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剿抚政策

同治元年(1861年),陕西、甘肃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以回民为主、兼有汉族等各族人民参加的回民起义。同治六年(1867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前往陕甘镇压回民起义及处理善后安抚等事务。左宗棠本着“汉回番民,同属国人”的民族思想,遵循了“不论汉回,只辨良匪”的重要原则,对陕甘回民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     

同治九年陕甘回民起义军攻陷乌里雅苏台城札记

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军一股四千多人经由额济纳土尔扈特旗进入外蒙古,并于同治九年十月十九日攻陷乌里雅苏台城.乌里雅苏台城守城官兵被打得溃不成军,将军大臣丢印逃匿.可见清朝晚期在外蒙古统治力量的薄弱.     

试论晚清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

清末陕甘回民起义是影响近代西北地区历史演进的重要事件,长期以来颇受学术界关注。陕甘回民起义对西北地区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影响深远,推动并促进近代西北地区政治格局、社会经济、民族分布、生态环境的发展、变迁。     

清代光宣两朝甘肃地区经济状况述评——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

同治回民大起义期间,甘肃众多地区沦为战场。战后的光绪、宣统朝,甘肃各地的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清廷在西北的政权统治情况以及甘肃民众的生活质量,甚至对清末乃至民国初期甘肃的社会发展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陕甘新驿道沿途为中心,对光宣两朝甘肃地区的堡寨兴废、民众生活、军队建设等方面情况进行梳理总结,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同治回民大起义的影响以及清末乃至民国初年甘肃经济、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     

论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地区堡寨的作用

堡寨的存在历史久远,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大起义中甘肃地区修筑的三类堡寨在三种势力角逐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实际上三类堡寨却无法从根本上捍卫三股势力的利益。     

董福祥其人

董福祥(1839—1908年),字星五,清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是清代武员大吏中一个比较独特的人物。出身农家,少年读书未竟,长大后却好谈兵法。他身材魁伟,性情强悍。同治初年,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影响下,陕甘一带爆发了回民起义。董福祥为求自保,在安化倡集团练,后为官府所迫起义反清,被官兵捕获,受酷刑几死。获救后,与同乡李双良等人,召集人马数千,再次举旗反清。他们以花马池为根据地,驰骋于陕甘十余县间,与回民起义军并肩抗击清军,到同治五年     

海固回民起义的特点

1938至1941年在今天的固原地区爆发过三次回民起义,史称海固回民起义。根据已经整理和印行的资料看,海固回民起义不同于已往的回民起义,它有其新的特点。一、海固回民起义,不但要“保教保民”,还要“反蒋抗日。”清代的回民起义,多是为了保族保教,“舍命不舍教”。如清代陕西回民起义首先提出了要保卫“伊斯俩目教门”。而海固回民起义者提出了不但要“保教保民”而且主张“反蒋抗日”,提出“打倒欺回灭教,把回民当狗看待的国民党政府”,“暴政之下,不作顺民,杀     

试评左宗棠对陕甘回军的镇压

左宗棠对陕甘回军作战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对这段历史,建国后研究者一般均笼统予以否定,深入、具体分析却嫌不够充分,下面拟做些初步探索,以期抛砖引玉。一在评价左宗棠镇压陕甘回军时,首先应搞清陕甘回军起事的性质以及左宗棠此段活动在历史全局中的地位。陕甘回民起义的爆发,是清朝统治者执行反动的民族政策直接引起的,也是封建统治者加重对西北回民封建剥剥的必然结果,而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则起了催化剂的作用。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     

试论同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前后的回汉民族关系

由于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 ,甘肃回民起义前夕的回汉民族关系日趋紧张。起义发生后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发展 ,尤其在初期比较普遍地存在互相仇杀的现象。同时 ,回民军领导人在主观上有改善回汉关系的愿望 ,并在实践中采取了一些措施 ,但未能根本改变民族关系的逆向发展。回汉民族关系对起义的结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加速了起义的失败     

清朝名将马殿甲

马殿甲,回族,河南邓州人,清嘉庆武状元,在镇压天理教林清起义和陕甘宁回民起义、协助清政府整顿吏治等活动中得到清廷褒奖并升职;后奉命平定伊斯兰教封建贵族张格尔在新疆发动的叛乱,为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839年调任广东提督后,在反对鸦片走私和英军侵略方面更是力撑危局。     

清末昭卓两盟教育状况与近代教育的兴起

清末民初的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地区(即今内蒙古赤峰地区),由于清政府长期推行蒙汉隔离的统治政策,使得蒙古族社会文化发展严重滞后。两盟境内的蒙、汉等各族人民在文化教育方面,不仅落后于内地而且彼此之间也极不平衡。19世纪末20世纪初,受到国内维新观念及共和意识的影响,昭乌达、卓索图盟各族人民的社会理念发生重大转变,教育状况也有了较大的改观,近代教育从陈旧的塾学和院馆制度中脱颖而出,涌现出一批兴办新学的人才,为近代教育在昭乌达、卓索图两盟的发展积蓄了力量,培养了生力军。     

民族史学视阙下甘青藏族与蒙元关系刍议

蒙元时期．中央王朝结束了分裂格局,在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甘肃青海地区藏族的统治。凉州会晤是蒙元时期甘肃最具历史性的活动．萨班和阔端的友好会谈开创了蒙、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封建专制政权通过宗王分封、设立行省、设置站赤、清查户口等举措对甘青藏区进行管理;甘青藏区作为西藏与内地联系的必经通道．其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甘青藏区的“茶马贸易”加深了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汉、藏、回等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甘青藏区藏传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建筑及绘画艺术在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传播中得以实现。     

天理教起义背景下的地方社会控制

清中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天理教起义即在这一形势下由豫北滑县燃遍北方各省。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朝野上下对其发生原因其镇压方式有不同认识。最终,中央与地方联合剿杀了起义,其中朝廷处于主导地位。这反映国家政权在豫北民众的社会认同中表现强烈,官方意识在豫北地区依然颇具影响力,并牢固地制约着地方意识的觉醒。     

融合与变迁--试析清代蒙古“罚牲刑”的立法特点

“罚牲刑”是用罚牲畜的方式来惩处犯人的一种刑罚制度,作为蒙古社会游牧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一种律法,被蒙古统治阶级乃至后来的清朝统治者所认可,并广泛推广使用。清初以及清中后期对“罚牲刑”的立法变化,反映了清代蒙古“罚牲刑”的诸多立法特点,说明了清政府在对蒙古立法上的转变。     

吴玉章与近代四川民主革命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吴玉章在日留学期间曾参与同盟会的领导工作,创办具有较强革命性质的《四川》杂志,宣传革命的思想与理论,促进革命力量的联合;参与革命武装起义,策划一系列的革命暗杀行动,沉重的打击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其作为近代四川民主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策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巩固了蜀军革命政府,为近代四川民主革命做了突出的贡献。     

宣统元年直隶省协赈陇灾考

宣统元年甘肃省爆发了严重的旱灾,灾情十分严重,一时间舆论纷纷指责陕甘总督升允匿灾三年不报,朝廷遂将其罢免。与此同时,各地展开了协助赈济陇灾的活动。直隶省的协赈活动虽然发起的时间比较晚,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募捐活动都非常踊跃,对协助赈灾尽了应有之力。同时,这次活动也反映出了清末直隶省募捐赈灾的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