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政府联系群众的“立交桥”——城市台电视问政节目的实践与思考

电视问政节目是一项传播活动、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以"百姓参与、百姓评说、百姓监督"为理念,以百姓关心的问题为切入口,以政府官员与公众代表之间直接对话为主要形式。本文结合绍兴台电视问政节目的组织方式、运作实践、播出形态和实际效果,提出城市台电视问政节目要从本地实际出发,把干群沟通类节目、专题问政类节目、考核评议类节目作为重点进行打造,构建起政府联系群众的多方位"立交桥",使之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重要平台。通过电视问政,让各类民生问题得到及时、公正、合理、圆满的解决,促使政府部门转变作风,增加执政能力,树立起廉政勤政、务实高效的形象。     

电视问政“热”的“冷”思考

在电视问政的“热”现象中,也存在着部门和官员冷淡等苗头。本文从部门和官员“热”起来、行政日常工作“马上办”、在监督中帮助和问政机制常态化等方面。对电视问政“热”进行“冷”思考。这对于电视问政的健康推进是非常有益的。     

城市电视台节目创新 “电视问政”促进公民政治参与——以武汉台《兑现承诺,优化环境“十个突出问题”整改电视问政》为例

武汉台所播出的2011"电视问政"节目给官民搭建了一个直接对话的平台,围绕城市治理问题,以直播形式现场考问官员,体现了官民之间的互动性。"电视问政"在权威性、公信力、舆论先导以及多媒体互动等方面都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在突出"公民性"、有序性以及契合"善治"理念方面都极大地显现出民众的参与性。"电视问政"让公权力在阳光下实现透明化运作,使公众的权益得到切实充分的保护,这其中体现了政府较高的民主政治觉悟,促进了公民政治参与,使政府、媒体和公民三方得到良好的互动。     

电视问政:中国式公共新闻的新探索——基于杭州台《我们圆桌会》的思考

电视问政作为近年来一种新兴的电视节目与问政形式备注关注,不同电视媒体在具体实践中,其节目理念、实际运作上均存在诸多差异。在宏观考察国内目前问政类电视节目的基础上,阐释电视问政的概念界定、特点并围绕"公共新闻"这一概念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剖析,进而探讨电视问政节目的发展趋向。     

电视问政节目的困境与出路

电视问政是新时期电视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目前由于形式缺乏创新,曝光问题不能及时整改,以及监督过度存在"干政"的质疑等诸多原因,在风光10多年后趋于沉寂。但在自媒体时代,社会急需责任媒体占领舆论高地,呼唤电视问政能够突围鱼龙混杂的新媒体,走出困境。其存在价值不容置疑,其生存空间拓展刻不容缓。     

电视问政中的市民期许——基于洛阳电视台《百姓问政》的内容分析

电视问政自2011年由武汉电视台推出之后,由于其参与性强、距离感弱等特点,使其区别于网络等其他平台的问政方式,并迅速在全国刮起了一股电视问政的风潮。但是"走上电视"的政府工作带着深刻的电视媒介烙印,因此利用电视媒介的特点,而不是被电视媒介所控制,成为在这种节目形式中暴露出的问题。     

互联网思维下的电视问政节目设计

电视问政节目是政府职能部门通过电视媒体就公共事务与民沟通、公众借此参政议政的传播活动。从2011年开始,江苏、湖北、湖南、广东等多个省份相继推出电视问政节目,如南京电视台的《向人民汇报》、《民声》,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和洛阳广播电视台的《百姓问政》等。这类节目多由以前的政风、行风评议类节目发展而来,一般时长从四五分钟到1小时不等,内容集中于各类热门的民生公益问题,开创了政府执政的新形式。     

电视问政节目的价值呈现与重构

电视问政节目受到广泛关注的同时,在节目运作和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不规范和亟待解决的问题。问政节目的核心价值,是提高城市(或省份)的治理能力,而非仅让官员"红脸出汗"的舆论狂欢,应由"问政"变为"问策",对同类问题进行追踪和改进,纠正问题背后的作风之弊。     

电视问政中的市民期许--基于洛阳电视台《百姓问政》的内容分析

电视问政自2011年由武汉电视台推出之后,由于其参与性强、距离感弱等特点,使其区别于网络等其他平台的问政方式,并迅速在全国刮起了一股电视问政的风潮。但是“走上电视”的政府工作带着深刻的电视媒介烙印,因此利用电视媒介的特点,而不是被电视媒介所控制,成为在这种节目形式中暴露出的问题。     

电视问政的建设性探索

本文对比了电视问政与建设性新闻在概念、特性等方面的异同后发现,我国的电视问政注重媒体参与、聚焦解决问题、唤起积极情绪,具备建设性的面向。     

论电视问政对公共领域的建构

电视问政自问世之日起就饱受争议,究竟它只是行政管理的创新方式还是电视媒介致力于建构公共领域的尝试,对电视问政的不同认识将生成不同的节目内涵与传播效果。论文重点探讨电视问政如何强化公共性,实现对民众公民精神的启蒙,推动公民社会的生成。     

电视问政民生议题技术治理“清晰化”路径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多方联动机制的电视问政栏目作为当下一种社会治理模式,有助于民生问题在各方积极参与和理性沟通中得到快速有效地解决。但传统的电视问政栏目"一期一主题"的模式在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框架中,缺乏立体建构与系统路径设计,存在着编导的感性主观安排,策划者与治理事项、治理主体易发生"越位""错位"。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社会治理的缺点、弱点与盲点,给电视问政栏目如何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不断提高治理精细化水平与治理效能提出了启示与要求。本文试图以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探索出一条不同的路径,以期使电视问政栏目从"模糊治理"走向"清晰治理"。     

电视问政中政府回应限度与问题整改效度的相关性研究 ——以《问政山东》为例

本文从实证角度出发,以近几年较为火热的电视问政节目代表之一《问政山东》为研究案例,运用SPSS 22.0分析政府回应限度和问题整改效度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以期验证《问政山东》节目在问题解决上的有效性.实证分析发现:问题整改效度与政府回应的范围限度呈一定正相关,与政府回应时间限度和方式限度无关.为不断深化电视问政节目的价...     

融媒体视域下电视问政的议程设置新变化——以南平广播电视台《随手拍连心桥》为例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电视问政节目呈现出了新的发展动向。而如何应用好议程设置理论,围绕公众关注的热点、焦点,加快问题解决,提升政府效能,遏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本文以南平广播电视台《随手拍连心桥》为例,对运用议程设置,创造舆论影响媒体议程环境,加强媒体舆论导向功能,提升监督成效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此来对问责机制新形态带来一些启示。     

新媒体环境下电视舆论监督的实现——以武汉电视台《电视问政》为例

《电视问政》作为武汉市每年治庸问责下的“电视公考”,贴近民意,问责政府,为政府、民众搭建起了一座信息沟通的桥梁。节目利用自身的权威媒体的地位及新媒体的优势资源,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功能,在促进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公民政治参与上做出了贡献。本文着重分析了《电视问政》在舆论监督上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今后节目发展的思考。     

网络传播时代政务类电视栏目的品牌建构——以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栏目为例

近年来,电视媒体的发展可谓面临着"内忧外患"。所谓"内忧",是指各地电视频道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外患"则指网络媒体的迅疾发展对传统媒体的节目资源、广告资源和受众资源等均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此种情况下,电视媒体在争夺受众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一批极富特色的电视栏目应运而生。武汉电视台的"电视问政"栏目,就是其中的典型之一。本文拟通过对"电视问政"栏目的策划、制播以及取得的社会反响进行分析,探讨政务类电视栏目如何获取受众的认可,进而产生最大化的辐射效果和影响力。     

打造媒体融合语境下的新闻资政新样态——以《大冶电视问政》为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近两年来,随着媒体融合的不断深入,新闻资政类节目创作也发生了新变化,一批旨在打通政务平台、系统回应和解决百姓关切的全媒体节目集中涌现。本文将以黄石广播电视台、大冶市融媒体中心共同举办的《大冶电视问政》为例,探讨媒体融合语境下的新闻资政新样态。     

融媒体背景下电视问政类节目的发展策略

电视问政构建了一个公众参与、理性对话、沟通协调、民主监督的政务平台。当前面临不少现实问题,但只要深挖问题的公共性深度性,防止内容碎片化,内容情景设置有反转、有矛盾、有交锋,配套"回头看"机制,探索建立跨地域政务专家库,问辣问深问实效,对节目内容进行碎片化传播,就能保持长盛不衰的影响力,真正发挥主流媒体在全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功能和作用,成为建设服务性政府的有力推动者。     

电视问政:中国式公共新闻的新探索——基于杭州台《我们圆桌会》的思考简

电视问政作为近年来一种新兴的电视节目与问政形式备注关注,不同电视媒体在具体实践中,其节目理念、实际运作上均存在诸多差异。在宏观考察国内目前问政类电视节目的基础上,阐释电视问政的概念界定、特点并围绕“公共新闻”这一概念结合具体案例展开剖析,进而探讨电视问政节目的发展趋向。     

电视问政主持人角色定位与主持策略思考

经过多年的发展,电视问政节目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节目类型,广受人民群众的喜爱。电视问政节目架起了群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促进并监督政府部门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其中,作为群众和政府之间关系纽带的主持人,在节目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主持技巧和策略直接影响着问政节目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