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档案员(散文)

节假日旧友重逢,同学相见,亲朋聚会,不时有离别数年当刮目相看之感.小时候的朋友如今腰缠万贯成了富翁,中学时的同学掌管一个大公司当了总裁,中专时的同窗有了私人小汽车……而我却依然如故--半瓶墨水、一支钢笔、两袖清风、三尺兰台、四间库房、五尺身材.     

"大疯子"与"小疯子"

1985年是中央戏剧学院建院35周年,也是国立剧专50周年校庆."小疯子"朱家训拜见了自己的老师曹禺,也会见了同班同学叶子和"大疯子"凌子风.盈盈水,师生情,风风雨雨、坎坎坎坷坷50年,别时难舍相见更欢,酸甜相间更有味.朱家训走到曹禺老师身边问:"万先生,你还记得我否?"曹禺先生一愣,望了朱家训一会儿,笑着说:"你不就是第一届那个最小、最顽皮的学生小疯子朱家训吗?"此时,凌子风走来,曹禺对着他说:"您,我就不说了,著名的大导演."凌子风忙说:"哪里,哪里,您永远是我的先生,我也永远是您的学生.孙猴再闹也离不开您的手心啊."曹禺十分激动,拉着叶子、朱家训、凌子风等第一届学生说"留个影吧,50年啦,不易啊!"     

向"狼牙山五勇士"致敬的败将

1944年8月4日,入侵缅甸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源藏陆军少将,在被中国远征军和美军击败后,于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切腹自杀,死后被日本天皇追赠为陆军中将.     

是"醒木",不是"惊堂木"

南方某晚报2006年12月20日A2叠《25年后再相见,几分惊喜几分唏嘘//新老"霍元甲"北京聚首》一文,把"醒木"误为"惊堂木".原文是这样的:"昨天‘聚会'由评书大师刘兰芳的精彩评书进行整个串场.     

"盯住前人,想着后人"——回忆陈原先生出版观

与有些人相见次数并不多,但他的一些话也许会令人铭记一辈子,陈原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长者.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陈原先生应聘担任《译林》杂志的编委,我就是由此结识他的.1980年春,《译林》创刊后觉得已聘的编委多是翻译界的,希望增聘几位出版界专家.当时江苏省出版局副局长鲁光向我推荐刚与她一齐出访英国的陈原.我虽早知陈原的大名,但那时《译林》因刊登《尼罗河上的惨案》,刚刚无辜地被人向高层领导"告了一状",因而正面临很大的压力,我担心请陈原当编委恐有难度,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商务印书馆.     

促进了我们系统的通讯报道工作

我连续两年订阅了《新闻与写作》杂志,经过反复学习贵刊有关新闻写作的文章,提高了写作能力,取得了良好效果. 去年我写给省、地级报社、电台的稿子,被采用了五十六篇.今年一月十六日,我参加了石家庄     

仰慕红旗渠 典范示后人

我来参加中国第三届太行山新闻论坛,特别兴奋,其中有两个兴奋点.一是,与会者中有老领导和我的老朋友.像我们这些耄耋之年的老人相见,虽然不像杜甫诗中所说"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那样,但也不容易.     

我的平凡一生

<正>一、个人经历与文革遭遇1.我出生于河北省昌黎县赤洋口庄。当地土地贫瘠,大部分人都来东北经商。我随父亲来到东北。我一岁时坐闷罐(货车)来到开原县。小学是在华商办的私立小学,后考入开原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读三年时日本投降。后入私立文理中学又到东北中学第六分校,高二肄业。于1952年5月经同学介绍参加锦县中学做教导干事。锦县中学校址在石山站。校     

"战干四团"历险记

差点当上胡宗南的侍卫 1938年9月18日,我考入抗大,在集体赴延安途中,被胡宗南的咸阳盘查哨扣押,后被转押到西安"战干四团"(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第四团),强制受训. 当时我名叫彭鼎煌,虽已21岁,但身材矮小,很像小孩,故假报为18岁,被编入"少年挺进队"(简称少挺队),上午读中学课程,下午受军训.     

"要发挥档案的育人作用"——访北京市东城区档案局沈卫建局长

读<史记>的档案局长 沈局长是那种内敛平实的人.这可能跟他丰富的阅历有关.年青时,他跟着"上山下乡"族,把青春抛洒给了祖国东北大地.之后他又当了几年中学和大学老师.     

Just When I thought I was in

In this paper I explore the process of access as it was gained, and sometimes denied, during an extensive ethnographic research made on a surprisingly overlooked strand in news production—the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rocesses of news pictures. Through an interpretive analysis, I demonstrate the various access challenges “second-wave” news ethnographers might face, as well as the additional access skills they may require, to explore fully today's news labour in future news production ethnography.     

What I am Versus What I do

As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practically annihilated entry barriers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the industry has seen the rise of many digitally native news media startups. Many of these startups are hyperlocal media, usually started by former journalists or concerned residents to provide news to their neighborhoods. Little research exists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news media and even less research exists on how these former journalists and/or concerned residents step into these new work roles and make sense of their new responsibilit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se individuals’ work-role transition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negotiation. Analyses of in-depth interviews revealed the respondents tried to make sense of their work in rela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by melding their responsibilities with their image of who they are. Thus, they create holistic, positive,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that are more reflective of their new work and roles yet not too different from their idea of who they are as professionals.     

Part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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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图书馆

五　我的编辑活动我的编辑活动十分频繁 ,前后组织编辑和参加编辑图书 30多种 ,期刊两种 ,现在将比较重要的 10种书刊编辑活动阐述如下 :(一 )《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教材》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业务人员业务基础知识的教育和培训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曾于 1982年组织院内一部分同志编写一套《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教材》 ,参加编写的除了院文献情报中心、上海文献情报中心、兰州文献情报中心、成都文献情报中心、武汉文献情报中心、部分研究所文献情报室的同志以外 ,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成都科技大学、哈尔滨科…     

我与图书馆

(续上期 )(五 )《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三十五年( 194 9— 1983)》1984年初 ,为了配合编写《当代中国》丛书中国科学院卷 ,中国科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决定组织全院图书情报部门编写《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三十五年》一书。并决定由我事先作一些调查研究 ,起草编写方案。 1984年 5月 2 5日至 2 6日 ,中国科学院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在北京召开各地区图书馆馆长、部分分院科技处处长和研究所图书情报室主任会议 ,会上 ,组成了《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三十五年》编辑委员会 ,主任由院特邀顾问、院士…     

我与图书馆

七、我的业务辅导活动 我从1959年起，就担任起对中国科学院各地区图书馆和研究所图书馆工作进行业务辅导的责任。在我中心先后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有：赵继生、佟曾功、赵燕生、彭桂源、李申、范文津、史警监、杨淑田、白国应、陈吉华、陈善良、张国屏、许儒敬、王志梅、徐引篪、周士虎、周文磊、陶宗宝、陈胜芳等。整个过程，约可分为五个阶段。1950年至1955年是第～阶段，这个时期中，由于院图书馆对分院和研究院图书馆（室）是业务领导关系，除了指导业务，培养干部外，还代为采购图书和办理国际书刊交换。1956年至1958年是第二阶段，在这个时期中，院图书馆正处于大发展阶段，工作非常忙碌，各地分院图书馆和研究所图书馆也大量建立，院图书馆对他们已经无法直接领导，经院部指示，改为业务指导关系，只设专人负责与各馆联系。1959年至1965年是第三阶段。在这个时期中，新的分院图书馆及研究所图书馆纷纷成立，全院图书馆数量迅速发展到200多个，工作人员生手较多，迫切需要院图书馆在业务上进行辅导，为了加强这项工作，我馆成立了研究辅导组，史锚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开展了很多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我与图书馆

(续上期) (四)做学术报告 我做学术报告的次数较多,主要是由于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学会、情报学会和一些学术机构邀请的缘故.据统计约有100多次,地方除了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外,我都去过.     

我爱读者

自从我 19岁的时候当上一名图书管理员 ,至今已过去了半个世纪 ;但直到最近 ,在回忆往事时我才意识到 ,自己原来是从心里热爱着图书馆的读者们的。我与身边几位相交了 10年的同行老友 ,从来没有谈论过个人对读者的感情。怎么说是爱呢 ?我想在这里举出一些事例 ,以具体的想法和做法来说明这一逐步深化的过程 ,就算是和新世纪的年轻同行们谈谈心吧 !1950年五一节前夕 ,组织上安排我负责一个中学图书馆的工作 ,那就是我的母校北京第四中学的图书馆。我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半 ,边干边学 ,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对于图书馆 ,我的理解就是供同学和老师们…     

我与图书馆

三、我的学术活动 我的学术活动，除了研究文献分类和宏观图书情报理论以外，还有领导理论方法研究工作、主持大型课题研究、组织讨论会、做学术报告、参加学术评议、参加职称评审以及参加科研成果鉴定和评奖等。     

我与图书馆

(续上期) (二)研究宏观图书情报理论 我所以研究宏观图书情报理论,完全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和职务的驱使. 1959年我参加研究辅导工作,1996年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研究辅导组组长,1980年任研究辅导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