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信仰的形成与流变

中国志怪小说中反映的城隍信仰起源于远古的土地神崇拜。远在周代，水庸（城隍土地）就已列入岁末蜡祭的大典之中。三国时期，城隍开始向人格神转变，并广泛流行于江南。唐朝时，城隍信仰广泛传播于全国各地。宋初，城隍祭祀被正式纳入国家官方祭祀大典。明清时期，城隍信仰更是吸收佛教地狱审判、赏善罚恶的观念，城隍自此后不仅是城市的保护神，而且成为阎罗阴司的派出机构的冥官和阴阳两界的司法神。     

明清祭厉与城隍行宫的建置

与祭厉有关的城隍行宫的大量出现,是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城隍俗信发展的重要表现。它们大多建置殿宇,有定期的俗信活动,是官民参与、城乡民众重视的城隍俗信场所。其大多地处郊野,类似于村镇城隍庙。经由祭祀乡厉,有可能在乡间建起所谓城隍行宫即村镇城隍庙。但村镇城隍庙的建置,主要不是通过所在州县城隍的下乡实现的。     

唐代的城隍神信仰与唐中后期南方城市的发展

唐代的城市和城隍神信仰都有很大发展,二者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也大体相似,这就使得城隍神信仰与城市发展在唐代中后期呈现出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这一时期城市的发展中,也可以看到城隍神信仰所体现的时代特征。     

从越南城隍信仰内涵变迁看中央与地方权利的交流

古代封建社会时期,特别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下,国家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除了制定系统严苛的法律来规范社会秩序外,自上而下的文化渗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越南作为一个受中国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国家,汉文化自然而然成为民众信仰记忆的一部分。然而汉文化传入越南之初,其主要流行于封建统治阶层,民间则处于多神崇拜的原始信仰阶段,因此国家上层阶级在大力推行汉学治国理政的同时,也曾与民间地方信仰或地方权力发生过矛盾,后来经过上下两层交融与调适,两者才逐渐达成共识。文章主要从越南城隍信仰内涵的变迁来探析统治者在对地方进行思想统治过程中,中央和地方权力如何实现良好的交流和调适。     

摒弃、游离与坚守:现代性视域下上海城隍信俗文化的思考

在传统社会,上海因受吴越文化和海滨环境的影响,加之人们生存需要和对生命的祭奠,民众十分信仰城隍神,城隍庙文化极为兴盛。近代以来,上海城隍庙及其文化在都市文化的浸润下逐渐变得意象深邃,而祭奠生命的城隍信仰却渐趋黯弱,在民间信俗层面城区民众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摒弃、游离与坚守三种取向。在某种意义上,透过城隍庙这一历史窗口,可以窥知古上海的文化气象、城市精神和与之相关的历史真义。     

科举与自考:历史与现实的观照

观照科举与自考这两种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关系的考试制度 ,可以使我们鉴古知今。古代科举是其创立之前数千年各朝探索人才选拔机制的结果 ,这一结果对当代自考的创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科举在千余年的发展中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则为自考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借鉴     

调谑背后的深刻:鲁迅的科举笔触

科举考试影响了大批知识分子,鲁迅作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也不可避免受到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他在 诸多文字中对于科举考试的描述、引用和评论上.鲁迅在使用这些文字来对科举考试进行调侃和戏谑的表象背后隐藏着其对传统文化的真实态度, 对此的探讨可丰富科举研究,同时有助于考察当时的社会、教育和传统文化.     

科举试论的历史考察与现实省思

论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类题型,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唐高宗时期论即被纳入进士科考试,及至中晚唐,论成为独立的考试题型。宋代科举普及经史论,论的写作格式逐渐定型。清初试论围绕基于《孝经》抑或《性理》命题有过政令反复,因易藏关节,乾隆后期不再基于《性理》命题,清末短暂恢复试史论,随着科举被废,论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科举试论初期增加了考试的多样性、灵活性与实用性,中后期程式化写作则限制了士人驰骋才思、自由论辩的空间,影响了考生个性发挥与考试公平。科举试论于今仍具启示：1）考试题型与内容的设计要符合国家的施教理念与育人标准;2）考试题型与内容应立足人才选拔的需要,当其展露弊端时应及时调整、改革乃至废除;3）应稳妥推进考试改革,把握好公平与效率、规范与个性的动态平衡。     

中国艺术精神:历史与当下

中国艺术精神属于中国文化精神。从知识考据上说,"精神自觉"源自道家,而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国艺术精神"出现在20世纪初。如果从1906年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算起的话,中国艺术精神之研究也走过百年里程。百年当中尤以新儒家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最为重视。在当代中国,艺术精神面临多重的困难和挑战,但中国艺术精神以其无穷的魅力将在新时代对中国和世界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艺术精神应有的自信和价值担当。     

教育的历史人类学:问题与方法

继以现象学、整体化和哲学为导向的教育人类学之后,在过去几十年里,以教育—历史为导向的人类学也日益兴起。它从对迄今为止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批判出发,突出强调其研究的双重历史性,同时也不忘对人类学的批判。属于历史教育人类学的重点研究范围的有:身体与感知、代际与性别、时间与空间。对其发展来说,历史与心态、文化性与跨文化性、跨学科性与跨国性这三个任务和研究领域极为重要。     

长沙江神庙的历史地理考察——兼及湘江流域水神信仰

长沙橘子洲江神庙奉旨于雍正八年(1730年)修建,从创建到以后的多次重修,江神庙不仅享受官方的制度化祭祀,而且受到了民间的崇拜。由于长沙城西(紧靠湘江)商业繁荣,加之码头、义渡亭等的修建,穿梭于湘江的人员增多,江神庙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大,出现了一幅神圣与世俗空间相互推动的图景。在长沙城西门外和橘子洲这片区域里,形成了一个包括江神庙在内的以水神信仰为主的神圣空间。     

汉长安城南郊西汉社稷建筑初探

在分析文献和考古资料后认为,汉长安城南郊“西组建筑群”中的F13为秦代宫殿类建筑,在汉代修葺后继续使用,与社、稷无关。其中的F14包括了“高祖官社”和“元始官稷”。     

非理性主义与基督教哲学中上帝的消解

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兴起,促进了上帝世俗化的进程。尼采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在感性和理性的二元对立中强调理性,使之成为脱离肉体的精神实体,而基督教的上帝便是把这种精神实体即理性加以神圣化的产物。尼采以“上帝死了”的惊人口号来宣告欧洲传统宗教意识的崩溃及其“虚无主义无神论”的诞生。     

中华文化"帝""神"崇拜的数理性起源

"帝""神"崇拜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现象。本义为花蒂的帝字何以成了至上神的名词,天干地支纪历中的申字何以即是神。对之进行了一种数理性的解释。     

论《微物之神》的叙事空间

小说《微物之神》的故事是作为一种空间实践加以叙述的。《微物之神》通过多维的空间边界的建构、交叉、跨越、相互作用及其解构,推动故事和情节的发展,揭示印度社会的性别、人种、族裔、阶级、种姓、宗教、政治和文化等空间结构体系。     

论《魔鬼与上帝》中格茨的意志冲突

在《魔鬼与上帝》中,萨特通过格茨完全作恶和完全向善的行动的失败,表明了人是一个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这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任何试图把二者完全分离开来的努力终将只是徒劳。只有人性因子所体现的理性意志能够约束和引导兽性因子所体现的自由意志,人才能成为有理性意识的人。与此同时,萨特也通过海因里希在教会和穷人之间做出选择时遭遇的伦理两难,揭示了人生总会面临种种无法避免的困境。     

祭祀空间与宗族认同——政和县禾洋村东平尊王祭祀的民俗考察

东平尊王是福建省政和县禾洋村村民信仰的社区神灵，禾洋村李氏宗族通过每年举行东平尊王祭祀活动，使村民对本宗族的历史与社区神灵信仰得以延续，并以此加强村民对本宗族情感上的归属与认同感，维系宗族一体观念。通过考察民间祭祀活动与宗族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宗族祭祀与社区神灵信仰呈现出一种整合趋势。     

蚌埠市近50年降水变化特征分析

利用1957～2007年的降水资料,分析总结了蚌埠市近50年来的降水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蚌埠市自20世纪中叶以来降水量呈明显增加趋势,春季降水呈"正常-少-多-持续偏少"的变化趋势,夏季呈"多-少-持续偏多"的变化趋势,秋季呈"少-多-持续偏少"的变化趋势,冬季呈"正常-少-正常-少-持续偏多"的变化趋势.近50年中蚌埠少雨年多于多雨年,降水多寡不均,旱涝灾害发生频繁.     

敦煌地区对风神的崇拜与祭祀

敦煌壁画中出现的风伯形象,反映了敦煌地区对风伯的崇拜。结合敦煌壁画和敦煌文书,试图揭示敦煌地区的风伯崇拜与祭祀状况。     

历史的浸染--从神判对民事诉讼影响分析开始

本文采用个案分析法,以分析神判的程序价值为切入点,认为神判及其对诉讼程序价值特别是对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具体表现为神判程序价值为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文化基础、经济资源和政治基础,从而论证了神判程序价值与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形成的源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