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觉悟抑或转变身份:公民教育何为?

公民是一种在公共空间中进行理性言说的实践,表现为一种公民身份的转变与获得.这意味着公民教育实践必须致力于培养学生对美好生活、正义与自由德性的向往与探寻,提供公民对话性实践,提高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公共理性能力.现代性思想和实践祛除了古典公民及其教育的魅力,却使公民成为一个个“趋利之徒”.现代公民教育的悖论在于一方面教育个人成为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又辅之以种种的规训化政治道德和职业操行来提高劳动者觉悟.其现代性后果是生活中的公私不明,行为方式的犬儒主义.重审公民教育实践,离不开对现代公共空间、个人理性之异化现象的批判.公民教育必须为公民的一种异质性新生做好准备.     

阿兰·布鲁姆的现代性反思

阿兰·布鲁姆认为,现代性下实证主义、历史相对主义致使现代社会出于精神和道德的退化的困境,阻碍了人们对自我的反思,失去了对善好的判断准则以及对实现整全的追求。基于对现代文明危机的反思,布鲁姆指出唯有站在现代哲学之外的视域来看待现代性问题,借助古典理性的力量,才能全面清醒地审视、反思现代性,并且为克服现代性危机指出一条可能性出路。通过对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困境的来源与局限的梳理与批评,布鲁姆试图借助古典哲学的力量,以摆脱现代性困境,实现人的整全和良善的生活。布鲁姆的这条借古拯今之路,是以自身的不完整性和事物的可能性为根基爱追寻善的生活、真理、存在以及整全,揭露了哲学或科学的本性和源初意义,并藉此诊“我们时代的危机”,最终在回归古典理性的途中,为我们时代走出“现代性危机”指出了可能性出。     

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源、危害及当代价值秩序的重构

价值虚无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揭示了现代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精神危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历史超越,克服了价值虚无主义的无根性、否定性、不确定性的基本特征,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结合,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重建新的价值秩序。     

挑战理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教育目的的诘难

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主义崇尚理性,期望通过培养所有人的理性能力促进民主社会的发展。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教育目标的批判、对语言的确定性和意义可靠性的怀疑、对真理和价值的否定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文化上的虚无主义以及教育目标的多元性。对后现代主义对理性教育价值哲学基础所作批评的回应,在于从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对理性解放的理解,在于重新界说教育与民主的关系     

教育观的现代性危机与新路径初探

所谓现代性,主要体现为以数学和物理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理论以及启蒙运动引发的理性精神和历史意识,特点为“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现代性的核心理念为理性、主体性和世俗性。在启蒙精神的指引下,教育理论也开始了现代性之路,主要表现在目的观、研究观、课程与教学观、教师观上。现代性及其教育观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因为现代性没有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现代性的教育观也没有丧失它存在的合理性。现代性的教育仍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现代人生存发展的重要手段。现代性的教育观之出路在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教育观的有机整合,即走和合之路。     

理性机制的分裂与现代性危机

理性和现代性形同孪生姐妹,自启蒙以来,理性的自我确认机制否定了神,解放了人,并以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规定。随着现代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深,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端逐一暴露,享受现代化成果同时就意味着对自然和他者的侵害与剥夺,现代性危机凸现。仔细分析理性与现代性发展的轨迹,理性机制分裂及悖论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核心因素。     

自由教育的政治性格

自由教育具有政治性格:柏拉图的自由教育是一种哲人城邦需要的关注美好生活的教育;赫钦斯的自由教育是一种现代自由民主体制需要的针对大众民主的教育,是对古典自由教育的背离,但它迎合了大众民主社会的需要,其旨意在于为现代社会培养合格的公民;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教育,基于对现代性危机的洞察及其拯救的考虑,强调人的卓越与对美好生活的探索,迎合了国家发展与强盛的需要.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的现代化

启蒙运动所兴起的科学与理性精神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在理性精神的引导下,促生了主体性意识,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体现了社会进步。但对理性的过分强调,使理性走向了它的反面。后现代针对现代性所存在的弊病进行了批判,反对现代性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强调社会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对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当前既要强调现代性的积极方面,又要警惕后现代所揭示的现代性的消极方面,同时要防止后现代性本身的颓废因素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损害。     

虚无时代的价值理路

价值虚无主义是传统形而上学设定的最高价值的贬斥,上帝之死带来了社会价值失序以及人心价值迷茫的精神和文化危机。面对虚无主义的历史运动,尼采主张以生命的权力意志克服虚无主义。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出发,认为尼采的价值哲学由于耽搁了存在之思仍在虚无主义之中。施特劳斯批评尼采和海德格尔对虚无主义的推进,认为只有以"自然正当"作为价值的确定性基础,人们才能走出价值虚无主义的泥沼。事实上虚无主义与现代性同构。在现代性语境下,虚无主义是随传统共同体的解体、人的自我理性在原子式自我观的支撑下价值独断的结果。只有回归价值的生存论根基,建构在共享式自我观主导下的构成性共同体,人才能走出价值虚无的伦理困境。     

点亮不同教育之光?——康德与福柯关于启蒙概念的对立与和解

西方思想界对“启蒙”概念的讨论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洞穴隐喻”的提出,而兴盛于17—18世纪的思想解放运动,直到20世纪后半叶仍然是被持续探讨的时代性话题。康德与福柯都曾就“何谓启蒙”这一问题发表各自的言论。康德认为启蒙即是通过理性批判摆脱人的不成熟状态,并且将理性视为行为的唯一法则;而福柯在回应康德时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立场,他强调诉诸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式的探索是一种理性神话的体现,人们对真理的追求过程无法摆脱权力的参与。二者的启蒙观念看似存在对垒,实则有共同的祛昧诉求。在教育学研究领域,他们二人的观念分歧主要体现为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理性地位之争。晚近中西教育哲学学者,无论是高举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旗帜,他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反映了这一看似对立的争论。固然,教育中后现代对理性的批判不应成为敌视理性的原因,理性视角也应与其他视角,包括非理性因素,共同成为人类精神转向的力量。若此,看似冲突的康德、福柯的启蒙概念,不仅可分进合击,更可相互含摄,以点亮教育之光。     

二元社会：基于经济理性批判的重建社会的辩证想象

安德烈·高兹以生态理性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认为资本主义当代生态危机的克服并非发明新的技术获得新的能源,而在于超越经济理性,恢复生活世界的基本权利。这也意味着对于社会的基于非经济理性的重建,真正的社会的哲学前提乃是在物质必然性与道德紧迫性之间的辩证蓝图。高兹认为重建社会不是建立在废除社会地决定的劳动的基础上的,也不是建立在废除一切外在强制的基础上的,这样可以使每一个个体都能从事一定的他主性的工作。真正的社会存在于对他主性的领域的承认的基础上,这样一种他主性的领域与道德没有关系,只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所从事的一定的必须的工作。他主领域和自主领域的分离是自主领域得到最大扩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中国近代儒商的形成和近代儒商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儒商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经营管理准则和生活指导,有良好品德和专业知识并取得成就的商人。伴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在近代民族企业家中产生了中国近代儒商。他们既积极吸收近代西方工商业思想和科学管理,又全力继承传统儒商文化,建构近代儒商文化。近代儒商文化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内容。与西方近代商业文化片面崇尚功利性的工具理性不同,近代儒商文化弘扬儒家人文精神,将道德性的价值理性和功利性的工具理性相统一,提出了义利合一和义利并重的义利观,形成了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商业文化。     

对康德为道德奠基工作的几点反思

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奠基于理性概念的,但理性是个没有内涵的空概念。康德提出理性这个概念并非出于知识学的需要,而是出于实践和自由的必要性。康德预设了感性一理性或现象—本体的二元对立,认为我们只有彻底从感性一现象世界抽离出来,才能真正进入纯粹的善和自由的领域。但理性和纯粹的善等属于本体界的概念终究是一个悬设的空概念,不但是反目的论的,而且也是反实践的,它只能依据准则的可普遍化这样一个纯形式的规则,以此规则作为道德律令的根据和论证,但这种论证方法是失败的。康德道德哲学的失败迫使我们思考过一种作为整体而有意义的生活的可能性。     

从内因和外因原理看“隶变”产生的原因

"隶变"在我国文字演变过程中有分水岭意义,它在文字由形象转变为抽象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产生的原因有多种,本文拟用哲学中的内因和外因原理分析其产生的具体原因。笔者认为,"隶变"的内因是汉字的发展规律,外因是社会背景、书写材料的变化、生活习惯与独特的书写方式以及政府政策。     

论讲真理与讲道理——兼议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真理属于道理,但道理并不都是真理。真理和道理存在多方面的区别。从根本上讲,真理旨在揭露事物的真相,道理旨在为某种价值主张作合理化辩护。只有梳理清楚了真理和道理的关系,才能更好地把握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科学属于讲真理的学说,哲学属于讲道理尤其是讲哲理的学说。哲理体现着思想的深刻性,哲学原理实现了思想的精致性,但其在思想的深刻性上却无所进益。科学著作中包含有道理和哲理与哲学著作中包含有科学和真理是正常的和正当的,但在阅读和理解它们时则应小心避免产生种种误读误解。     

理性的结构:比较中西思维的根本异同

关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特点,从黑格尔到德里达,西方学界形成了一种偏见,认为中国没有理性,没有哲学。前辈中国学者在物质、制度和思想层面上都发现了中西文化存在着若干异同,但他们忽略了理性在中西文明中起到的作用。理性有不同的内容和类别。不同的理性类别组成不同的理性结构。虽然理性的爆发是轴心时代中西文明的共同特点,但它们表现出来的理性结构却不尽相同。古代西方的理性结构包括逻辑理性、自然理性、实践理性/道德理性、审美理性,但缺少历史理性,其理性结构以纯粹理性为主导,逻辑理性居于统治地位。中国的理性结构包括历史理性、自然理性、道德理性,有逻辑思想,但却未发展出逻辑理性,其中历史理性占有支配地位。逻辑理性主宰了西方的思维,历史理性引领了中国的思维。这种理性结构的不同是中西思维不同的根本原因所在。中西文明之别,关键也就在于理性结构的不同。西方文明中逻辑理性占主导和中国文明中历史理性占主导,其根本在于二分法的不同。中西的二分法之不同,其部分原因则可溯源于各自语言之不同。语言特点不同,是中西文化不同之源头。     

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解析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旨在分析什么是文化以及中西印的文化走向。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没尽的意欲,所以文化之不同是由于意欲走向的不同。他指出人类满足意欲的方式可分为意欲向前、意欲自为和意欲反身向后,此三种路向分属于中西印三种独立的文化体系。他还认为西方文化的根本观念是“向前要求”,由此根本精神而产生民主与科学;中国文化则因其理性早熟而走上第二路,中国文化自身的成就在于形而上学的调和主义和儒家的直觉主义精神。梁漱溟先生从文化主体的内在心灵世界来理解文化视角独特,但仅仅从意欲出发有失偏颇,他对西方文化的解读忽视了民主科学的历史性及其产生的必然条件,另外其三路向直线式的演进也蕴含着矛盾。     

初探朱德熙语法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

作为现代汉语八大家之一的朱德熙,其语法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取得成就的原因是他以唯物辩证法作指导,具有开阔的视野,善于借鉴古今中外先进的语言理论;他十分重视汉语事实,注意方法论的探讨,有一种把生命融入学术的崇高精神,     

实践理性视域中的教学模式构建

理性由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构成,实践理性有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过程理性三种形式。教学模式构建的实践理性表现为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情境理性和过程理性,其不同的旨趣体现为追求模式构建的价值、获取合理的技术手段、凸显模式构建的情境知识、揭示模式构建的历史品性,从而使模式构建的实践理性呈现价值引领与规范、伦理性、交往性和反思性特征。确立模式构建的实践发展方向,立足人的生活世界,建立模式构建共同体,青睐实践改进的研究方法,生成模式构建的实践智慧是基于实践理性的模式构建策略。     

论孟子德性思想之情理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从"面子"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社会生活方面的体现,耻感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性格方面的体现,乐观精神是情理精神在中国人精神生活方面的体现三个方面,论述了孟子伦理的基本内容。认为孟子伦理不仅在理论上决定了中国文化的风格和发展方向,而且对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