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执行失真分析——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视角

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视角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真现象及其危害,认为政策执行过程中失真的原因在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认知失误、政策认同不足、执行者的素质和能力低以及利益驱动等方面.这就需要政策执行主体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完善政策执行监督机制,使政策执行进一步透明化.     

基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失真的成因及对策

主观上政策执行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致,客观上政策执行主体素质缺陷导致基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失真。加强监督、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和提高基层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是改善基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关键。     

免费师范生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公共政策学角度分析

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一个体现目的和价值的过程。通过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分析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得出：在确定议程上政治领导人起了关键作用;政策规划者主要是行政部门、政策分析家,六所师范大学;政策规划符合公共政策规划的原则、程序,最终政策方案抉择是依靠行政命令;政策执行主体注重政策的操作化,建立了相应的组织负责政策执行,但政策宣传力不够,执行中免费师范生的生活补贴偏少;在部属师范大学实行免费师范生政策没有进行过提前政策实验,政策执行以行政手段为主。     

素质教育政策执行失真的制度环境分析

素质教育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直接关系着素质教育政策制定的成败。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失真的现象屡有发生,文章从制度环境分析的角度对素质教育政策执行失真的原因进行分析,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探究素质教育政策失真的制度环境因素。     

新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障碍性因素分析——基于课程政策执行主体的视角

只有通过有效的课程政策执行,才能保证课程政策目标的实现.在课程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若干障碍性因素,执行主体是课程政策执行中的首要障碍性因素.导致课程政策的低效、无效与失真,优化课程政策执行主体行为,是使课程政策有效执行,达成课程目标的有效途径.     

关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综述

公共政策是解决公共问题的方案,更是政治主体的意志表现.在公共行政中,不论多么完备的理论体系,最终目标都要通过公共政策来实现.在公共政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公共政策执行.无论多么完善的公共政策,没有得到有效执行,都无法达到政策目标.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研究现状,对研究线索、途径、基本理论、基本模型以及影响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因素等方面进行简要评述,进一步探析该领域今后的研究趋势.     

论教育政策的柔性执行

教育政策具有刚柔兼济的特征.政策特征决定政策过程,不同的特征需要采用不同的执行方式.教育政策执行中常见的变通、偏差、失真等执行后果,部分源自政策执行方式与政策特征不匹配.教育政策的柔性特征决定了柔性执行的必要性,教育政策的柔性执行在执行方式、执行原则、执行程序等方面形成完整的执行系统.实现教育政策柔性执行对执行主体在认识和能力上有一定要求,同时也不可忽视柔性执行的限度,可从法律法规、组织协调方面予以考虑.     

论政策科学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有效执行

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执行是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将执行方案作用于执行对象,促使执行对象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动态过程.文章围绕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执行的地位和作用、内容构成以及运行机制进行研究,以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研究的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社区教育政策执行主体的偏差行为问题——基于社区教育实践中的困境问题调研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偏差导致的政策执行失灵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命题。社区教育政策属于公共政策范畴．建构社区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偏差模式,分析政策执行主体偏差行为问题,可以探究社区教育政策内容有效转化为实现效果困境的原因：社区教育政策滞后,导致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随意性;社区教育政策执行过度行政化,导致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单一性;社区教育政采资源短缺,导致政策执行主体行为的利益性。因此,完善国家层面的社区教育政策,可以从政策源头上避免政策执行主体因政策模糊而出现的政策偏差。社区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多元化．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和制衡,可以改变行政化路径依赖。在社区教育政策执行过程的利益博弈中．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寻找各方利益均衡点。这是避免社区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偏差的前提和基础。     

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研究述评

政策宣传是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首要环节。通过对国内外的研究发现,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公共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执行等方面;国内对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策宣传的研究大多是借鉴和引用西方学界的研究成果,因而在实践和创新等方面还有待加强;且国内外,对某一项具体社会政策宣传的研究都不多见,这也是今后政策宣传研究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三农"政策的关键是农村公共服务政策

现代有限政府职能、农村基层组织状况、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都要求“三农”政策的重点向农村公共服务政策转变。各级政府要尽快建立科学有效的农村公共决策机制;农村公共政策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搞“一刀切”,高层次体现公平、公正性;集中精力抓已有公共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切实保障农民和农村应有的政策利益落到实处。     

论教育政策制定的利益指向--利益集团理论的分析视角

本文通过对社会利益集团存在的必然性和类别的分析,认为教育政策主体在教育政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利益集团的因素。考虑教育政策过程的利益集团因素,教育政策就会得到有效地贯彻实施;忽略教育政策的利益集团因素,教育政策活动就会遇到阻力甚至失真;提出如何处理忽略教育政策过程中利益集团因素的几点建议。     

公共政策视域下政治沟通机制的构建

政治沟通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公共政策决策、执行和评估过程的民主化科学化。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党和政府必须克服传统公共政策中忽视政治沟通的现象,坚持以人为本的决策理念,从民主化科学化的角度构建政治沟通运行机制。     

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

公共政策传播是政策运行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政策传播有效与否直接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以及政策的成败。政策传播机制是政策主体与政策对象之间传递、交流和共享政策信息的互动方式以及行为过程。它包括硬件和软件两大部分：硬件由政策传播主体、政策传播内容、政策传播媒介和政策传播受众等要素组成;软件包括制度构建、互动平台、政府—媒介—受众的合作、以及效果评估等。     

我国减负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及治理策略——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政策执行是一个典型的委托代理模型。在委托代理理论视域下,减负政策执行涉及多层、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链。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函数不一致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是导致减负政策执行遭遇重重阻滞和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推动减负政策执行利益整合、削减委托代理信息传递链条和构建“火警式”监督机制,是治理该政策委托代理问题的可行之策。     

我国百年师范生就业政策的演进逻辑与理性选择

师范生就业政策是师范教育政策系统的重要内容,是关涉我国师范教育成效的关键要素。通过对国家层面出台的师范生就业政策文本研究发现,清末至今,我国师范生就业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以全面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初创阶段、以适应变革为重点的调适阶段、以扩大规模为动力的恢复阶段、以适应市场为抓手的转型阶段、以优化师资配置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阶段;遵循着以管理体制改革为驱动的政策动力机制、以社会发展需要为主旨的政策目标取向、以组合多类型政策工具为保障的政策实施过程、以经济学和政治学为主导的政策话语规则等演进逻辑。未来我国师范生就业政策发展应建立以多主体利益共生为基点的动力机制,渗透以多元价值为依归的目标价值取向,强化以系统变革工具为抓手的过程保障,构建多元表达的政策话语模式。     

日本“政经分离”对华政策的形成背景及影响

二战后,美国的最初目标是使日本解体,由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但亚洲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变化使美国调整了对日政策。1952年在美国的授意下吉田茂政府完成了《日台和平条约》的签字,彻底断绝了中日间的官方往来渠道。然而,日本并没有放弃与中国接触的思想,并形成了"政经分离"的对华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影响着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发展。虽然在最终目标的达成方面中日两国存在分歧,但在重视民间力量的作用,维持中日关系不被美国的禁运政策束缚而中断方面,两国政府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论公共政策分析的程序

政策分析的程序在政策制定和政策评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基本步骤包括：界定政策问题、确定政策目标、搜寻备选方案、预测方案结果、选择政策方案、评估政策效果等。     

论思想政治工作在政策执行中的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是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手段 ,它通过制造舆论、说服教育、协商对话、表扬和批评等方法使政策深入人心、感召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 ,引导政策执行者和政策对象自觉自愿地去贯彻执行政策 ,实现政策目标。     

多源流模型框架下的异地高考政策议程再分析

异地高考政策是政府对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的升学考试问题的应对之策。运用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对异地高考政策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关键性的焦点事件和政策企业家等五个动力要素进行整体性分析发现：教育政策“断层”下的异地高考诉求形成了异地高考问题源流;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主张构成异地高考政策的政策源流;国民的教育公平需求,党和政府的促进教育公平、正义的价值选择形成了异地高考政策的政治源流。“15知名学者上书事件”催化了异地高考政策之窗的开启,并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等政策企业家的助推下,实现了问题、政策、政治三大源流的交汇,进而达致异地高考政策议程的设置。而这一政策议程也表征出两大中国特点：一是问题源流与政策源流存在先因后果的影响问题;二是政策企业家具有多重角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