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官吏群体的儒学化及其对汉代社会的影响

汉代官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在文化结构上经历了由“少文多质”，儒道法等多家官吏并存到儒学化的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既受到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又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着积极的影响。     

汉代官吏的休假与退休制度

官吏为政期间的正常休假和年老退休，是我国自古至今官员所享受的一项基本福利待遇和国家对官员的一项管理制度，这两项制度的正式形成和普遍推广实行，始于汉代。正是这两项制度的普遍推行，才从人事管理制度方面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蓬勃发展。     

忠伦理与汉代官吏激励制度

汉代是忠伦理专官吏激励制度整合的关键历史时期，由汉代励忠之原因、励忠之渐进性、励忠之类型等方面，可以探讨汉代忠伦理与官吏激励制度整合之特征及其获极效应。     

汉代官吏的休假与退休制度

官吏为政期间的正常休假和年老退休,是我国自古至今官员所享受的一项基本福利待遇和国家对官员的一项管理制度,这两项制度的正式形成和普遍推广实行,始于汉代.正是这两项制度的普遍推行,才从人事管理制度方面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蓬勃发展.     

察举制度对汉代教育的影响略论

两汉历时400年多年,作为古代封建社会的初期,大一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获得比较大的发展。西汉王朝建立后,适应大一统国家需要的人才培养、选拔、任用制度逐渐出现,东汉时察举制度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选拔和考试制度,这些都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政权的稳定。     

官吏选拔制度：传统德治的实践路径探析

传统德治可以划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从实践层面上讲,传统德治就是指封建统治者在其统治过程中将儒家的德治思想与主张加以应用,对其主张进行具体化和制度化,利用它来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官吏选拔制度是传统德治实践的重要途径。     

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演绎规律初探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任何一个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总是希望使用最能反映本阶段意志和利益的人才，充当自己的代表，去管理国家机器和行使国家职能。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是古代中国特色政治化的重要体现，中国进入阶段社会起，便实行专制的政治体制，在中国近几千年历史上表现尤为突出和经久不衰，官吏制度关系到国家的兴亡，这种制度随着明的进步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变化而演变，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内容不同的官吏选拔制度。     

儒学与汉代灾害吏治机制

儒家十分重视吏治,强调举贤,要求官吏自我反思、仁政爱民、廉政济民。汉代独尊儒术,以经治国,灾害期间,以儒家吏治思想为依据,注重从上到下的自我反思、举贤、罢免不称职官吏,借机加强吏治,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灾害吏治机制。     

儒学与汉代灾害吏治机制

儒家十分重视吏治,强调举贤,要求官吏自我反思、仁政爱民、廉政济民。汉代独尊儒术,以经治国,灾害期间,以儒家吏治思想为依据,注重从上到下的自我反思、举贤、罢免不称职官吏,借机加强吏治,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灾害吏治机制。     

汉代的察举选官制度

本文概述了汉代察举制度的由来、得失及顺帝时期所作的改革,认为,汉代的察举选官制度虽然比及“任子”制度有所进步,可以为封建统治集团注入新的生机,但由于当时统治集团日趋腐败,即使察举制度再有所改革,也挽救不了汉王朝一步步走向覆灭的命运。     

儒家思想在汉代祠堂画像石中的反映——以山东嘉祥武梁祠中的历史故事画像石为例

儒家思想是汉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影响着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而汉代画像石刻作为汉代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从它的题材内容思想等方面可以形象地复原出整个汉代社会生活。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作为汉代祠堂画像石的代表集中反映出儒家"仁"和"忠孝节义"的思想,为研究汉代儒学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与汉末流弊

两汉近四百年将儒学官方意识形态化,是汉末诸多流弊产生的根源。比如因为过于相信德化的效果而轻视了法律的威慑作用而造成的法制松驰的现象;因能否在社会上拥有儒家教诲的孝、廉、敦厚等名声,决定了能否进入仕途而造成的求名之风兴盛的现象;因社会对道德的高标一格而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虚伪不实现象;在政治思想领域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抹煞、对学术思想的理解片面,死板等因素而造成的政治思想的僵化、教条等现象等。上述由儒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化所引起的社会流弊,正是汉末魏晋时期政治思想嬗变的源头。     

汉代儒术与政治信仰

汉代儒术的精髓是政治神学，其意义一方面是使政治取得合法性，另一方面是规范政治运作。汉代儒术不仅是一种理论形态，而且表现为一种政治操作手段，如政治祭祀制度。中国中世纪的国家信仰在汉代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产生，是政治需要的产物。     

两汉时期兰陵儒学的勃发

汉代的兰陵出现了一批造诣很深的儒学大师，他们或参与政事，或从事儒学教育，在历史上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这与兰陵深厚的儒学底蕴和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关。     

略论汉初的黄老之学与儒学

西汉初期,叔孙通虽以儒学为高祖制礼仪,但也不过是点缀升平,并未被真正重视;陆贾著《新书》宣传文武之道,高祖忙于削平异姓侯王,儒学分封诸侯的思想,自然不适用。文帝喜"刑名,"景帝不任儒者。可见,儒学在西汉初期处于不得重视、暗中发展的情形。可是,黄老之学由于主张休养生息,清静无为,以及其"形名相实"的理论,最能适应西汉初期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因而黄老之学成为汉初70余年间的基本统治思想。这种局面的打破是武帝即位以后的事,从此儒学便被奉为官方哲学,走上了神坛。     

孝与复仇:汉代道德与法制的关系表现

在汉代，孝是被社会道德所崇尚的，复仇是被国家法律所禁止的，而为了孝去复仇又是法律所认可的。孝与复仇的关系反映出汉代以礼治国与以法治国的关系     

汉代以孝治天下原因探析

汉代统治者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公开倡导以“孝”为本,使原本只属于宗法伦理的孝道走进了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泛道德观念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进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汉代孝治文化,影响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多年。孝治在汉代成为治国纲领,并终两汉四百余年而不变,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由汉代的历史根源、社会土壤以及统治者的统治需要综合决定的。     

论经学对汉赋题材的催动

汉大赋的发展过程与经学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经学的“一尊、、“一统”和天子仁政爱民的思想影响了汉赋题材的选择.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经学的繁荣才带来了汉赋的繁荣.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的宏观考察

经学,是作为汉代主流思想形态而存在的,崇经、尊圣、明道三位一体,直接影响了一个时代文学家的认知模式与心理结构。从某种意义上讲,崇经、尊圣本质上是经生士大夫们的自我肯定与彰显,同时成为他们的某种思想武器以及文学创作的指南。一方面,经学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发出认同性召唤;另一方面,文学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对经学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与经学构成了一种立体性的张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