行批评,认为经学与孔子无关,“经”在实质上是史料,并身体力行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订和整理,还“经”以本来面目。在近代孔子偶像地位的动摇、经学市场的消失、经书变为古史资料的过程中,钱玄同的经学思想和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古时期中央集权与赋役制度演变之关系

由于秦汉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央政府制定的赋税制度针对的是并不掌握权力的一方,晋初门阀士族形成后,经过南北朝、隋朝至唐中叶、赋役制度都是针对士家大族制定的,是中央政府与豪族夺劳力和土地的政策。中南后,赋役制度由重税人税户转变为重税产税地,由针对世家大族转变为针对并不掌握独立权力的富民,明清两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人口流动加速,明推行一条鞭法,清摊丁入亩,丁税最终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