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革命的出版工作

我自1935年秋在上海考取了生活书店练习生参加出版工作以来,在复杂的环境中蹒跚前进,得到伯昕同志的教益和帮助实在不浅。进书店之初,分配到发行科处理读者来信,不久调在伯昕同志直接领导下,学做宣传推广工作。从一个文化浅薄有点爱国心的毛头小伙子到能独立思考工作,是伯昕同志面授耳提、悉心指导、手把手地教育出来的。遇到工作处理不当,伯昕同志不是斥责,而是谆谆开导。如鲁迅逝世时,一期《光明》杂志上登载     

我的良师益友

伯昕同志去了,他安详地、静悄悄地去了。他一生勤奋,为我国建立新的出版事业,为这个事业的发展壮大,为在出版界知识分子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尽心竭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回顾一生,他不会有什么遗憾。而我们活着的人将永远怀念他。徐伯昕同志是新出版事业的老前辈,是我的良师益友。1939年我在衡阳参加生活书店工作时,还只是一个刚刚跨进出版队伍的新兵,而伯昕同志在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主持工作。那时     

无声的教诲

我认识伯昕同志不算晚,但接触并不多,没有能够更多地亲聆他的教诲。但有几件事,却印象很深,隔了几十年,仍记忆犹新。 1936年,我考入生活书店当练习生。韬奋同志去香港后,伯昕同志是生活书店的最高领导人,平日不大见到他。在当时条件下,进步书店在形式上要尽量做得灰色一点,不可能用召开职工大会做报告等方式联系群众。但是每逢我们晚上加班工作时,他总是要到我们的办公室来转一转,表示他对大家的关心和慰     

一位有卓越才能的出版家

三十年代初,邹韬奋同志创办的《生活》周刊能销行到几十万份,当然是取决于它的坚实的内容;但是刊物的经营有方,推广发行工作得力,伯昕同志这方面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生活》周刊停刊后,生活书店诞生了,这个一无资本,二无后台的书店,只靠了周刊读者服务部的一点底子,白手起家,苦心经营办了起来。由一个小小的摊子,发展到规模宏大的,在全国有深刻影响的进步书店,到抗战以后,竞在全国开设起几十家大小分支店来,成了当时大后方进步的文化出版方面最有影响的一个事业。     

记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尤开元

2002年2月1日,北京举行了第七届中国韬奋出版奖颁奖大会,人民出版社编审尤开元同志荣获这一届中国韬奋出版奖。 尤开元1927年11月7日出生于安徽蚌埠。1945年1月,考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庆新知书店,开始从事革命出版工作。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他到武汉联营书店(三联书店)工作,继而到上海新知书店和上海时代出版社工作。因书店出售进步书刊,他被国民党政府两次逮捕,经过党组织营救而出狱。     

他总在关心我们的工作

我和徐伯昕同志相交了45年。我们在汉口、上海、香港等地一起工作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1938年5月,我考入汉口生活书店。那时我们热情地从事抗战宣传工作,在店内组织歌咏队、读书会、办宣传抗战的壁报等等。有一次,我这个在美术学校读过一学期书的“三脚猫”,为壁报画了一幅宣传抗战的报头,引起了伯昕同志的注意,问张又新这是谁画的。张又新告诉了他,他似乎对这报头很赞赏。这算是     

他致力于新出版业的发展

在三十年代,几百种生活书店的出版物,都在版权页上著录了“发行人徐伯昕”的名字。今天古稀之年的革命知识分子,曾经多少接触过三十年代革命出版物的人,很少有不知道“徐伯昕”其人的。生活书店的自有资金,来自创办《生活》周刊的积累和同人的股金,是极为有限的。每天从全国拥来的成百上千封邮购信,几万个邮购户和刊物订户的存款,就成了生活书店的经济基础。用人民的钱,办好人民的出版事业,是生活书店的业务方针。伯昕     

生活书店衡阳分店被封亲历记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依然不变,1939年6月制定“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掀起反共高潮,制造军事磨擦,“围剿”进步文化出版业。生活书店首当其冲,从1939年起,先后在西安、天水、沅陵、金华、吉安、宜昌、曲江等地封店捕人。到1941年8月,在大后方国统区的五十六处分支机构,除重庆一处外悉数被封闭或勒令停业,被捕员工四十余人。1940年2月5日傍晚,坐落在衡阳闹市的生活书店衡阳分店,突然遭受一股人马的冲击。冲在前面的端着步枪,摆出一副随时要射击的姿态,大声吼叫:“不许动!”跟在后面的有穿…     

台湾的翻版书和“抢译风”

翻印旧版书和影印古籍一九四九年全国大陆解放以后,台湾与大陆的交通断绝,原有图书和印版无法输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儿家大书店在台湾的分支机构开始由专业发行业务转向兼营出版。国民党办的正中书局和一些民营书店也开始出版图书。最初只是从台湾“中央图书馆”、“中山博物院”、“中央     

生活书店的好当家

我和伯昕同志从1928年开始在《生活》周刊共事,在韬奋同志和伯昕同志身边工作了14年,受到他们亲切关怀和耐心的教导,使我懂得了宣传进步的思想和出版进步的书籍是革命的工作,是人民的事业,从而下定决心,把这项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生活》周刊上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伯昕同志在“生活”内部密切配合,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注意收支平衡,精打细算,可说是     

胡绳同志的讲话

刚才党的领导同志和老前辈都讲了话。我在三十年代之初,先是三个书店出版的杂志和书的读者,然后变成投稿者,后来参与了一点工作。象刚才大家所说的那样,三个书店在很艰难的条件下,辛苦经营。从三个书店的规模来说,跟现在的书店、出版社不能比。当时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坚持工作,做出成绩来,首先由于党的领导,党领导了这三个书店的工作。这里不能不特别想起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在抗日时期,在重庆时期,直接领导、直接关心着这三个书店的工作。比如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对这三个书店的工作如何安排,如何疏散、撤退,     

钱俊瑞同志的讲话

刚才几位领导同志肯定了三家书店的成绩。周扬同志讲,这三家书店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事业。这一点非常重要。我想讲两点。第一点,党怎样领导三家书店,三家书店同人、同志们怎样争取党的领导;第二个问题,简单讲一讲三家书店几位主持人,在党的领导下怎样组织它的各种事业。党的领导。首先,敬爱的周总理对三家书店特别关心,非常细致地领导。我记得1936年国共谈判开始,他派潘汉年、冯雪峰到上海来领导我们的工作。当时,周扬同志、胡乔木同志主持的     

沉痛悼念出版协会理事史枚同志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读书》杂志副主编史枚同志,因患脑溢血救治无效,于1981年4月11日晚11时55分逝世,终年66岁。史枚同志于1914年lO月19日生于江苏苏州。1931年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在上海先后任共青团沪西区委宣传部长和沪东区委书记。1936年1月被国民党逮捕,同年11月出狱。1937年起开始从事党所领导的进步文化活动,先后编辑进步杂志《新学识》和《救中国》。1939年1月在重庆担任生活书店编辑,任《读书月报》主编。1939年6月去新疆任文化协会编审副主任兼新疆学院讲师,不久即遭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又坐了四年半监狱。1945年9月回重庆重新参加生活书店工作,并于1946年起先后     

徐伯昕在香港生活书店的日子

韬奋的亲密合作者今年是徐伯昕诞辰一百周年,伯昕同志离开我们二十一年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压制摧残下,他和韬奋先生并肩战斗,坚持革命出版路线,推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其业绩已成为中国革命出版史上光辉的一页。伯昕同志的工作是多方面的,除了为进步出版事业贡献力量外,又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回忆伯父在出版署的工作

1949年初国共和谈已经破裂,渡江战斗尚未打响之际,我伯父胡愈之已经在设想新中国建立后出版事业怎样开创的问题。3月17日在北平,他对周扬同志谈了他个人对今后新中国出版事业开创的设想,周扬同志当即把他的设想汇报到了中共中央。他的设想一共五条,抄录如下: “(一)书报贩卖事业即书店、书刊出版社及印刷业,这三者应实行分工,总原则应以国营事业处领导地位,民营出版业及印刷业应在党领导之下。” “(二)三联应改为国营最大书店,控制全国文化商业,在城市、乡村普遍建立分店、分销处,在学校工厂设立书报合作社,但自己不出版任何书刊,政府控制了全国发行事业则进步书刊可大量行销而反动书刊不待命令禁止,自可限制其流行。”     

沪渝联营书店在重庆开业

第一家跨省的全民所有制图书发行企业——沪渝联营书店于上月中旬在重庆开业。这是开展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的图书发行业务的一种尝试。沪渝联营书店由上海和重庆两地十四家出版发行单位集资合营。它主要发行上海、重庆版图书,特别是学术著作和专业性较     

新华书店的好助手

县书店支持四川遂宁县至今还保留了一个在抗日战争前就从事图书发行业务的大中书店。解放后,经过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中书店成为遂宁县新华书店领导下的一个合作书店。六十年代初,县里打算把它交给城关镇另作安排。县书店认为它可以补自己的不足,大中书店被保存了下来。该店与县书店在一条街上,只隔两间铺面,有从业人员三人,三十年来经营情况较为稳定。粉碎“四人帮”后,销售额逐步上升,1976至1979年平均销售近3万元,1980年达4万元。县店同志讲,如果没有这个点,把他们的销售额加在县店门市部,无论如何增加不了这么多。     

河南早期革命报刊——《中州评论》

《中州评论》周报是中国共产党豫陕区执行委员会于1925年9月1日在河南省会开封创办的机关报.总发行通讯处设在开封市南书店街23号河南书店.分售处有上海、广州、北京、武汉、云南、重庆、南京及香港等地.主编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人称“共产党的才子”的萧楚女同志.     

“家书”解读

1940年7月,我在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时,总经理黄洛峰同志根据周恩来同志“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逆流十分猖獗,为保持革命的出版力量,加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出版工作”的指示,经和邹韬奋、徐伯昕、徐雪寒等四人共同商定,三家书店决定尽早各派一代表,先到太行办一个华北书店。而后再各派一个代表到延安,再办一个华北书店。先到太行的人员很快定了下来,即生活书店派李济安(李文)、新知书店派陈在德(王华)、读社即派我(原名赵子诚),并各筹措一部分纸型和资金,由李文为负责人,当即于1940年8月上旬,告别了重庆总店,经三个月的辗转跋涉,于194…     

五十年后的反思——我对新知书店工作的思考

1935年8月,钱俊瑞、薛暮桥同志和我们几位朋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起创办了新知书店。新知书店建立以后,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1948年10月奉党组织之命,在香港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全面合并,建立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前后约历时十四年。在这十四年间,新知书店党内外全体伺志,为鼓吹抗日,支持抗战,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