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关于藏族地区朝贡定例的原因与过程

明朝建立后,随着藏族地区僧俗首领的归附、朝贡,中央政府逐渐享有了对藏族地区的主权,便开始有意识的规范藏族地区朝贡的各种礼仪,主要包括朝觐礼节、朝贡的规模、朝贡周期、赏赐品的数量及种类和贡道等内容。这些内容从开始制定到修改、完善是根据藏族地区朝贡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解决的过程,一直贯穿明王朝的始终。     

明清朝贡制度之比较

中国自汉代实行朝贡制度,唐代走向成熟,明清两代发展到完全成熟时期。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但同时,两者由于存在的历史条件、存在的方式不同,导致两朝统治者对这一制度的认识也不同,朝贡贸易在朝贡关系中也居于不同地位,朝贡关系的实质也发生变化。     

清朝前期中国与苏禄关系考

清朝前期,在对外关系上,继续秉承"厚往薄来"的传统,实行以友好往来为宗旨的较为平等的外交政策,东亚、东南亚及周边诸国慕风向化,纷纷遣使入华朝贡。苏禄是较早恢复朝贡关系的国家之一。雍正年间,苏禄遣使入华朝贡,从而确立了对华朝贡关系。乾隆年间,苏禄频繁遣使入华,中国与苏禄的友好关系更为密切,成为当时中国与南洋诸国关系的典范。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冠服给赐是明朝对朝鲜外交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历代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明朝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以及朝鲜的实际情况对不同人员赐以不同品级的冠服,并将冠服给赐与对朝鲜王室的册封相结合,展示了明朝与朝鲜之间的朝贡藩属关系,反映了明朝的等级尊卑观念与制度,是明朝朝贡体制的一个重要象征。     

清代苏禄国朝贡史研究

古苏禄国与中国的交往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明永乐十五年东、西、峒i王来朝将两国关系推向高潮,但自永乐二十二年后便断绝了朝贡往来,三百多年后,于清康熙年间复又请求朝贡。雍乾三十多年间,苏禄吲仅经准许的官方朝贡就达六次之多,未经准许的朝贡与民间来往更是数不胜数。但清政府对苏禄闰朝贡采取的是怀柔友好的政策以及两国朝贡往来的目的有着本质差别,即清政府重在政治需要,而苏禄国则强调经济目的。     

近代以前的日本与朝鲜——以“西蕃观”与“朝贡”为中心

日本对朝鲜之"西蕃观"脱胎于中国的华夷观念,但又不同于中国的华夷观念。"西蕃观"不是中国传统的以文化别华夷,只是以强硬手段控制朝鲜半岛,要求朝鲜半岛向日本朝贡。这种外在形式上的朝贡关系是"西蕃观"的主要核心内容,也是构成古代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基石,基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从强力控制性朝贡转变为正常性朝贡,最后又演变成观念性朝贡。     

明代朝贡贸易衰败的经济原因探析

明代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朝贡贸易体系。隆庆元年,漳州月港的开放标志着朝贡贸易体系解体,朝贡贸易也随着衰败,其解体的经济原因主要是贡品对国内经济发展价值不大;朝贡贸易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朝贡贸易程序复杂费用高,使明政府在贸易中得不偿失。     

明朝前期朝贡体系研究:原因和作用分析

朝贡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央王朝(中原王朝)同边疆民族、中华帝国同周边各国(藩属)之间互动的方式之一,在密切中央与边疆、中国与藩属邻国的关系方面作用显著。明朝前期1是整个明清时期朝贡体系建立并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对整个明王朝的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产生了重要影响。     

勿吉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

公元5世纪后期,勿吉逐渐强大,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日渐出现和增多。北魏孝文帝时遣使入贡,此后与中原各政权逐渐形成了长期的朝贡关系,直至北齐末年。其间勿吉向中原王朝朝贡多达31次,来贡较为频繁,但其朝贡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朝贡关系。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军事影响力,加上边境贸易的吸引,是勿吉与中原王朝保持这种朝贡关系的基本动因。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述论

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既是中央王朝与西南地区交往的主要途径,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向土司地区传播的重要媒介。明代西南地区各地土司对中央王朝朝贡不断,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土司朝贡制度。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不仅加强了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有效管控,而且进一步促进了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试论仪式对悲剧心理距离的影响

仪式是戏剧的最初形态。仪式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发展成戏剧,一种是作为艺术形式保留在戏剧里。后者或者以完整的仪式形态保留在戏剧里,或者以一种仪式感存在于戏剧中。本文试图探讨存在于戏剧中的仪式或仪式感对悲剧的心理距离产生了何种影响。     

试论孔子儒家“礼”的思想

中国因为周公＂制礼作乐＂而被称为＂礼仪之邦＂,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非常重视＂礼＂。＂礼＂起源于保证人类生存繁衍的现实生活,是人类精神特性的产物,是文明和文化的表现。在孔子看来,＂礼＂不仅是外在的规范,更是＂仁＂,也就是人性的要求。通过＂礼＂,人开展各种社会活动,成就自我。＂礼＂既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又引领人们走向更美好的生活,追求更高的生存境界。     

村落少女情怀的艺能化展示--松江井凌桥村与联建村坑三姑娘信仰祭祀的调查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普遍流行于松江农村地区的坑三姑娘,曾是当地少女所钟爱的女性信仰艺能活动.信仰祭祀艺能,它是民俗的祭典、信仰、仪式等活动中伴有一定的言行程序和节律的传承.其之所以为艺能,是因为该言行必然会激发并能使人持续受到感染某种情感在崇敬、信仰的背后,潜藏着美的欲望和艺术萌芽.它是传统民间文艺中的信仰祭祀艺能.虽然,它比较原始稚拙,且在村落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其信仰祭祀的展现过程,一环扣一环,层层展开,如同戏剧式的展演过程,程式化艺术的倾向已见端倪."艺能一般说来没有与神灵的祭祀分离",它有神灵信仰的迷信因素,但是,与宗教和一般的神灵信仰相比,迷信的色彩要弱得多.现实展示较多的是萌芽状态的戏剧表演功能.形式上在迎神、敬神、请神、送神,实际上,更多的是在展现少女们自娱自乐、自我渲泄情感、自我瞳憬幸福生活的女性情怀.     

贵州舟溪苗族惊风治疗仪式研究

贵州舟溪苗族惊风治疗仪式是当地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惊风治疗仪式过程的展示,以及人类学和仪式象征理论的分析,惊风治疗仪式满足了舟溪苗族的心理需求,有其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因而能够在当地持续盛行。     

从文化与媒介的视角看中国乡村电影的兴衰

“乡村电影”作为中国农村主要的娱乐和文化传播媒介,曾经占据了乡村生活的重要位置。它承载着深刻的仪式意义,并成为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乡村电影不同于一般的电影,它独特的放映方式已经变革了电影的形式,增益了电影原有的意义,并构成了其特有的历史行为功效。它在短短二三十年间的兴盛与式微,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和文化的诸多变迁,以及迅速而剧烈的媒介变革。当传统秩序和革命话语为新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性观念所替代,乡村电影的仪式和文本意义也就逐步被瓦解。随之而来的媒介变革,在给中国农村带来新的文化娱乐体验的同时,也培育了新的媒介使用兴趣和需求,乡村电影的存在空间也就越发紧缩。     

岳麓书院祭祀空间、仪式及其教化功能

祭祀是书院办学的三大规制之一。岳麓书院作为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其祭祀场所丰富,祭祀规模宏大。梳理岳麓书院祭祀空间的变化及其祭祀之程式发现,岳麓书院祭祀空间井然有序,符合儒家礼制;所祀之人依时而增,日趋官学化。其教化功能在于:祭以学礼,立志明心;示教于生,经世济用;彰示道统,传学湖湘;开化民众,移风易俗。     

“抬汪公”活动与屯堡社区稳定性思考——以安顺市吉昌屯为个案

在贵州安顺地区,存在300多个自称为＂南京族＂或＂老汉人＂的村寨,他们大多以明初屯军后裔自居。在这些屯堡村寨,对汪公的信仰远远超过祖先崇拜的范畴,汪公成为屯堡社区的保护神。作者在对吉昌屯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吉昌屯＂抬汪公＂活动的仪式入手,展开对作为社会文化事象的＂抬汪公＂活动与屯堡社区稳定性的关系探讨。通过研究,认为其活动仪式对社区稳定性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     

荀子政治哲学之我见

荀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其中有关社会政治的学说对后世影响尤其巨大。其主要内容包括法制思想、德治思想、尊先王、重后王等方面。从礼法关系和先王后王地位出发,探索荀子的政治哲学的主旨。     

巫山神女传说的真相及屈原对怀王的批评

宋玉《高唐赋》中巫山神女的故事并不完全是虚设其事,而是有一定的历史基础。云梦是楚王的猎区,也是楚国举行大祀的地方,巫山神女是受祭诸神之一,本事发生在楚王与扮神女的巫女之间,反映了楚国祭祀的原始色彩,屈原诗作对楚怀王借古讽今的批评,也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