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珍贵的“国宴档案”

<正>当年,我在"上海六大饭店军管会"工作,上海外事办公室每当接待外国元首时都要成立接待元首办公室,并要求军管会派出一名同志到接待总统办公室负责生活。因为我们军管会所管的饭店、国宾车队等单位是个重头戏,要管这次接待任务的吃、住、行、礼品等生活问题。我在军管会负责饭店的食品卫生工作,多次被派到接待总统办公室工作。我把外办的要求落实到锦江饭店、同宾车队、卜海展览馆等具体接待单位。周总理说:"外事无小事!"所以我们要求     

一位沪漂创业者的酸甜苦辣

<正>从"北漂"到"沪漂"套用一个时髦的说法,我也是个新上海人。我的家乡远在甘肃,父亲是西北人;上海是我母亲的故乡。因为父母工作都忙,我从小是跟着外婆长大的,小学中学都是在上海读的,直到1984年高考前夕才回到家乡甘肃。上海于我而言,可谓生于斯,长于斯,是比自己故乡更亲切的地方。高考成绩优异的我,以当地高考状元身份,于1984年考入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88年当我大学毕业时,中国的计算机产业刚刚起步。因为看到了计算机行业的无限前景,就一心想利用所学,在北京搞出点名堂。于是,我留在了北京中关村,开始编软件、开电脑贸易公司,照现在流行的讲法是当北漂、搞创业。因     

我和周总理握了手

<正>整理者言:我的爷爷宓炽勋今年已90多岁了,是个"老档案"。自1954年进上海电表厂后,他即被安排到资料室从事技术档案的管理工作。他担任过上海电表厂资料室组长、档案室副主任、主任,为企业技术档案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做了很多工作。在档案这个岗位上,他辛勤耕耘了三十年,一直干到退休。作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档案界的企业代表,宓炽勋的名字有一定影响。1959年,爷爷代表     

白头记者话当年——记救亡日报

一、上海创刊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我由于偶然的机缘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最初是在上海、广州、桂林的救亡日报:皖南事变后,到香港和邹韬奋、范长江等同志一起创办华商报;太平洋战争发生,香港沦陷,我到重庆进了新华日报。抗战胜利后,回上海恢复了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出了十二天,被国民党封闭;接着我去新加坡,参加了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南侨日报;在那里干了七、八个月,我重返香港参加了华商报的工作。这十二年的     

专家点评: 向前走，不回头——愿上海地区图书馆网络服务体系越走越宽广

我对上海地区图书馆网络服务体系稍有了解.起初知道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文献情报中心(现名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生命科学图书馆)加入了上海地区图书馆的合作,我感慨于上海图书馆在合作中的高姿态和大手笔;然后在为图书馆干部培训班讲授"图书馆服务"这门课时,我通过上网查询进一步了解了上海地区图书馆网络系统的建设、服务和发展情况,体会到了它的特色;再就是我在上海的弟弟几次告诉我,他是怎样通过上海图书馆的网络享受到了图书馆的服务,从一个用户的角度对此深加赞许,并建议我也多多利用.     

一个叫做“倪匡”的传奇时代

我的父母在1950年就到了香港,所以那时最终目的是要到香港来。1957年6月,我到了上海,那里鸣放正是最火热的时候,也是环境宽松的时候。7月份,反右就开始了。当时上海莫名其妙地聚集了各地的年轻人,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办,忽然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有办法把你们带到香港去,相信我的就参加,费用只能     

一位香港学生的上海印象

<正>上海,一个外号"魔都"的城市。从小到大,听过、看过、读过不少关于上海的资料、影视作品。在港人的印象中,每每谈及上海,第一个反应大概都是那"浪奔,浪流"的《上海滩》电视剧主题曲吧。当然,还有那炫目华丽的外滩景色。我在作为交换生来上海前,曾到此旅游两次,但每次总是匆匆一瞥,未能好好品味这座城市。如今回想起2014年上半年在上海生活的点点滴滴,亦算是感受到了"魔都"的魅力吧。虽然我不知道"魔都"这称号的真正由来,但我猜大概是其景     

琉璃工房的迁沪春秋

<正>琉璃工房在上海,已经近二十年,我自然也在上海生活近二十年。一个生在台湾的北平人,在上海过了二十年。对这一代的中国人而言,不能不说这是海峡两岸的大变化。琉璃工房为什么在上海?可能连我自己都没有好好想过。我父亲是北平人,但是,1993年之前,我没有到过大陆,更不用说北京。在台湾受教育长大,对于"我是中国人",概念上完全清楚,而且没有疑惑。但是,脑海中的大陆印象里,第一阶段全是"四万万五千万     

从部队到地方

1979年,按理说应该是我从部队退伍之年;我是1976年从上海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应征入伍的。当时很明确,服兵役满二年即可退役。1979年与我一起到部队的10位上海兵中的确有好几位退伍回沪了。然而,我却在这时接到部队命令,调我到南京军区司令部档案馆继续服兵役,至此开始了我档案工作的生涯。1981     

报纸跃进的种种

面临"更上一层楼"新闻战线"第四期介绍上海报纸版面经验的一篇文章中,说到上海报纸的特点之一,是运动到来时会"轰".上海报人带玩笑地说,这是报纸的"海派".文章作者的看法是:"这种'海派'应该说是一种好的风格,因为它是报社同志们热情对待运动的一种表现".我不打算对这段话发表什么意见,而是想谈谈这段话所引起的一些回忆.不久之前,在上海我也听到过关于上海报纸这个特点的议论.从那些议论中,还引出两个问题.一个大意是说,花样品种跃进此较容易,内容质量如何跃进?一个大意是说,运动到来时,报纸很活跃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现在运动深入了,报纸正面临     

回音

<正>经盛鸿:最近我一直在看《档案春秋》杂志,学到不少很有用的知识和写作方法,越看越喜欢。贵刊努力做到:尊重史实,绝不虚构;有新史料或新意:有文采。这种严谨求实的办刊理念值得称赞。@申城老克勒:我注意收集老上海的各类照片、文章,《档案春秋》杂志是我收集材料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一次,偶尔在"上海观察"App平台上,看到"告别书荒年代"等转载自贵刊     

回音

<正>张作光(山东):《档案春秋》每期每篇文章我都要阅读一遍,有的文章还要摘录有关章节和语句。2015年第11期有一篇《闲话阿拉上海"闲话"》,文章不但写得实在,而且还有学习借鉴作用。记得1974年春天,我去上海搞外调时,因为昕不懂上海话,而调查的上海人也昕不懂普通话。没办法,我只好把调查的内容写到纸上,才完成了调查任务,这让我深刻体会到语言交流的作用。     

好风凭借力:落实统战政策忆往

历史真的很有意思。1949年5月,我随军南下,有幸参加了接管上海的工作,是上海解放接管的亲历者之一。没想到,32年后的1981年8月,我从上海航天局党委调到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任副部长、市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不久任市政协秘书长,协助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靖任秋副部长抓统战、政协工作,这个"机缘巧合",让我又站到     

幸运者的头彩

我1988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大众日报社工作,先在大众日报做了8年记者,接着到农村大众报做了11年记者、编辑,然后到城市信报做了两年审稿工作,2007年4月来到大众日报特派记者组.回头来看,我的每一步都是幸运的--在大众日报德州记者站,我跟老同志学会了如何到基层采访;在大众日报编辑部学会了严谨;在农村大众报学会了协调与策划;在城市信报学会了灵活与运筹;在大众日报特派记者组学会了利他与感恩……因而,通讯<"三把尺子"量政绩>获得中国新闻奖三等奖,我有理由说:这是一个幸运者的头彩.     

《上海档案》——我的良师益友

《上海档案》在我的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自1988年到上海工作,她陪伴了我13年,成了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良师益友。 1996年我在进行《上海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与研究》课题研究中,几乎翻阅了自1985年出版的各期《上海档案》,经过艰苦挖掘基本掌握了上海科技档案事业发展的历程与重大事件,进而认识到了上海     

潜伏在国民党报社的日子

<正>我是上海人,老家在浦东高桥镇,但出生在东北沈阳。我的父亲是北洋大学采矿系毕业的,在东北工作了十几年。后来东北"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占领了东北,把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赶了出来,我的父亲也被驱逐回来。为什么驱逐呢?因为煤矿里经常发生事故,事故之     

蘸着梦想写诗

<正>能想象"肉铺老板"和"诗人"这两个身份同时落在一个人身上吗?我就是这么一个人,白天挥刀——卖肉,夜晚挥笔——写诗。凌晨2点的上海是什么样子?这个时刻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每一天的工作,就从此时开始。我是一名安徽籍农民工,在普陀区华池路菜场经营着一间肉铺。每天凌晨1点多起床,接着就是跑批发市场、运货、分割、配送;临近过年,再给有需要的散户预备些香肠、腊肉,一忙就到了下午1点左右;见缝插针眯一会儿,又一拨任务来了……直到晚上8点,才能歇歇脚。     

“我的上海缘”征文启事

<正>自开埠始,上海迅速发展为国际化大都市,逐渐形成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的本质是人的精神。我们诚邀您用文字勾勒:您在上海的亲历亲闻,您与上海的情缘往事。用无数个"我"的故事,来展现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活力和魅力。     

代号“拉姆扎”,佐尔格在行动(续)

<正>拙作刊出后,不少读者觉得尚未尽兴。现就读者与我交流时最关注的几个问题,补叙如下:主持营救牛兰佐尔格在上海领导"拉姆扎小组"时,曾经隐蔽得很稳当。但是,一个意外事件严重干扰了他。1931年6月,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特警在他身上搜到一个神秘地址:"上海,邮政信箱208号,海伦诺尔"。就是这条看似小小的线索,导致共产国际办事处负责人牛兰在上海被捕;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阮爱国)在香港被捕。牛兰是十月革命率队攻打冬宫的指挥官,1929年即来上海建立共     

闲话鲁迅"打杂"

"打杂",尤其是为文学青年"打杂",是鲁迅一生中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主要工作之一.1926年11月,鲁迅在厦门大学致信许广平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波艇>,我仍然去打杂."(<两地书·七三>)1929年7月,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又说:"上海大热,我仍甚忙,终日为别人打杂,近来连眼睛也有些坏了."(<鲁迅书信集>上卷228页)据鲁迅自叙,光1925年至1931年,他为青年作者、译者编校的译著书目就有19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