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直以来都是文人喜于探讨的话题。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进行试论：“发愤著书”说源干对黑暗政治、不幸命运的抗争;“发愤著书”说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发愤著书”的艺术手法：以小见大,以近见远,以古喻今;“发愤著书”体现了“中和之美”的审美标准。     

"穷而后工"说与"发愤著书"说辨异

本文认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穷而后工"说与"发愤著书"说是两个不同性质并包孕不同理论内涵的命题,人们惯常把后者视为前者的理论上源,这是有欠准确的."穷而后工"说回答的是作家的创作为何而工的问题,而"发愤著书"说回答的则是作家的创作何为而作的问题,一个属于作品缘何而工的成因说,一个属于情感缘何而发的动因说,两者各有其独自的理论内涵.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对汉魏六朝诗歌的影响

司马迁“发愤著书”精神可细分为“发愤”精神和“著书”精神两个向度。“发愤”精神是对屈赋“发愤以抒情”诗学传统的发扬,“著书”精神是对《左传》“三不朽”文化思想的承继。二者都对汉魏六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激发了讽世抒怀的幽愤之诗,后者推进了积极有为的言志之作。     

谈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缘起及内涵

韩愈"不平则鸣"既可"自鸣不幸",亦可"鸣国家之盛";但并非哀乐并举,仍然以抒怨为主,所谓"羁旅草野"之士"善鸣","穷苦之言易好"."不平则鸣"说上承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抒情"、刘向"愤中形外"、司马迁"发愤著书"等前人理论.又对后世欧阳修"穷而后工"、李贽"不愤不作"等理论的提出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重要财富.     

关于“发愤著书”说的神圣诗学内涵之考释——《史记》阅读札记之四

在司马迁那里,"发愤著书"的命题脱胎于"穷愁著书",是"穷愁著书"的升华。理解这个命题需要从"发愤"和"著书"两个词的语境出发,展开一种历史语言学的追踪,以此为前提,所谓"发愤著书"只能是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由圣人完成的活动,这决定了它的神圣诗学内涵——借助叙事形态重新恢复人作为信仰者的身位,最终期望到达对天人性命之道的领悟。     

钟嵘《诗品》“发愤著书”说探论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情感维度上主要讲求"愤","愤"的表达或疏导方式为"著书",其创作动力主要为"发愤"。钟嵘在《诗品》中品评作家及诗歌时,继承了"发愤著书"说,在情感维度上十分推重怨情,在表达方式则为"陈诗",在创作动力上重视"发愤"与"著书"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此外,钟嵘在《诗品》中还拓展了"愤"所蕴含的内容,从理论角度阐述了"愤"情对人类的共情性作用,并论及自然外物对作者创作的情境性、当下化的激发作用,扩大了创作动力的来源范围及感发机制。     

论司马迁对蒲松龄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两个方面 ,探讨司马迁及《史记》对蒲松龄的影响。在文学思想方面 ,蒲松龄继承了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精神 ,提出“寄托孤愤”理论 ,并把它应用到小说创作中 ;在文学创作方面 ,《史记》传记体结构影响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发愤著书"之说小论

本文以为“发愤著书”的理论剖析作家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一种世界观,在创作上也不失为是一种起着指导作用的文学创作基本原则．文章分别从源流探寻、文学创作规律两个维度阐述,昭示了“发愤著书”是古代文人们与黑暗现实、与不合理命运抗争的一种方式,是他们成就一种理想、一种人格、一种事业的手段。“怨愤出好诗”,这是美学史上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     

语言规范化的标准及评估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历代都有与之一脉相承的理论论述。在具体的语境中,这一理论有它的合理性,它揭示了作家的痛苦经历与创作才能、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     

试析普通话水平测试中的朗读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历代都有与之一脉相承的理论论述。在具体的语境中,这一理论有它的合理性,它揭示了作家的痛苦经历与创作才能、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