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代理对公司行为与公司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研究了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产生及对公司投融资政策和治理效率的影响,认为股东代理问题从两方面影响公司的治理效率,且存在一个最佳的控股股东持有股份.要减轻股东代理的负面影响,需要对提高公司的透明度及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进行重新思考.     

公司代理效率的随机前沿研究

以2004～2009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基础,根据Habib和Ljungqvist提出的基于企业价值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公司的代理效率。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平均代理效率为70.59%,呈逐年递增趋势;(2)代理成本使得制造业公司平均每年减少27171亿元的潜在市场价值;(3)制造业各行业中,食品行业代理效率最高,电子行业代理效率最低;(4)国有企业的代理效率比私有企业低1.36%。     

公司治理对我国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实证研究

从公司治理结构视角出发,对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创新效率关系进行了实证探讨.研究结论证明:董事长持股比例对创新效率影响为正;公司高管持股比例与创新效率高度正相关;监事会主席持股比例对创新效率影响为正;而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规模则对创新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外,研究发现董事长、高管和监事会主席的持股对创新效率影响力存在着差异性.     

公司治理要素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2000～2007)

以2000~2007年沪深两市6264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度量指标,采用最小二乘和面板数据两种计量方法,对公司治理要素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9个公司治理要素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管理层薪酬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持股董事比例与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且持股董事比例可能存在区间效应;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持股比例和监事会规模与代理成本无显著相关性,不能有效影响代理成本。     

媒体关注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以2007～2010受到处罚的违规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媒体关注对代理成本的影响,发现在监管机构开始对公司的违规行为调查前,有32.1%的公司受到了媒体的负面报道和质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有媒体关注公司的代理成本较低,并且媒体关注使违规严重公司的代理成本减少得较多;相对于没有媒体关注的公司,有媒体关注公司的独立董事使公司的代理成本减少得较多。因此,媒体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重要治理作用,媒体关注已经成为了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治理中的代理问题及对策分析

公司治理研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的“代理人问题”，其焦点在于使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尽可能相一致。在对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债权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代理问题的一般解决方法并指出公司治理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

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的途径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但有关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本文基于2001 ～2009年间沪深两市444家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能有效控制内生性问题的随机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模型,检验了公司治理机制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及公司治理机制、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在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与公司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第二类股权代理成本在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股东权保护的比较研究/FONT

摘要：无论是在股权分散的英美国家的公司中,还是在股权集中、存在控股股东的欧亚大陆和东亚国家的公司中,股东权益的保护都是公司制度的主要问题。通过对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股东权保护演进历程的比较,法律的作用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法律保护股东权利的有效途径是强化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我国《公司法》的修订、股权分置改革的启动,回应了股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顺应了股东权保护的国际化趋势。     

风险投资中的委托代理风险及其公司治理

通过分析风险投资中的委托代理风险和对我国风险投资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制度缺陷,借鉴现代公司治理的一般理论,提出通过尽职调查筛选投资项目,建立风险投资家参与风险企业管理的长效机制,培育风险投资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可改善我国风险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公司治理机制。     

产权、公司治理与保险公司效率

效率是保险公司核心竞争能力的体现。本文通过对决定保险公司效率的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以国有为主导的保险公司产权结构,使得产权制度的激励、约束和配置职能不能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造成了相应的效率损失;公司治理水平好的保险公司,其效率水平也普遍较高。     

海归高管与企业创新效率:助力还是阻力？

以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用三阶段DEA模型从技术研发和转化两个阶段测度企业创新效率并分析其与高管海外经历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海外经历能提高企业创新效率,且不同学历层次和专业背景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具有明显差异。进一步研究国有属性和风投注资视角下的影响差异,发现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国有企业任职更能发挥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有风险投资进入时,具有经管专业背景的高管更能发挥自身优势,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科技认定”、代理成本与创新绩效——基于上市公司专利申请的初步证据

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简称：“科技认定”）视为特定的政企创新联盟和科技资源分配机制,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年度专利申请量反映其创新绩效,重点分析了在不同政府治理和公司治理环境下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对上市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国有企业相比,获得“科技认定”资质后,民营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且随着预期政府代理成本或公司代理成本的减少,“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改善外部政府治理和内部公司治理质量将显著优化“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环境。总体上,较之“政治资源诅咒”效应,“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扶持之手”效应占主导。本研究指出,发挥“科技认定”政策的创新治理功能依赖社会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和企业内部创新资本有效利用。本文协调了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研究提供的不一致的经验证据,对厘清政府在构建普惠性创新治理环境体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借鉴意义。     

企业信息披露对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将虚拟手机生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情景实验法公布正负面两类公开信息,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企业公开信息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研究企业形象和产品评价在企业公开信息对消费者购买意向影响中的作用。发现这两类变量具有完全中介作用的效果,发现企业能力对产品评价的影响,高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产品评价的影响,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形象的影响,要高于企业能力对企业形象的影响。发现企业公开信息主要通过产品评价发挥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影响。     

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

国内外学者历来高度重视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财务业绩之间关系的研究,却长期忽视了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研发效率的潜在影响。本文通过手工搜集2004-201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全部工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数据,运用Green(2005)提出的真正随机效应随机前沿分析模型,在控制公司个体异质性的前提下实证检验了高管货币报酬和持股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效应。经验证据表明: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研发效率显著正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研发效率之间的具体关联模式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会受到区域市场化程度、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特征等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企业竞争行动效率的灰关联评价模型及其应用

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构建了企业竞争行动相对效率的灰关联评价模型和评价矩阵,并以中国主要家电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应用研究。结果证明评价模型计算简单,评价结果直观、贴近实际,不会出现评价结果与定性分析不一致的情况。并且由灰色关联分析法得到的结果定量地说明了实际指标值与企业要达到的最优指标值之间的差距,增强了评价结果的可比性。     

风险投资参与、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增值

现有文献研究了风险投资(VC)参与对创业企业创新投入数量的影响,但没有研究VC参与对创业企业创新投入效率的影响,即VC参与是否通过提高创业企业创新投入来提升创业企业的价值增值。本文运用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有VC持股的公司,其创新投入水平要显著地高于没有VC持股的公司,且VC持股比例与公司的创新投入水平成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有VC持股的公司,其企业创新投入对价值增值水平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说明VC参与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投入而对公司的价值增值带来显著的正面效应,提高了企业创新投入的效率。本文的结论进一步证实了VC作为技术进步催化剂的作用。     

企业家先验知识、治理模式与创新策略选择

本文以2012年科技型中小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家的教育背景和从业经历等对企业创新策略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模式在企业家先验知识对创新策略选择的调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的高学历和理工科背景对企业的创新决策和创新风险偏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在公司治理模式调节变量作用下,企业家从业经历对企业创新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     

儒家文化、外来文化冲击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外来文化冲击下的儒家文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企业创新在传统的儒家文化影响下有正向增加的趋势,而当外来文化进入到中国后,对现有的儒家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激励效果被部分削弱。为了进一步打开文化融合影响创新的暗箱,本文加入外来文化的地缘特征后发现,地缘亲近的亚洲地区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相似性过高,反而导致二者在企业创新中产生了冲突,而与儒家文化特征相反的美洲地区外来文化与儒家文化共同对企业创新产生了促进作用;究其原因与外来文化的不同特征维度有关,其中来自更低权利距离国家的文化,较低不确定性规避国家的文化以及更高个人主义国家的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结合有利于创新的促进。     

海归高管、区域差异与企业创新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选取2012-2016年中国电子通信类177家上市企业作为样本,运用PSM-DID方法,按照因果推论的分析思路,从沿海和内陆区域差异的角度探讨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海归高管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水平,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典型的区域异质性。沿海企业的海归高管对创新的平均边际贡献相对低于内陆企业。实证结论表明,沿海企业的人才聘用决策在产生集聚效应的同时也带来边际递减效应。建议：一方面,内陆企业继续加大海归高管引进力度;另一方面,沿海企业通过优化海归高管引进结构和激励机制提升海归高管对企业创新的边际贡献。     

我国企业伦理气氛及不道德行为差异的研究

对企业伦理气氛状况和不道德行为的差异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处于行业不同地位的企业、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不同规模的企业、不同性质的企业在企业伦理气氛和不道德行为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的管理者在实际管理活动中应该注意这些方面对企业伦理气氛和不道德行为的影响,根据企业自身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伦理建设,提高伦理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