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理论对学校组织发展的启示

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拓展了制度的内涵与结构,将组织视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强调制度环境,尤其是文化—认知层面的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制度环境要求组织追求合法性。组织趋同的制度变迁就是组织在制度环境中遵循合法性机制,追求合法性的结果。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这些理论核心对于制度环境下学校组织的发展带来重要启示。     

组织合法性理论视阈下高校教学管理制度的合法性——以D大学为例

教学管理制度作为凸现组织正规性的重要手段,是获得国家和教育行政部门等认可的外部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但是高校内部对制度执行不彻底或者不执行等表现又凸现了制度内在合法性的危机。对这一矛盾以组织合法性理论中对合法性的分析逻辑为视角进行阐述具有适切性。合法性危机的解决从组织建设层面看,可以从管理者的建制理念、制度目标的选择、制度传递途径的多元化以及学校共享文化的建设等方面来综合考虑。     

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其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应用

组织合法性理论是研究诸如学校等强制度环境组织的重要理论工具。当前国内对教育系统合法性的研究总体上还不够规范。因此有必要了解把握西方对组织合法性的研究状况和框架。文章综述了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合法性理论,包括意义、分类、生成机制、组织策略等。合法性来源具有多样性、异质性、复杂性、组织与环境的互动性等特点,不同类型的组织、不同的组织个体有着不同的合法性环境。提升合法性是组织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概述并预测了组织合法性研究的趋势和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论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获得--以H慈善会为例的经验研究

慈善组织受“郭美美事件”等事件的影响,正面临合法性的丧失。本文在明确组织合法性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获得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生存合法性的获得,二是发展合法性的获得。不同阶段的合法性获得的内容差异较多,生存合法性的核心是政府认可,发展合法性的核心是社会认同。慈善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强化慈善组织管理,从使命到绩效,再到策略,通过有效管理增加社会认同。     

社区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困境及其纾解

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仍然面临着合法性困境。通过对W市X社区服务社的考察,以组织生态理论为研究视角,从社区内部支持、社会认同、组织间合作、政府支持等层面剖析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及其产生的原因。需要构建组织生存发展的组织生态环境,加强组织内部治理,优化政社协商对话机制,进而提升社区社会组织合法性,促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关系、限度、制度：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论析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把＂合法性＂概念置于政治管理与政治统治相分的框架之内,对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进行析解,是一个基本的理论课题。基于政治权威与合法性的关系及意义,揭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政治权威合法性之困境,指出根本出路在于国家政治权威合法性的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确立国家权力、国家行动能力和国家权威的限度,以期政治权威合法性得以重构。     

大学更名的组织社会学透视

大学组织为了生存并取得合法性,其组织形态就必须适应大学市场环境。以新建、改制、合并等院校调整方式进行的高等院校内部组织重构,呈现给社会公众的是大学组织的更名和升格。基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这种更名现象是由于组织交易成本波动、组织面对的制度环境、组织的社会关系共同导致的,其最终结果是为组织提供合法性的生存地位。     

大学组织变革趋同的社会学思考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高校出现一股“合并风”、“升格热”与“更名潮”。从表面上看,大学组织群体这种趋同的变革行为似乎是一种追赶潮流、争相模仿的表现,但实际上这种趋同的组织行为又印证了组织社会学的某些理论,即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它的发展与变革,除了关注组织内部技术环境的效率机制之外,还要考虑外部制度环境的合法性机制。     

组织合法性:在组织理性与事实的社会组织之间

组织合法性在组织理性和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因果链条中处于中间环节,组织理性 通过影响组织合法性来影响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组织理性与个人理性的一致性是组织内部 合法性的源头,组织理性与社会理性的一致性是组织外部合法性的源头。     

制度性同形:大学行政化的新制度主义解读

我国大学的行政化乱象主要表现为大学在组织目标设定、权力结构安排、资源利益分配、组织整合机制等方面趋同于行政机构。从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的视角来看,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大学在来自环境的合法性压力下趋同于行政化的制度环境的一种"制度性同形",它反映了特定的制度规则、文化框架与利益博弈对大学的共同制约。政治与行政层面的规制性要素、扭曲了的规范形态和文化—认知性规则以及行政主导的资源与利益配置,分别构成了大学行政化的重要制度归因、深层文化根源与关键利益触媒。     

高等教育趋同现象探析:新制度学派理论的视角

高等教育趋同与分化相伴而生,可以分为合理趋同和盲目趋同。根据新制度学派的理论,高等教育趋同的原因是由强意义或弱意义上的合法性机制所引起的。本文认为通过改变制度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盲目趋同。     

国家学科基地政策扩散研究

本文借鉴组织社会学对组织同化研究的基本思路,构建了学科基地扩散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可以概括为制度约束——合法性机制——政策趋同。制度像强有力的神话在发挥作用,组织不得不仪式化地采用它们,从而变得与制度环境同形。组织对于强有力的制度环境的遵从,提高了其成功和生存的可能性。制度对组织的约束作用主要是通过合法性机制起作用。这里的合法性不仅指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如果组织要获得合法性及相关的社     

独立建制教师教育专业学院的发展困境及其破解——基于组织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作为组织生存与发展重要前提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组织证明自身存在正当性的价值判断,更是这种价值正当性赢得承认的文化-认知过程。在当前我国教师教育改革中,由于合法化资源供给缺失,具有一定形式合法性和价值正当性的独立设置教师教育专业学院在文化-认知意涵的实质合法性上却遭遇危机而陷入发展困境。重塑组织合法性将成为我国教师教育"二次转型"成功的关键。     

列宁晚年对俄共（布）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拓与维护

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资源面临重重危机,列宁审时度势,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高度责任感,不断开拓与维护俄共（布）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努力发展经济,巩固执政合法性的绩效资源;强化思想教育,充实执政合法性的理论资源;探索制度建设,开发执政合法性的制度资源;加强党的建设,丰富执政合法性的组织资源。以此巩固了苏维埃政权,也为无产阶级政党积累了执政经验。     

论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合法性批判

哈贝马斯并不是停留于简单的＂接着＂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分析逻辑视角,而是在对技术理性批判的同时,对这种批判理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论证,不仅提出了批判理论的合法性问题,而且也提出了基于合法性基础上的正当性问题。哈氏的理论显示出了与该学派的老一代理论家之间的理论张力,强调进行社会批判之前先要反思批判理论自身。     

大学组织的社会服务职能新探

正确理解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是大学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前提.基于人们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不同认识以及学界的各种界定与解释,对大学组织的社会服务职能概念进行了诠释与框定.大学组织的社会服务职能有其独特性而与其他社会组织或机构相区别,即学术性、条件性、不均衡性和有限性.大学组织社会服务职能有其合法性,象牙塔精神的守望与超越是其内在合法性前提,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其内在合法性基础,大学对外界的适应性和能动性是其外在合法性基础.     

论传统法制对宗教组织的合法性要求——以汉传佛教寺院为例

来自于社会的合法性期待,是包括宗教组织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汉传佛教寺院的发展历史表明,宗教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来自于组织内外两个方面的合法性压力。传统法律和宗教政策各种规范性制度安排,便从化解寺院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提振寺院道风等角度,表达了官方意志对宗教组织的合法性要求。而这种合法性要求,体现了利用和限制并重的过程中,尊重宗教组织内部自律等特点。     

邓小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与重构

拥有丰饶的合法性资源是任何政党长期有效执政的基础和前提。面对“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异化,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战略家的远见和智慧,从意识形态、政府治理绩效以及制度规范层面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进行了切实的维护与重构．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有效执政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论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一项结合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尝试

合法性关切已经成为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一个完整的合法性概念应当同时包括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概念,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就全球环境治理来说,政治学的合法性概念关注其中的民主合法性,使法学和社会学对经验性合法性的强调得到补充,而它对合法律性和政治共同体观念的忽视,分别得到法学和社会学的合法性概念的补充.法学的合法性概念重视合法律性,但往往忽视法律规范背后的价值层次,这又为社会学的合法性概念所补充.当然,即便结合这三个方面也仍面临着一些挑战,主要来自于全球环境治理的政治共同体问题和全球环境治理与其他治理领域的合法性关系问题.     

程序共识与政治合法性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中核心概念之一,学界已从多个视角对政治合法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而实体-程序的研究视角对于研究政治合法性问题不失为一种新的思路。政治共识,基本上可以分为对既有政治生活所追寻的价值的一致认可和对实现价值的程序的持续支持,是政治合法性得以维持牢固的基础。达成程序共识对于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建立在程序共识基础上的政治合法性,已成我国化解社会矛盾,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