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思哀婉的诗性美

中国古典诗歌中哀婉的诗颇多,情思哀婉的诗尤具诗性的美。诗可兴、可怨以宣泄情感;诗自怨生,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欢乐情感外张易散,是轻快短暂的体验;哀怨情感内敛凝聚,是沉重的体验,易郁结不散。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辞易好,易产生悲剧性审美效应,引起感情的共鸣。     

男诗人:女性话语的深化者——唐代宫怨诗创作主体考察之二

唐代宫怨诗以作者身份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女诗人的自我抒发与男诗人的代言之作。男诗人的代言之作构成了唐代宫怨诗的主要部分。这些男诗人的宫怨诗从内容上可分为宫人之怨、政治失意之怨、外嫁之怨等三类,多采用代言体的形式,其双重的心理机制使他们的宫怨诗并未与女诗人的宫怨诗有阻隔之感,反而深化了女性的话语特征,促使了女性主体的确立,强化了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是唐代宫怨诗中最有文化价值与文学价值的部分。     

王涯之“怨”及其“怨女诗”

王涯历任六代朝臣,也历尽宦海沉浮。他以宫怨与闺怨为主的怨女诗占其存诗的一半。王涯以宫人之怨表现出他对帝王之变与官宦之争的愁怨,并以征人之志与闺人之怨表达出他空有铮铮铁骨却无赫赫战功的愁绪。无论是宫怨诗,还是闺怨诗,它们都是情景交融、辞丽情深的。另外,闺怨诗还比宫怨诗少一分怨,多一分情。     

“诗”可以怨——“诗三百”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

“诗可以怨”是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文学理论 ,时人为其意味规定了一个“怨而不怒 ,哀而不伤”的情感的界限。然而 ,情感的发泄是不可以界定的 ,“怨”不仅仅有着“温柔敦厚”的讽谏 ,更有着下层人士对时事尖锐率真的讥讽和嘲讪。基于此 ,我们将“怨”以那个时代的作品“诗三百”为文献基础 ,首先把“诗三百”中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进行了模式分析 ,其“怨”可以分为大谏之诗 ,告哀之诗 ,刺讽之诗。     

钟嵘《诗品》中的"怨"--以其所评之汉诗为例

《诗品》重视怨诗,在钟嵘眼里,同是怨诗,因为诗人个性与经历不同,其“怨”的内涵就不同,因此造成其诗歌品藻之高下和怨情之丰富,通过对汉代怨诗的解读,说明他是如何继承与发扬我国古代诗学这一理论的。     

中英怨诗言说主体的性别选择

中英诗歌中存在许多怨诗,中国怨诗闺怨为首,英国怨诗男怨为主。两种怨诗对比可发现,相同的男性诗人中英诗歌采取不同性别的叙说主体。该文探索中国女怨诗和英国男怨诗背后中英诗人对怨诗叙述主体性别选择之差异的溯源与原因,对于怨诗这种诗体的发展得到认识,以及中西诗歌创作的差异。     

例文*注释 问题*解析

[例文]诗可以怨(节录)钱钟书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笼统都归于“怨”,也作为一个例子。钟蝾①单就诗歌而论,对这个意思加以具体发挥。《诗品·序》里有一节话,我们一向没有好好留心。“嘉会寄诗以亲②,离群托诗以怨③。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     

“诗”可以怨－－“诗三百”的政治寄托与怨刺系统

“诗可以怨”是春秋时代孔子提出的学理论，时人为其意味规定了一个“怨而不怒，衰而不伤”的情感的界限。然而，情感的发泄是不可以界定的，“怨”不仅仅有着“温柔敦厚”的讽谏，更有着下层人士时事尖锐率真的讥讽和潮讪。基于此，我们将“怨”以那个时代的作品“诗三百”为献基础，首先把“诗三百”中的政治寄托与怨刺传统进行了模式分析，其“怨”可以分为大谏之诗，告哀之诗，刺讽之诗。     

国风中的怨刺诗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把“怨”列为诗歌的四大作用之一。《诗序》说,“乱世之音怨以怒”,指出了“怨”诗是对乱世而发。《诗序》的首句可信者较多,其中指明风雅为怨刺诗者凡一百二十四篇。这说明《诗序》的作者很重视怨刺诗的作用。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所说的圣贤发愤之作,显然是指《诗经》中的怨刺诗。     

“怨诗”理论的来源与初步发展

"怨诗"是我国古代常见的一种诗歌形式。从孔子从诗歌功能的角度出于政教目的提出"诗可以怨"开始,到屈原第一次在诗歌创作中无限制地抒发自己的"怨"情,再到钟嵘《诗品》第一次对"怨诗"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大大提高了"怨诗"的地位,古代诗歌理论实现了从政治附属物到纯文学的转变,诗歌创作中的"个人之情"不断加强,对后世"怨诗"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周易》──中国诗歌原初状态的萌芽

《周易》卦爻辞已经开始讲究对仗和用韵,句式生动流畅、简明洗炼,在形式上呈现出诗歌的特征;成功地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形成了色彩斑斓、摇曳多姿的艺术风格,在内容上具备了诗歌的意境。《周易》对《诗经》的创作具有明显影响。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诗歌原初状态的萌芽。     

梅尧臣"穷者之诗"的内容特色

梅尧臣诗以其独特成就,在唐诗盛极难继的背景下多向开启了宋诗的道路,被欧阳修誉为“穷者之诗”与“平淡之诗”。文章就其“穷者之诗”的内容特色作了具体深入的剖析,具体表现在：忧思感愤,关注国计民生;穷居隐约,深切表达人伦真情;放浪泉林,细致刻画山水清华。     

曹植《三良诗》考辨

由于在曹植《三良诗》的创作时间问题上认识的混乱，人们对此诗诗旨之理解也是历来颇多争议。从字面上看，诗意似前后矛盾。此诗当作于建安二十年或其后，尤以武帝死后或帝死后为最有可能；该诗是诗人自鸣中怀之作，诗中所表忠义确系真心。     

《老水手谣》的音乐性及体现

音乐性是诗歌的重要特质之一,主要体现在节奏和音韵两方面。诗歌的音乐性和思想性是密不可分的。Coleridge的诗作素以瑰丽的想象、极强的音乐性而闻名,在19世纪的英国诗坛独树一帜。本文从节奏和音韵两方面,对其代表作之一《老水手谣》的音乐性进行了具体分析。     

孔子诗教观探讨

诗教在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孔子诗教以诗经为范本，浸润着礼、义、德、行、教化的教育，深为整个社会所看重。也有一些学者对孔子诗教观持不同看法。该文旨在对孔子诗教的形成、功用及特点作简要阐明，以期获得对孔子诗教观有较深入的认识。文章从“诗教”的历史渊源、《诗经》与诗教、诗教与乐教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古代儒家"诗教"思想之大众化传播

先秦孔子以"诗"为教,言修身当先学诗,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即为"诗教". 后世推尊儒学,奉《诗》为经,"诗教"思想遂传承久远. 探其广传之根源,其一,"赋诗言志"[1]对春秋时期"诗教"思想的传播起到了极好的推介作用;其二,"独尊儒术"是"诗教"思想极盛于汉的重要原因;其三,封建科举取士制度是隋唐及此后"诗教"思想在士子阶层广为传承的根本原因;其四,宋元明清时期话,本小说、杂曲百戏等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样式,也使"诗教"思想得以在市井细民之间广泛传承. 及至近代,虽因读经之衰落而致"诗教"思想沉寂良久,但今人若能在继承古之"诗教"传统基础上,假之现代科技之条件,丰富创新"诗教"之传播方式,必将有利于"诗教"思想之复兴,有助于"诗教"兴国之大业.     

《诗经·载驰》诗意考辨

《诗经·载驰》中对许穆夫人是否归国的理解历来分歧较大。这种分歧不仅影响对诗作思想的领会,也影响了对字词的理解。依据有关史料及本诗之描述,《载驰》的诗作本身反映了许穆夫人回宗国吊唁是事实,而非设想。     

飘零忧国杜陵老——作为心灵史载体的严羽诗歌

严羽以诗论闻名于世,其诗歌则不大为人所重视。一般以为他的诗宗法盛唐,偏重于妙远。其实,作为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诗人,作为一名爱国忧民的志士,严羽的诗歌是其心灵史的主要载体,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和所处时代的风云。探讨其诗歌创作,对于理解严羽的诗学理论是有裨益的。     

毛泽东品评诗歌的理论与方法

毛泽东品评诗歌，主张“先钻进去”，然后“再爬出来”，做到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将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结合起来；他认为“诗有这诂”，赏诗者应“以意为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赏诗过程，也是一个诗境与赏诗者心情相统一的过程，即寻觅知音的过程。     

试析1990年代“精神”诗

1990年代“精神”诗是在1990年代特定语境中被有效命名的诗歌类型。它是1990年代诗歌精神性的鲜明见证,也是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关注精神、体认精神、呵护精神、彰显精神、吁求精神、打造精神的直接体现。感受、体认精神性存在,把握、张扬人、物的精神,传达精神吁求、呈现精神营构是其三种主要的内容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