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商颂》为商人旧作

商王朝出于祭祀的需要,创作了大量的颂歌,这些诗歌在商朝灭亡之后,经过商之后裔宋国乐官和周王朝乐官的保存而得以流传下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周代宋国所保存的祖先乐歌在流传过程中已发生变异,甚至残缺不全,至西周晚期,乐官正考父以周太师所保存的商代诗歌为范本加以校正。正考父只有校《商颂》之功,而无作《商颂》之说。今本《诗经·商颂》为商人旧作,它是商人众多诗歌的一部分,这些诗歌是周太师在旧商作品中经过筛选之后收入《诗经》中的。     

史官文化源流考

最初的史官是巫官的一部分,属于神职人员。与此相对应,史官文化同样孕育在巫官文化的母体之中。史官文化虽更重视人事,但起初还是不能摆脱对神的尊敬态度。直至汉代,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新史官文化才在全面检讨先秦旧史官文化和扬弃巫官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本文拟将从史官文化和巫官文化之间的联系来探讨史官文化的源头和发展历程。     

乐官制度形成于商代后期考

从文献资料、考古材料、文化发展传承等角度进行论证,可见古代的乐官制度至迟形成于商代后期。这一观点的提出,可为古代乐官制度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也希望能为古代历史、古代乐舞、古代戏剧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西周乐制蠡探

西周乐制不仅是展示周代文明的窗口,更是中国礼乐精神得以形成的最初保障。在乐官层面,已经具备了严密的职阶体系,乐官与乐工各司其职,为道德普及、技能培训、娱乐活动提供整体支持。在乐舞层面,秉持雅正宗旨的前提下,人性因素的影响、民族成分的残留以及对风诗的吸收,为民间文艺的繁荣留下了空间。在乐器层面,雅乐乐器及其组合方式的多样化,不仅标志着礼乐制度的规范化,而且使“器以藏礼”成为可能。乐官、乐舞、乐器虽非乐制之全部,但却构成了展现西周理性鬼神信仰和雅正观念的物质载体。     

汉唐协律乐官发展考略

在<唐六典>、<通典>等典籍对协律乐官记载的基础上,再综考其他文献,可以从起源、官称、官品、职属、职能等多个方面对西汉以至隋唐间协律乐官发展的情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方面研究对过往的戏剧史、乐舞史研究亦将有所补正.     

屈原新论

屈原到底是个什么人?向来较少人深究。本文从其作品及有关史实考察,以为屈原是一个优秀的巫官,并作了论证,在论证过程中,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也提出新的见解。     

先周时期“巫”之乐官身份考略

巫在先周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作为当时知识、宗教、政权等各种权力的集合体,表现在音乐方面应可视为后世乐官的前身。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先周时期的“巫”从乐官这一身份进行含义、范畴及其向“师”的转化过程的论述和考证,对于先周时期巫文化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层面。     

中国古代“寓言”的体式特征与文化内涵

中国寓言具有不同于西方寓言的体制特色和文化蕴涵,它的典型体式是“假设问答”,它产生于巫史文化兴替的文化背景中,是史官文化继承改造利用巫官文化内容的文化范本,蕴含着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从酒神祭祀到原始戏剧古希腊戏剧的起源

从酒神祭祀到原始戏剧古希腊戏剧的起源邱和平人们已经公认为，西方的艺术源头在古希腊，希腊艺术的源头在戏剧，尤其是悲剧。而戏剧的源头是从酒神狄俄索斯祭祀仪式移位而来。酒神祭祀仪式是一种什么样的仪式？它又是如何移位到戏剧的呢？原始人最根本的需要是出于自然的...     

析东周乐官阶层社会身份与职责的流变

周朝的乐舞机构“大司乐”除具有行政、表演等职能外,还具有乐舞教育功能。在《周礼》中有明确的对音乐进行管理的机构设置及人员配置,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是既精通音乐专业技能,又肩负礼乐管理职责的乐官,由于统治阶级维护礼乐制度的政治和文化等社会需要,西周乐官群体形成了一支组成人员高度稳定、专业技巧水准很高的从业队伍。由此可见,“五经、六艺皆儒家所传所教”的传统说法,其笼统粗疏已无可讳言。     

浅谈柳永羁旅宦游词的双重文化气质

柳永的羁旅宦游词内容驳杂,情感复杂,但是他的文士气质与市民气质渗入其中。本文将通过对本类词作的内容的具体分析,论证词人的双重文化气质在其羁旅宦游词中的具体体现。     

公文写作的逻辑要求

公文写作必须遵守逻辑基本要求，避免写作中的概念不清、论题不明、自相矛盾、模棱两可、推不出等错误；否则，就会影响公文的严肃性、政策性和权威性，影响公文的效用。     

公文分类误区

公文分类问题是近些年来研究的热点，众说纷纭，“百花齐放”。种种误区给教学和学习都带来困惑。本文根据逻辑划分规则，试择其要者作简要分析，列举概念不明、标准不一、子项相容、层次不清诸病，希望能对公文分类问题有所裨益。     

从酷吏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酷刑

酷刑与酷吏的存在,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章从历史发展角度,以酷刑的实施者——酷吏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的酷刑进行论述,并对酷刑与酷吏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分析,说明酷刑与酷吏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必然性。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视野下的公文写作教学初探

《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于2012年4月16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并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条例势必会大大推进我国现有公文处理的科学性、规范性,统一性以及高效性。与此同时,它也将给高校的公文写作教学带来新的课题,提出新的任务。     

浅谈公文风格及其与写作的关系

公文有风格是它作为话语行为这一本质属性决定的,公文文体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接受者的审美需求也说明公文有风格。公文风格主要通过文体(文种)、结构、语词和格调等构成的具体语境来体现。撰写者应强化“风格”意识,注意其特性以及与用语的关系。     

公文写作的与时俱进:规范与创新

公文写作的规范与创新是实用写作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探讨公文写作的规范表现和创新空间,对提高学生公文写作质量和写作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就此作些阐述。     

行政公文读者分析

行政公写作活动中，读不仅担当着将公内容转化为工作行动的中介作用，而且在公写作的整个活动中干预制约着作用，也直接影响公的写作效果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满足不同读的阅读需要是实现公社会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读分析是现代应用写作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研究内容。     

同为公函差异明显--香港公文与内地公文比较

香港“公函”涵义宽泛,运用范围很广,呈现多功能特点。内地“公函”涵义狭窄,运用范围有很。相关内容,香港运用“公函”处理,而内地则仔细地选用“通知”、“通报”等文种处理。两地在实践环境中,无论文种还是书写格式,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与经验。     

《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

《春秋》经、传各有自己的材料来源。古代史官通过“承告”和“传闻”两种方式获得信息 ,所谓“承告”是指别国史官的正式通报 ,构成官方史录 ,它遵守巫史传统的表达方式 ,所以隐约难懂 ;而所谓“传闻” ,则是史官私下交流的信息 ,其内容涉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等 ,以补充前者的不足。“承告”记载于正式的“典策” ,而“传闻”则记录于“简牍”。后者成为史官个人的或内部的文献。“传闻”和“承告”的内容相差很大 ,所以古人有“所见异辞 ,所闻异辞 ,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的话 ,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传闻”之史是《左传》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