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辞赋在中国文学自觉进程中的作用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中国,从开始萌芽到实现飞跃历经五百年.辞赋创作是这期间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与中国文学的自觉关系最为密切,最突出的是其以"丽"的审美特征充分展露了文学的艺术特质,这方面的追求不断加深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自觉的演进.但在汉代经学"尚用"文学观的强势干预下,辞赋被迫沦为服务于外在目的的工具,又使中国文学自觉迟迟不能实现飞跃.正确评价辞赋在这方面的作用,有助于准确界定中国文学的自觉.     

汉代辞赋的理性精神

人类思维认知水平与文学创作有内在联系。汉代离古未远，汉代文学代表作品的辞赋，表现出明显的理性思考的轨迹。汉大赋中的理性思考既表现为对儒家政治、道德的追求，又表现为讽谏意识的增强、讽谏内容的增多。汉代抒情、说理赋对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理性思考，具体落实在个人行藏出处的人格建构上，体现出对自然本真人格的追求。儒、道的合一影响及汉代士人人格的形成。     

文学独立自觉的理论风标--汉代辞赋品评透视

汉代的辞赋品评,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作家个体美文创作的文学评论。虽然政教价值观仍合理地得以延续,但它主宰文学批评的局面巳被打破,审美愉悦价值正式得到承认;赋家品评定位中的唯美倾向和辞宗赋首的推出,搁置了政教批评坚守的原道、宗经、征圣的旧准则,确立了文学自身新的审美范型和新的传统;对创作主体的情感、个性、才情以及审美把握世界的心灵妙奥的关注。是文学观念向着文学本体进一步深化的重要体现。所有这些理论景观,都标志着文学的独立自觉。并昭示着魏晋六朝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方向。     

论汉代辞赋中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因

在被称为“一代之文学”的汉代辞赋中，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悲士不遇”这一主题，其原因何在?本文从三方面论述汉代辞赋中悲士不遇主题的成因。首先，士人的不遇是悲士不遇辞赋产生的现实基础。其次，对“遇”的强烈渴望和由此产生的强烈的不遇之感是悲士不遇之辞赋产生的主观原因。第三，辞赋是汉代士人表达其不遇情怀的最佳载体。     

试论汤显祖辞赋创作

在明代赋史上,汤显祖的辞赋占有重要的位置,但长期以来,研究者把关注的目光都集中在他所创作的戏曲上。笔者主要从他辞赋的创作类型及其艺术形式特征作初步的研究。汤显祖的辞赋主要有两大类：体物写志和言志抒情;而其在艺术方面也形成了明显的特点,例如多用小序;句式方面呈现明显的骈化情况等。     

政论文章与辞赋创作——从文体的转变看贾谊的政治命运

贾谊作为西汉士人的代表人物,其坎坷的政治命运成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宿命的写照。贾谊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心态有很大的差别,其文体创作的也有较大的转变。     

试论萧氏父子的辞赋骈文创作

萧氏父子萧衍、萧统、萧纲、萧绎四人,其辞赋、骈文的创作特点值得关注,筒析四萧现存辞赋、骈文的创作倾向和艺术特色.重点论述宫体赋、咏物赋、述怀赋及书、序、碑、铭等题材类型.     

别开生面的辞赋研究专著——评孙晶博士著《汉代辞赋研究》

孙晶博士的《汉代辞赋研究》一书是一部资料宏富、视角新颖、论述精要、富有创见的学术专著。全书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论述了西方学者、东亚学者有关赋的界定,然后从文体学的角度论述了汉代辞赋的发展历程,全面反映了作者具有比较扎实的古典文学基础、较好的外语基本功和具有一定的中西文艺理论功底。下编从哲学、美学的角度分析了汉赋与道家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与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汉赋尚奇、汉代七体赋主客称谓艺术等问题,充分显示出作者擅长从文学本位出发,从文本实际出发,在大文化背景下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的能力。     

“二曹”辞赋观之再检讨

人们一直认为曹丕重视辞赋而曹植轻视辞赋。其实,曹丕主要重视的是＂成一家之言＂的论说类文章,而不是不含政教意义的辞赋。曹植曾说＂辞赋小道＂,实为愤激之语。他把辞赋比之于《雅》、《颂》,终生未辍辞赋创作,以及他对辞赋创作的认真态度和对辞赋的大力推广,都可反映出他是重视辞赋而不是轻视辞赋的。曹丕对辞赋经世致用功能的无意识弱化,突破了传统辞赋的藩篱;而曹植对辞赋地位的有意识提高,却深陷传统藩篱之中。     

试论道家思想对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影响

由于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司马相如的辞赋呈现出了斑斓多姿的艺术风貌,从而获得了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两汉赋作家中,以司马相如成就最高,其大赋甚至成为汉大赋创作的范式,故研究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点,对研究汉赋乃至整个汉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乱”之沿革

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承自屈原、宋玉作品,并在功能、形式、称名上有所变革,体现了诗、骚、赋三体之交融。在功能上,屈、宋作品之乱辞,并非皆为归总篇旨,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亦除归总篇旨外,还有画龙点睛、提升境界等功能;在形式上,屈、宋作品乱辞非皆＂变章乱节＂,汉魏六朝散体赋中的乱辞,则多采用与主体部分不同的骚体句,有的在句式和语言风格上还出现了新变;在称名上,汉魏六朝时期一些赋卒章有＂歌曰＂＂诗曰＂＂辞曰＂＂颂曰＂＂已矣哉＂等,与＂乱曰＂名异而实同。     

论汉晋音乐赋对楚辞的继承及衍变

音乐赋是继承楚辞而来的,它们在四个方面存在渊源关系:两者大量涉及音乐内容;两者都善用铺陈的手法;两者都擅用精彩华丽的语汇和语言艺术技巧;早期的音乐赋作品善用"兮"字句,而它所用到的"兮"字句型正被涵盖在楚辞"兮"字句型之内。没有楚辞,就没有音乐赋。但汉晋音乐赋由于受文坛重视华美辞藻、重视诗歌等文风的影响,在继承楚辞的基础上而发生了部分衍变。而这种衍变正是文体发展的必然结果。     

汉代器物赋初探

汉代器物赋是汉赋长河中的一个支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而大量散佚。本文在统计汉代器物赋留存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器物赋的内容,进而探讨这些作品与汉代民俗、汉代人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最后分析了汉代器物赋的修辞手法及其在赋史上的价值和意义。     

经学浸染下的两汉赋论

随着两汉经学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经典也成为一切言说的标准。受其影响与规范,两汉赋论也显现出鲜明的经学色彩。由于各赋论家在对经学的接受程度、对大赋的创作以及对屈骚的评价等方面存有差异,各人的赋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部分赋论家论赋关注到赋作的语言艺术,并给予肯定,具有早期朦胧的文体自觉意识。     

《汉赋书写策略与心态建构》序

由汉赋而明文学思潮,又转而观汉赋,可对汉世文人在规范与异化中的沉浮与挣扎,及由汉而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文化人格与精神追求的心灵历程有更深刻的体味与感悟。书名＂书写策略＂,切中了汉赋自觉为文的本质,可见汉人的创作心态。而＂集体汉赋＂之说也堪为赋学研究史上的创见。     

汉末赋坛特征与赋家

汉末赋坛因为缺少大家,所以相关的研究很不深入,从题材的转移,学发展的过渡性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三个方面讨论汉末赋坛特征,并分析几位代表赋家的学成就,以期能勾勒出汉末赋坛的创作面貌,进而认识其学地位。     

两汉音乐赋研究综述

汉赋为“一代之文学”,是汉代儒士文人承《诗经》、《楚辞》创作的一种文体。其中,音乐赋十四篇,留存音乐内容之赋三十篇。其内容承载着丰富的乐舞形象,阐释着汉代民族音乐文化的深厚内涵。汉音乐赋研究已涉及源流、题材、艺术手法、思想等范围,但缺少对具体的乐舞内容的系统论述。我们应利用汉代美术作品和出土文物交验互证,挖掘其丰厚内涵,以呈现汉代经典礼乐文化。     

班固对汉赋的研究

班固在《汉书》中为十余位西汉赋家立传,全文载录了18篇赋及其有关情况。他对汉赋的性质渊源、兴盛原因、社会功能、价值地位、创作原则作了理论阐发,对赋作也有评点解析。他的许多真知灼见连同他作为官方学者的历史局限,都对后代的汉赋研究有深远影响。     

浅论杜甫诗歌中的汉代谣谚

在研究、探讨杜甫诗歌表现其民胞物与情怀的基础上,主要分析杜甫在其诗歌创作中如何引用汉代谣谚表达对百姓的同情,以及为何引用汉代谣谚的原因及意义。     

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试论张衡辞赋与汉代隐逸文化

张衡通过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赋作<归田赋>,表现了汉代隐逸文化至此而有的一个新境界,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隐逸",到此才真正放下对所谓"道"或"志"的承当,以及成为那种"不遇"情怀的释放之所的沉重一面,而第一次显示出了其完全独立的审美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