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古文经学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汉代古文经学者多有文章之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古文经学者广博的知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古文经学不拘一格的治学方式造就了他们自由开放的思维;再次,对经术通脱的态度使得他们的思想和个性没有被泯灭,从而能够集经生和文人于一体;最后,因爱好而研习富有文学色彩的古文经无形地陶冶了他们的文学情趣。这些内外因素导致了古文经学学者多有文章之才。     

浅议今古文经学之争

经学在两汉时期得到繁荣发展,分为今、古文经学两种思想派别,两者经过四次论争后,呈现今文经学由盛而衰、古文经学由弱变强、今古文经学融合渗透的局面,最终经学达于统一,对当世学术思想和学风改变起到促进作用,对后世义理学与训诂考据学影响深远。     

汉代今古文经学争论概述

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方学说。当时由于古文版儒家经典的出现,有些儒者开始对今文经典以及今文经学家的治经方式产生质疑,今、古文经学家的争论由此而始。西汉末年,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给予《左氏传》官学地位。这一阶段的论战虽然以古文经学的失败而告终,但《左氏传》的地位得以提高。东汉初期,光武帝设立《左氏传》博士,《左氏传》的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东汉中后期,古文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取得了这场论战的胜利。     

魏晋南北朝文论与经学关系之探析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的发展流变状况进行宏观考察，围绕文论与经学之间既有疏离又有牵合、既有逃逸又趋复归的变动关系进行探析，可以见出，魏晋南北朝这一“文学自觉的时代”，乃是整个文学与经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整合阶段。     

两汉的经学和语言学

汉代语言研究的发生和发展与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奠定了经学在我国学术史上的统治地位。古文经学家特别注意语言文字的疏通,他们对准确理解经典下了很大的功夫,在汉代语言研究发展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不过,即使是作为古文经学集大成者的郑玄,其遍注群经的著作仍是为解经而作,虽然其中有很多有价值的语言学观点,但并未摆脱经学的樊篱。倒是汉代一些流传到今天的辞书,却不是为经学的目的而作,而是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属于语言学的范围了。如杨雄的《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都是已经脱离了经学范畴的纯粹的语言学著作。东汉时期,一些学者还利用注经的方法来为其它的古籍作注,如高诱注《战国策》、《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王逸注《楚辞》,赵歧注《孟子》等,里面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语言学资料,其不是经学的附庸更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可以认为,早在东汉时期,我国已经有一批研究语言的著作摆脱了经学的附庸地位,向着独立的语言学学科的道路发展了。     

钱玄同经学思想论略

钱玄同的经学思想既有师承又不泥家法，超然今古两派；同时，其学术研究与时代要求交织在一起，强调经即史料，不仅要辨伪书，更要辨伪事。     

魏晋南北朝的语言学简述

我国语言学史 ,对两汉和唐的研究比较充分 ,而对魏晋到隋这几百年的研究相对说显得不够。魏晋南北朝时期 ,不少解经的专著都具有相当高的语言学水平 ,对语言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扬吴越地区经学局面及其成因述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区经学的发育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淮扬吴越地区经学发育区域最为广阔,经学家分布最为集中,经学地位提升最为迅速。优越的地理载体,良好的经济基础,显要的政治依托,深厚的文化内涵,则是此种局面形成的原因。     

钱玄同与中国近代经学

钱玄同一生先后受到古文家章太炎和今文家崔适两人相反的思想影响,但对两派都不满意。他以时代的眼光跳出家派,对经学进行批评,认为经学与孔子无关,“经”在实质上是史料,并身体力行对这些史料进行考订和整理,还“经”以本来面目。在近代孔子偶像地位的动摇、经学市场的消失、经书变为古史资料的过程中,钱玄同的经学思想和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学传承与家风养成：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经学研习与传承的突出特点就是以家族为中心。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研习与传承,从源头上可追溯至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及其家族后人。在官学衰败与家学兴盛的背景下,世家大族开创了以家族模式来传承学术、培育子弟的教育体系。家风和家学是家族教育体系的两大要目,是实现家族门第世代传承的核心要素。世家大族对于《孝经》与三《礼》的研习与传承,推动了《孝经》与三《礼》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养成了士族子弟孝友之内行的家族风操。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之间的相互因袭,再加上儒家经学与士族门第之间存在的天然亲和力,使得儒家思想成为家族的核心思想信仰,儒家经学成为家族的核心家学内容。世家大族在家训中所秉持的教人之方与为人处世之道,同样是以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为核心,并落实在家族子弟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之中。以家族为中心的经学传习,延续了因官学兴废而时有中断的官方经学传承,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历史使命。     

论东汉今古文经学的融合

自汉武帝"春秋大一统"后,儒家经典开始在最大范围内成为知识分子共同的经典。或为立功受禄,或为立德立言,总之形成了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统一的经学。然而由于社会政治需要和治学方法的不同,经学截然分化为相互对立的今古文经学,并在以后的几百年岁月里不断因为政治利禄或道统因素发生激烈争斗,最后以东汉末的今古文经学之融合暂告一段落。通过对经学在两汉的四次纷争,尤其是在东汉的三次纷争的梳理,勾勒出经学在两汉的发展轨迹,进而分析东汉末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根本缘由。     

魏晋南北朝赋的演进历程

中国文学从魏晋时期便开始了所谓文学的“自觉时代”;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特别注意对自身特质的追求,注重抒情,强调表现方法、技巧。赋,作为此期的文体之一,遵从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在此时期文学思想、氛围、各种文体间相互作用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开始了它自身“自觉”的历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审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诗经》研究史上一个成果繁夥的时期，不仅在经学方面有所进展，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学方面的审视已进入了一个自觉阶段，特别注重其文学上的抒情特点．而不再过分地强调秦汉时的“诗言志”，从而揭开《诗经》研究的新的一页。本文是从经学家、文学批评家以及其他三个方面人群的审视角度进行论述的。     

论魏晋南北朝的私学

由于时代条件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私学呈现出与两汉私学不同的特色.一是家族教育兴起,二是多向发展.由此而导致了教育重心由官学向私学的转移,从而促使了独尊儒术教育格局的改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接触现象例说

立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例证,主要对比参照扬雄《方言》及其他散见于先秦两汉典籍中的方言材料,兼顾与魏晋以后方言材料的对比,考察汉魏以来不同方言区之间、方言与通语之间、少数民族语与汉语之间的语言接触现象,结合历史背景下的接触形态,挖掘其中规律性内容,并尝试总结归纳几条方言地理变更主线,取以与移民史研究互相印证。     

论魏晋南北朝歌诗发展的经济基础

魏晋南北朝虽是乱世，但曹魏(包括建安后期)和西晋初期、南朝的大部分时期，以及北魏迁洛以后的数十年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而疯狂的土地兼并与频繁的商业贸易，更加快了财富集中的速度。上层社会奢侈成风，歌舞声色的消费需求空前高涨，为歌诗创作与表演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也直接促成了魏晋南北朝歌诗艺术的三大兴盛期。     

论魏晋南北朝的女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儒学衰微而玄学盛行，社会风气大为开放，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女性呈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特色。《世说新语》展示了这一时期女性的风貌。     

论魏晋南北朝的早婚

《周礼·地官》下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对此,汉儒又进一步解释说:“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阳数奇,阴数偶。男长女幼者何?阳道舒,阴道促。男三十筋骨以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这是西汉儒家对男女婚龄的一种理想构思。历史实际表明,人们总是根据所处历史时代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的婚龄,并未恪守儒家的上述训条。就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言,当时的婚龄不仅大大小于《周礼》所说,而且比两汉也有明显提前。本文拟就这个时期的早婚     

论魏晋南北朝作家家族化

魏晋南北朝作为一个大分裂、大融合的特殊时期,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了异样的特点,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逐渐家族化,出现了以王氏、谢氏、袁氏、张氏、颜氏、何氏、范式、沈氏等为主的作家家族。这些世家大族因其显赫的政治地位及世代沿袭的家族文学氛围,培养出了众多的文学大家;另一方面,它们的存在也推动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传承和发展。并为后代文学提供了一系列理论性的指导,为隋唐文化大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