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根据时局的发展，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发展可能性的一种估计，是中国共产党力争实现的一个口号、一种目标、一项任务这一方针顺应潮流，合乎民意，符合时局，切合实际中国共产党进而更好地把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为最终战胜美蒋反动派赢得了先机。     

抗战胜利后王若飞在争取和平民主中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为人民争得了一个短暂的和平环境,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为自卫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王若飞在这一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 抗战胜利后,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以便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则妄图用武力从人民手中抢夺胜利果实。为了麻痹人民,准备内战,蒋介石不得不戴上和平的假面具,同共产党进行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的焦点是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问题。国民党代表按照蒋介石的授意,妄图取消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为此,我党同国民党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针对国民党代表对中共要求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是“蹈军阀时代覆辙,恃武装向中央要求地盘”的诬蔑,王若飞指出:“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     

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格局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战争的胜利使世界和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改观,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使中国暂时呈现出三大政治势力鼎立的政治格局。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大政治力量不均衡发展的结果,对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意义重大。本文将从国民党集团、中国共产党以及中间势力三大政治派别的历史发展情况、现状以及战后主张等方面,分析其在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局中的地位及作用。     

论施复亮抗战胜利后的中间路线

施复亮是抗战胜利后宣传和提倡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他的中间路线的基本思想萌芽于二十年代,而明确揭橥中间路线则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尤其是在全面内战爆发以后。1945年12月,施复亮在《我的答案》一文中,首次提出“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其强大到举足重轻的地位,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该文是施复亮关于中间路线问题的最早论述。1946年7月,他又在《文汇报》发表了《何谓中间派》一文,明确提出“中国的中间派,有它自己的社会基础、政治路线、对内对外的明确政策,以及对国共两党的独立态度”。该文中施复亮首次使用了“中间派     

抗战相持阶段,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为了进一步正确开展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1940年3月和12月,先后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和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系统的策略方针.     

论抗战胜利后冯玉祥政治思想的演变

从抗战胜利到冯玉祥逝世，是其一生多变的政治思想经过曲折的道路，最终转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丢掉和平建国幻想，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后又抛弃在美国支持下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响应“五一”号召，最后逝于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道路上。冯玉祥在这一期间政治思想的演变，是那些身处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又摇摆于反动势力与进步阵营之间，最终认同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人，在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对决将见分晓的前夜，所表现的政治行为的一个较完整的摹本。     

论张东荪抗战胜利后的中间路线

张东荪是我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战胜利前后，他详细分析和探讨了战后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体制和发展战略等问题，提出了一整套走中间路线的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建国方案。张氏的方案虽在整体上已被历史否定，但他的政治思想中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内容，值得我们的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加以珍视。     

试论抗战胜利后中共夺取北平、天津的两次尝试

抗战胜利后,中共以里应外合思想为指导,采用武力、和平两种方式,希望借助苏军,或分化瓦解日军,先后两次尝试夺取北平、天津,以主导华北局势.这两次尝试,是中共充分实践里应外合思想的范例,是夺取大中城市诸多行动中,集中精力最多,寄希望最大的一次,也充分证明了,里应外合思想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经过两次尝试,中共果断放弃里应外合思想,重新探索实现革命胜利的具体途径.     

抗战胜利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美苏对立的基本格局,但是,最尖锐的矛盾并未直接表现在美苏之间,而是存在于广大中间地带。美国以所谓“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为借口,加紧对这些国家、地区进行干涉和控制,在亚洲首先是把中国变为对抗苏联和称霸世界的战略基地。     

论陶行知的抗战建国教育思想

陶行知相信教育对于抗战建国具有巨大的作用，主张教育要为抗战建国服务，要为整个民族和大众的最高利益、用生活教育之原理和方法来造就抗战建国人才．强调学校在抗战时期需要加强军事、生产劳动、科学和民主这几个方面的学问。陶行知的这些抗战建国教育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     

论陶行知的抗战建国教育思想

陶行知相信教育对于抗战建国具有巨大的作用,主张教育要为抗战建国服务,要为整个民族和人民大众的最高利益服务。他强调用生活教育之原理和方法来造就抗战建国人才,认为学校在抗战时期需要加强军事、生产劳动、科学和民主这几个方面的学问。陶行知的这些抗战建国教育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价值。     

论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接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胜利之时,苏联根据《雅尔塔条约》的协议,出兵中国东北地区,协助中国收复东北沦陷区并在当地驻扎近一年方完全撤军。在这期间,一方面苏军在东北地区大肆劫掠日伪政权遗留下来的工矿产业,并作为“战利品”运回苏联,同时滥发红军票,在当地套购民用物资,对当地的经济稳定及恢复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试图通过“中苏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以达到控制东北经济命脉的企图,并以此作为苏联撤军的筹码。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强硬回击和美国的压力下,苏联最终妥协并从东北撤军。面对日伪投降和苏军撤退所遗留下来的东北经济状况,国民政府没有做好充分的接收计划,杂乱无序的接收使东北丰富的经济资源丝毫无益于国计民生,国民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经济接收同其它地区的接收一样最终陷入失败的境地。     

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与美国政府之间关系的演变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围绕着在战后中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及其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等问题,国共两党和美国政府有着各自不同的构想,这期间中美关系的演变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本文试就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一概述。一抗战胜利前夕,双方的关系从密切合作的良好开端到逐步恶化美国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起,除了在     

论俄国二月革命后列宁的革命和平发展方针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思想体系发展成为社会制度,从而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这场革命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劳动人民进行的斗争,为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方面,除了胜利地进行了暴力革命之外,在革命初期,列宁还曾设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提出了著名的革命和平发展方针。正确理解列宁的这个方针的精神实质,对于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和领会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勿忘国耻 珍爱和平——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

历史不会忘记,七十三年的卢沟桥,战火由由弥漫。     

为教育招兵,为民主募马——论抗战胜利前后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思想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非常活跃.陶行知在此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和民主教育的文章,对民主教育进行了集中的阐述.他希望通过民主教育为教育招兵,为民主募马,提出民主是中国的精神维他命、教师是民主的酵母、在民主生活中学习,以及创造力最能发挥的条件是民主等主张,发表了自己对于民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独特见解.他把教育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基础,主张从小学生和小学教师做起,开展民主教育的普及运动,以提高社会民众的民主素养.陶行知的民主教育主张是其生活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既有助于考察现代中国的民主教育进程,更有助于考察其生活教育理论的发展脉络.     

抗战胜利后的香港受降问题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鸦片战争期间,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被日军侵占。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国民党政府力图收回香港主权,英国殖民主义者则企图继续其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中英两国围绕着香港的受降权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的分化

抗战胜利后,＂京派＂作家纷纷复员平津地区,北平的＂京派＂作家分别集中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京派＂作家的政治取向不同,清华＂京派＂作家不断转向和进步,北大＂京派＂作家在艰难的坚守中走向妥协。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的斗争策略亦各有侧重。内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了战后＂京派＂作家的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