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若干问题的研究

传统民法学界认为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就意味着合同消灭,回到未订立合同之前的法律状态,恢复原状,但是这种恢复原状的做法过于僵硬。对于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提出了质疑,确立了清偿关系说,在解约后通过解约损害赔偿对于合同解除权人进行救济。但是这种解约赔偿是根据不同的解约事由拥有不同的归责原则与赔偿范围,不能完全适用损害赔偿的规则。     

技术转让合同中限制条款法律效力评析

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是知识产权人对知识产品特别是智力成果享有的专有权利。知识产权的本质决定了该权利的行使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或限制性,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亦认可这种垄断性或限制性;但与此同时,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二十九条规定,非法垄断技术、妨碍技术进步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成果的技术合同无效。如何解决此类条款的冲突,如何评判技术转让合同中限制条款的效力,需要本着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促进创新原则,利益平衡原则,保护国家利益原则等原则,依据合理的标尺予以公平合理的评判。     

略谈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我国新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限制、效力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完备之处。合同解除权行使要规定具体通知方式 ,限制要有法定时间 ,合同解除有否溯及力要区分具体情况。     

论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

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诺成合同,合同中赠与人与受赠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因此《合同法》规定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出现赠与人滥用此项权利的现象,这就产生了赠与人法定任意撤销权的行使与受赠人信赖利益保护的冲突现象。为了平衡赠与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赠与人行使此项权利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赠与人如果滥用此项权利造成受赠方损失,应当承担信赖责任。     

论破产企业租赁财产处置的争议问题

企业对外租赁财产,在该企业被宣告破产,其对外租赁合同尚未到期,仍在租赁期内,清算组能否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的规定进行处置,由于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都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争议较多,特别是清算组能否解除破产企业原与承租人签订的尚未到期仍在租赁期内的租赁合同存在较大分歧。     

论债权人代位权客体扩张及行使范围

《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将代位权的客体限定在“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代位权客体范围过于狭窄，非合同债权、债的从属性权利、合同上与诉讼上的权利、债务人享有的代位权和撤销权与抵销权、保存债务人权利的行为等应成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客体；同时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范围是“债权人自己的债权”，且代位权具有优先受偿性。代位权的优先受偿性是债权人以“自己的债权”行使代位权的逻辑前提和实践动力。     

浅谈我国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行使

合同法定解除条件的具备,只是使合同关系中非违约方当事人取得合同解除权,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需要根据对自身利益的综合考量,决定是否行使合同解除权来解除合同.只有合同解除权人依照一定的程序行使了解除权,才会发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同时应当对我国合同法定解除制度进行完善,从而实现合同法定解除权的有效行使.     

试论我国专利保护中的权利用尽与平行进口

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专利法中,为了调节公共利益、平衡权利所有人的权利与社会义务的关系,大都规定了“权利用尽”原则作为对专利权所有人权利的限制。但这一原则是否适用于跨国贸易,在各国的立法及其判例中或因“地域性”原则或因“普遍性”原则而采取不同的做法。本文仅就我国专利保护的有关具体规定对“权利用尽”原则与平行进口问题作一浅析。一、“权利用尽”与“平行进口”的冲突所谓“权利用尽”理论也称“权利穷竭”、“首次销售”、“销售在先”理论,指的是在销售活动中权利人只可行使一次权利,如果知识产权人自己许可了一批商…     

论民法典视角下消费者的撤回权

消费者的撤回权是保障消费者权利、实现契约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该种权利不同于合同解除权,也不同于冷却权,消费者撤回权是合同终止的一种法定情形,本质是一种形成权.为了规范该种权利的行使,立法需要对消费者的主体进行界定.消费者的撤回权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类型,应该在民法典中予以规定.     

保证期间性质辨析

保证期间应为保证人能够容忍债权人不积极行使权利的最长时间，保证期间的性质应为一种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是一种独立的期间形态。担保法关于一般保证期间中断的规定是一种法律准用规则，连带责任保证期间如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也应视为保证期间中断。保证合同不应有诉讼时效。     

论合同解除制度

我国现行合同法把协议解除与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并立为合同终止的基本类型,造成了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在立法上的包涵,使得合同解除的溯及力在逻辑上出现了矛盾.进而言之,合同解除制度给理论界与实务部门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我国应将协议解除合同与合同解除制度区别开,构建以稳定合同关系、保障合同权威性为基础,符合合同法的立法目的及其基本原则的合同解除制度.     

元代契约参与人的称谓——以黑城文书为中心

契约是双方或多方依法订立的有关买卖、抵押、借贷、租赁、委托、承揽等事项的文书。契约规定了双方或多方的权利、义务。契约中人是最主要的组成要素。在不同的契约中,参与契约的人都有不同的称谓。元代契约双方当事人称为立文字人、立契人。契约的第三方包括见证人、牙人、保人、代书人。契约的当事人和第三方,签押都有一定的顺序。     

合同法体系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性地位

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的各个阶段,甚至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当事人都应当严格依据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合同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确立了先合同义务、附随义务及后合同义务;诚实信用原则成为情事变更原则的理论依据并成为合同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     

谈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正当性

传统合同法理论认为,合同解除权由守约方享有。"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支持了违约方主张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打破了传统认知。以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司法案例为基础,结合合同解除的目的论与功能论、违约救济的选择理论和效率违约理论这三个理论,可以得知,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具有正当性。并非任何违约方、任何违约情形都可获得解除合同的权利,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受一定的限制。根据该权利可能为形成诉权或者请求权的性质,可通过仲裁或者诉讼方式行使。     

以我国合同法为主对合同相对性原则例外的动态评析

合同相对性原则是合同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契约自由的必然延伸,它有效地保障了合同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了交易安全。但在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变迁的过程中,“契约世纪”面临退役,反映在合同法上就是各国大多在有关合同法中规定了合同相对性原则例外的情形。我国的合同法中涉及到第三人的情形很多,但是并非所有涉及第三人的都属于合同相对性原则例外问题。廓清动态的合同上的合同相对性原则例外的问题,不失是理论上辄待解决的问题。     

论破产企业租赁财产处置的争议问题

企业对外租赁财产，在谊企业被宣告破产，其对外租赁合同尚未到期，仍在租赁期内．清算组能否解除租赁合同收回租赁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的规定进行处置。由于目前我国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都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争议较多，特别是清算组能否解除破产企业原与承租人签订的尚未到期仍在租赁期内的租赁合同存在较大分歧。     

“售后回租”破产取回权行使的利益平衡

出租人基于租赁物所有权登记享有的形式担保权与实质取回权使当事人双方及其他破产债权人的利益格局失衡：承租人破产时,对取回权应绝对否定,出租人只能主张破产别除权,因为当事人所有权归属合意使承租人破产财产最大化不能实现,侵害了破产人其他债权人的平等受偿权;出租人破产时,双方均无过错,若对取回权行使不加限制,会造成承租人赔了夫人（租赁物所有权这一期待权利）又折兵（租赁物使用权受法院查封、扣押等措施的影响）的状况,应依民法公平、诚信原则分担损失,以“退还承租人已付租金中租赁物价值与租赁物使用价值之差额的一半”为行使取回权的成就条件。     

浅谈"先刑后民"

“先刑后民”即先刑事后民事的原则,该原则是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先刑后民原则在提高效率、节约成本方面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民事权利,而且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以及个别司法人员的主观原因,导致该原则被滥用甚至被恶意利用,公民的个人权利受到严重的损害。先刑后民原则实际上是公权优先的体现,笔者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应树立公权与私权并重的理念,国家行使公权力不能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先刑后民原则应予以废除。     

租赁房屋附合装饰装修费用负担探析

租赁房屋附合装饰装修费用,以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为分母,以承租人实际占有使用房屋的时间为分子,在租赁期间摊销;租赁合同无论是无效还是解除等原因提前终止未摊销的费用损失,由责任方承担。法律法规应规定：附合装饰装修费用数额,承租人应在装修完毕后一个月内书面通知出租人,否则装修费用由承租人承担;出租人有异议的应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月内提出;以便将来可能纠纷的即时解决。     

浅议行政合同优先权及其法律规制

合同指的是平等主体的双方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对各自的权利义务加以规定的契约。行政合同顾名思义属于合同,但又不同于民事合同,主要体现在行政合同主体的优先权;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的优先权包括合同的单方解除、变更权、对相对人的选择权及行政制裁权等等;行政机关往往为了公共利益与相对人签订行政合同后不得不行使优先权,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甚至一些行政主体为了自身利益违法行使优先权,不仅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更加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此加强法律法规对行政合同优先权的规制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