枞阳方言被动标记"着"的历史来源及其语法化

枞阳方言中,来源于动词“遭受”义的被动标记“着”进一步虚化为表示“追悔”的话语标记,同时,其句法表现和人称限制也发生变化。     

南宁白话的“捱”字句

南宁白话＂捱＂字句可以分为十六种类型。文章讨论它们的结构、意义和功能。南宁白话的＂捱＂,有些可以译成广州话的＂畀＂,有些则不能。其深层的区别是,广州话表被动的＂畀＂是由表给予的动词虚化来的,这是典型的南方方言被动式标记;而南宁白话的被动式标记＂捱＂是由遭受义虚化而来的,跟西南官话被动式标记同属一个类型。     

“给予”义动词兼做处置标记和被动标记的动因

汉语方言普遍存在着用同一个语法标记来标记处置式和被动式的现象,这个语法标记大多来自“给予”义动词.本文首先对这种现象做分类分析,接着从不同词汇意义来源角度揭示“给予”义动词的不同词义发展路线及其语法化路径,对当前汉语方言共时平面上施受同标记现象作出解释.     

年昌方言表处置的“让”

在许昌方言中,“让”既可以表示被动,也可以表示处置,其中表示处置的用法目前在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文献资料里尚未发现。“让”在许昌方言中做处置标记基本类似于普通话的“把”,但也有自己的特点。其处置用法的形成一方面受普通话中使令动词“让”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爱许昌方言另一处置标记“叫”的影响。     

“给”兼做被动标记和处置标记的原因

被动式和处置式是汉语中两种相互对立的句式,但"给"可以充任其中任何一种的语法标记词,甚至在一些歧义句中,它可以既表被动又表处置。"给"最初是表达给予义的动词,后来在适宜的句法环境中,随着动词词义虚化,经过重新分析,它就逐渐演变成被动或处置的语法标记。同时,"给"的语法化过程也符合"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     

黔阳方言的被动标记及其语法化过程

黔阳方言的被动标记有三个,即“着[ts‘o45]”、“让[laη24]”和“把乞[pA31t‘i45]”,其中“着[ts‘o45]”是从表遭受意义的动词演变来的,“让[laη24]”是从表使役意义的动词演变来的,“把乞[pA31t‘i45]”则是由表给予意义的动词演变来的。     

豫北浚县方言的代词复指型处置式

1.引言豫北浚县方言表示处置意义的格式有两种,一种与普通话把字格式基本相当,但所使用的标记词不同,浚县方言使用□[kai213]或弄D[no213]①,是介词型处置式,记做A+     

赣语上高话处置、被动共用标记“畀”研究

赣语上高话中的“畀”语法功能多样,有动词、介词用法;“畀”可用于使役句、处置句和被动句中。“畀”的本义为“给予”,后引申为“容许”义和“使让”义动词。“畀”由“容许”义动词语法化为表“被动”义的介词,构成被动式;“畀”由“使让”义的动词语法化为表“处置”义的介词,构成处置式。     

河北磁县话的"叫"

磁县方言属于晋语邯新片中的磁漳小片.在磁县话中"叫"字可以作动词、形容词(只局限于说个别雄性家畜)和介词来用.作介词时,可表处置义,对应于普通话的处置式"把"字句;但主要还是用于引出施事主语或动作行为主体,是磁县方言被动句式的标记.     

从“给”字看襄樊话的方言类型

在襄樊方言中,“给”字有如下用法：“给1”：动词,表示“给予”、“致使”、“容许”等义;“给2”：介词,引出施事表示被动,也可用“叫、让”;“给3”：介词,引出受事,表示处置,也可用“叫（教）”;“给4”：介词,引出对象;“给5”：助词。襄樊方言的“给”在历史上是有其来源的。通过比较襄樊方言和周边方言的标记词分布特点,可以大致确定襄樊方言的分区类型。     

江西南昌话中的“拿”字及其相关句式

江西南昌话中有一个用法非常活跃的"拿",它可以作动词、介词、连词。做动词时有"持拿"、"拿取"、"给予"、"让"等意义;作介词时可表处置。南昌话表处置意义的"拿"字句对应于普通话的处置式"把"字句,但仍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郴州方言的"把"字句

郴州方言中“把”字句的四种用法:表处置、表给予、表被动、表致使。文章对它们进行了描述,辨析了表被动的“把”字句造成歧义的情况,并将郴州方言中的“把”字句与普通话中的“把”字句进行比较。     

徽语祁门方言可能式"得"字句研究

徽语祁门方言"得"字句用以表达能性范畴,在句法格式上有多种语序选择,不同格式所包含的"能性"范畴语义次类不尽相同,对动词或宾语、补语也有不同的选择要求.可能式动补结构中的"得"由表"可能"义的动词"得"虚化而来.     

昆明方言“挨”的语法化路径研究

昆明方言"挨"有动词、与事介词、处置式、被动标记和连词五大类用法,其下分别下辖12个小类用法,包括:动词"挨"的"接触义""承受义""磨蹭义";与事介词"挨"的"受益""指涉"和"相与"三个关系子系统等等。我们对比"挨"各个用法的语义功能和出现的句法环境与条件,分析"挨"的两条语法化路径以及演变源头动词"挨"在语义虚化过程中的语义滞留现象。同时还发现了"挨"在虚化过程中的语音渐变规律和音变逆转现象。     

古汉语＂等＂的词性演变

“等”在现代汉语中最常见的用法是表示列举,是一个助词,它是古汉语中的动词“等”经过引申发展并进一步虚化而来。“等”的本义是“比照标准样子做出同样的东西”,在此基础上引申发展出副词和名词的用法。助词“等”是由名词“等”虚化而来的,其虚化的句法条件是用在代词、名词后表示“一类人、一类事物”或用于列举,仅表其多,由于高频出现,“等”的名词词汇义逐渐磨损,语义力量逐渐减弱,变成只表“列举”的列举助词。     

荔浦方言的"着"

在荔浦方言中,“着”的语义和用法都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主要用作完成体标记,位于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示动作行为、状态的完成或实现。同时,“着”又可表“经历”义。在同一个上下语境中,“着”的语法意义有时难以分清,可以作多种不同的理解。     

隆昌方言言说动词“讲”的功能及其语法化

隆昌方言言说动词“讲”具有言说动词、话题标记、话语重申标记、听说传信标记、引语标记、从句标记等六种语法功能。隆昌方言“讲”的语法化路径大致遵循言说动词的语法演变,由言说动词分别虚化为话题标记、话语重申标记、听说传信标记、引语标记和状语从句标记,引语标记“讲”进一步虚化为准标句词。     

工具义介词的历时演变研究

介词在句法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不同的语言中介词的数量和虚化程度是不同的。介词主要由动词语法化而来,尤其是赋元动词。“以”、“用”、“持”、“取”、“捉”、“著”、“将”、“把”、“拿”、“使”这十个介词都是在连谓结构中由动词虚化而来,它们的宾语经常是工具成分,所以称之为工具义介词。这十个介词在相同的句法结构中标记相同的成分,但是它们的出现时间、发展过程以及发展结果都不尽相同。“以”和“用”产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以”直到清代后期才消失,而“用”至今还在广泛使用。“持”在西汉萌芽,“取、捉、著、将”出现在中古汉语阶段;“把、使、拿”在唐宋时期才出现,相对较晚。除了“用”之外,其他介词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但是最终都没有在普通话中保存下来,“捉、使、拿”在方言中仍有使用。     

汉语时体标记“了”“着”的语义演变方向

汉语时体标记“了”“着”的语义演变方向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完全解决。关于时体标记“了”的语义演变方向，主要涉及“完毕”义动词“了”、完成体标记“了₁”和完成体标记“了₂”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完成体标记“了₁”和完成体标记“了₂”是否会进一步发展为完整体标记；关于时体标记“着”的语义演变方向，主要涉及“附着、放置”义动词“着”和表持续的“着”、表进行的“着”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演变关系。汉语史的事实表明，“完毕”义动词“了”虚化为完成体标记“了₁”以后进而发展为完整体标记，“完毕”义动词“了”虚化为完成体标记“了₂”,但汉语中尚无充足的证据表明完成体标记“了₂”可以进一步发展为完整体标记。“附着、放置”义的动词“著”同时虚化为持续体标记“着”和进行体标记“着”,但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后两者之间存在演变关系。     

彝语撒尼话使动语法范畴研究

文章描写了藏缅语族彝语支彝语东南部方言撒尼话的使动范畴面貌，撒尼话使动范畴语法表现形式有词汇型致使、形态型致使、分析型致使；根据原形动词的自主与否，以及使动主体与客体动作的关系，将使动范畴的语义特征分为致使义、致动义和役使义。在分析型致使结构中的致使标记，都由实义动词语法化而来，分别来源于做义动词、允让义动词、持拿义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