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跑”出来的 不是“泡”出来的

应当说,这既是一个老题目,又是一个新题目。过去把记者叫“跑新闻”的,前些年新闻界还研讨过一阵“脚板底下出新闻”的问题,都涉及这个主题。为什么又说它是新题目呢?目前,有的记者认为新闻不用“跑”也能“泡”出来。到哪里“泡”呢?这样的记者不是“泡”会议,就是“泡”剪彩;不是“泡”宾馆,就是“泡”机关……如此浮在上面,有     

好新闻“问”出来

记者采访的基本方法有访问、观察、体验、研究资料等等,其中,访问之所以被放在第一位,是因为访问是采集所有新闻素材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环。而在访问的环节中,新闻记者最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问。甚至有资深的新闻人认为,一位记者的功力如何,往往就是从他提问的水平中反映出来。对于电视记者来说,一篇好的新闻报道,往往也来自于记者现场采访时敢于“提问”和善于“提问”。1.现场采访的提问关键是要抓住观众的焦点,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提问要“一针见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靠平时的积累,因此,新闻记者平时要多…     

鲜活新闻“跑”出来

“鲜活”二字对新闻而言,犹如空气和水对人体那么重要。新闻一旦失去鲜活性,就吸引不了读者,就无价值可言。新闻界有句行话,叫做“跑新闻”。意思是说,新闻是跑出来的,不是关在屋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不是人家送上门来的。又鲜又活的新闻更是如此。这个“跑”字用得好,很有动感,反映了记者工作的特性,更形象地把鲜活新闻的特点反映了出来。     

“跑”出来的二等奖

初搞新闻报道,总闷在报道组读报纸、看材料,依葫芦画瓢,虽挤“牙膏”似地写出一大摞稿子．却无一篇见报。后经新闻干事“点拨”：搞新闻,无捷径,唯有勤“跑”,方能捞到鲜活的“干货”。我视报道干事的话为引路灯。将“跑”刻进心中,并用”腿勤手不懒”的写作态度,激励自己,锤炼“跑”功。上“跑”司政后技,下“跑”营连班排,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追寻官兵训练、生活、学习第一线,哪儿有新闻我便往哪J［‘“跑”。“跑”的多了,跟连队干部战士自然就熟了,渐渐地,他们也主动向我提供新闻线索。1996年冬季的一天,屋外…     

食品安全问题是媒体“夸大”出来的吗

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主任李汴生在提案中指出,食品安全涉及许多科学问题,报道要讲科学,讲证据。他建议,食品安全事件报道也要强调“度”的问题,过于细节化地描写劣质食品加工、渲染肮脏不堪的加工环境等内容,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夸大食品危害等,带来社会负面效应。李汴生委员的提案,让人想起去年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的一番高论。他表示,正在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以此打击他们有意误导民众,传播错误的信息的势头。他指出．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给国家的食品工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一年过去了,毛主任宣称的“记者黑名单”是否已经建立尚未公布,就有人开始鼓噪要设立所谓的“审稿制度”了。某些官员为何对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根源视而不见．却要千方百计对媒体和记者严防死守、处处设限？防民之口胜于防川,长此以往必然形成言论堰塞湖,后果恐怕会更严重。     

“问”出来的精彩——评《出版问道十五年》

他是2008年中国韬奋出版奖获得者,获此奖项自然有其道理,我们不妨从其出版的专著——《出版问道十五年》中略窥一二.他就是吴培华.《出版问道十五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问题探究篇”、“情系大学篇”、“编辑思考篇”、“人才教育篇”和“快人快语”五个部分,收录了作者在出版业从业十五年来思考“发问”所形成的文字.这十五年间,如作者所言,“身兼出版实务、出版理论研究、编辑出版教育三重身份”,但正是有了这三种不同的身份,作者才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对出版业进行发问.在“问题探究篇”里作者用三句话概括20世纪末中国书业的状况,指出“所谓的繁荣掩盖了泡沫现象,利润的增长掩盖了结构失衡,政策的保护掩盖了潜在的危机”.     

警惕“创作”出来的新闻

前不久 ,一家省报在头版发了一篇本报记者与一位农民的对话。稿子短小精悍 ,道理讲得很是精透。特别是这位农民的谈话 ,妙语连珠 ,很有特色。不想 ,此稿竟在当天“编前会”上评选本社好新闻时落榜。事后 ,采写这篇稿件的记者私下承认 ,在那篇稿子中 ,他动用了“文学创作”的手法 ,虚构了一些情节。对话中农民的语言基本上也是记者编出来的。这位同志自己痛心疾首地说 ,这篇文章中不了奖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本身违反了新闻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真实。这对自己颇有警醒作用。我以为 ,这件事对我们记者来说 ,也颇有警醒作用。我们有些记者写的新闻…     

让“问题学生”不再有“问题”

高校“问题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的出现有一定的原因,同时它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从案例进行着手分析了“问题学生”的产生和对“问题学生”进行转化的途径。     

“左翼文学”20世纪30年代电影改编之困探区

“左翼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蓬勃发展且硕果丰富，但是在20世纪30、40年代根据“左翼文学”改编的电影却寥寥无几，其中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     

把新闻“拎”出来如何

“两会”年年开,报纸年年报。在看了大量报道并予以比较以后,笔者发现有一个问题值得媒体注意——代表、委员们都发言,发言的内容中的确包含有新闻,但全盘照搬这些发言的报道并不是好新闻。换言之,媒体应该善于把新闻从发言中“拎”出来。     

新闻理论视野中当代中国新闻学的“问题体系”

知识生产的关键是从客观对象中发现问题、回答问题、阐释问题,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在于,对关于对象的成体系的问题做出成体系的科学回答和阐释。能否把新闻活动领域的客观问题特别是当今新闻活动领域整体性的客观变化转化为真实的、高质量的“学术问题”,直接决定着我们能否建构出高质量的当代中国新闻学“问题体系”,也自然决定着能否建构起高质量的自主知识体系。本文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人与新闻的关系问题”是新闻学的总问题。总问题分为两大领域问题：新闻领域问题和新闻与社会的关系领域（新闻关系）问题。新闻领域问题可分为两大范围问题体系：新闻本体论问题体系,新闻业态论问题体系。新闻关系领域问题也可分为两大范围问题体系：新闻与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问题体系,新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体系。如此,当代中国新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就可以依据新的实际变化与发展趋势从“四大问题体系”着手去建构。     

“杀”出来的思索

去年11月16日,经济日报在二版《读者中来》专栏中,发表一篇来信,题目是《为奶奶买上衣苦杀我也》。这个“杀”字使我大吃一惊。“杀”字本该是这个“煞”。出此差错,是作者的水平低,还是编辑的疏忽?由此使我想起去生8月湖北一家晚报,在报道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再结伉俪之事时,消息题目赫然为《赵侠燕再结伉俪》。大名鼎鼎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怎么改名“赵侠燕”了?     

“以上”和“以下”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四期上发展的《谈谈校对的视力保护》一文,对保护校对视力问题作了科学的分析考察,是一篇好文。但文章中提出“五号以下的字体”对眼睛较易疲劳,“五号以上的字体”对眼睛较舒适,既有“五号以下”,又有“五号以上”,引起我一点想法。“五号以下的字体”,包括新五号、六号、七号等字体,毫无     

如何理解“多渠道”

图书发行应当“多渠道”,现在大家的认识已经基本上一致。但对“多渠道”应当如何理解,看法并不一致,甚至还有比较大的分歧。有的同志认为“多渠道”就是在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既有国营书店,也有集体的、个体的书店。这种理解我感到是不全面的。“多渠道”确实和“多种经济成分”有关。在一个地区、一个城市要形成“多渠道”,既要有作为主体的国营书店,也要根据各地区、各城市的不同情况,发展适当数量的集体、个体书店。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些集体、个体书店的货源那里来?除了向当地的国营书店进货外,可     

“杀”出来的思索

去年11月16日,经济日报在二版《读者中来》专栏中,发表一篇来信,题目是《为奶奶买上衣苦杀我也》。这个“杀”字使我大吃一惊。“杀”字本该是这个“煞”。出此差错,是作者的水平低,还是编辑的疏忽?由此使我想起去生8月湖北一家晚报,在报道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再结伉俪之事时,消息题目赫然为《赵侠燕再结伉俪》。大名鼎鼎的     

好新闻是“问”出来的

好新渊是“问”出来的。这里所说的“问”,一是指会上提问,二是指会下追问,如果一个记者在采访中养成善于提问的习惯,那么不愁没有新闻可写,也不愁写不出好的新闻来。     

考证南宋郑樵的“会通”思想及其创新意识

郑樵的“会通”思想既有对前代史学家历史思想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对我国后来和现在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强对郑樵“会通”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鲜活新闻“跑”出来

“鲜活“二字对新闻而言,犹如空气和水对人体那么重要。新闻一旦失去鲜活性,就吸引不了读者,就无价值可言。新闻界有句行话,叫做“跑新闻“。意思是说,新闻是跑出来的,不是关在屋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不是人家送上门来的。又鲜又活的新闻更是如此。这个     

“说”出来的英语

一、为什么“说”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晴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协作发生在学习过程的始终．而会话即“说”,是协作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纽带。创设情境,让学生在课堂上开口“说”,要求学生自主构建知识,以说促思,以说促学,重在交流与表达,从而实现思、说、学的有机统一。     

想象中的“日货”——大众媒介对“成见”和“想象的共同体”的构建

国人持续抵制日货的活动饱含着对日本这一具有历史侵略性民族的既有“成见”,而这种成见的根深蒂固,除了历史原因外,大众媒介所建构的日本“侵略者”形象也加强了人们对日本国家形象的成见。相应的,在抵制日货这一行动中,“中国”这一民族概念上的“共同体”也同时得以建构。“成见”与“想象”从来都是两朵并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