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5年来新闻文化研究回顾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基础上，中国学者提出了“新闻文化”的概念，强调新闻活动是一种文化现象，新闻研究是一种文化研究。15年来，这一文化新样式被不少人认可。从文化视角对新闻活动进行全新审视，有利于丰富新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推动新闻研究向纵深化发展。本文拟对15年来我国     

“理论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路径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理论变成物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问题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此问题出发,结合他们的革命实践形成了宣传理论和党报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此问题出发,进行了媒介学的理论创建,丰富了对这个问题的传播学路径的探讨。我国“现代传播体系与新型主流媒体”政策话语的提出则是新媒体语境下对“理论变成物质力量”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路径的最新回应。     

媒介文化反思：数字时代我们如何“安身立命”——专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教授

<正>【学者简介】曾一果,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文化、城市传播、数字传播和影视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19ZDA269）、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都市文化生产的媒介实践研究”（19FXWA002）、国家社科基金后期一般项目“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14FXW008）等。出版有《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媒介文化论》《中国新时期小说的城市想象》等多部专著。在《文学评论》《新闻与传播研究》《文艺研究》《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认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的历史与方法

在西方传播研究的历史上，“媒介权力”（ｍｅｄｉａｐｏｗｅｒ）是各种问题产生的核心。虽然研究者尚未有意识将一些重要理论整合成关于“媒介权力”的学说体系，但是他们为建构理论而设定的研究方向、认识对象和问题意识，都趋向于“媒介权力”这一思想的核心点。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从西方“媒介权力”研究的主要历史断面上，观看传播研究的思想内核及建立在人文科学基础之上的批判／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探讨我们可以借鉴的，可称之为方法的研究路径     

中国媒介素养教育思想萌芽的阐发

媒介素养教育，是当今新闻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起源，学术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源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30年代，英国学者和丹麦教育工作者率先提出这样一种教育主张，认为“教育界应以系统化的课程或训练，培养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识，使其能够辨别和抵御大众传媒的不良影响”。①而中国对媒介素养教育问题的研究，有研究者提出：     

《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出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撰写、徐耀魁研究员主编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一书已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确定的国家“八五”重点课题。该课题完成后．通过了专家组的鉴定。鉴定组认为．’‘这部著作材料扎实．论述详尽,涵盖广阔．涉猎诸多领域,并含有大量的论据,对研究西方新闻理论的学者很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为指针,对西方新闻理论做出了全面、科学、系统的探索与评价．意义深远。”本著作是一…     

论文缩微

“媒介审判”的负面效应冯宇飞在《新闻战线》杂志2002年第11期上撰文说，西方学者认为：“媒介审判”是一种不是依据法律程序对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实施的非法的道义上的裁判，也叫“报刊裁判”。国内著名新闻法学者魏永征教授认为，“媒介审判”是指新闻媒介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对案件作出判断，对涉案人员作出定性、定罪、定刑以及胜诉或败诉等结论。“媒介审判”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和犯罪嫌疑人的公民权利的双重侵犯。其负面效应确实不可低估。一、“媒介审判”是对法治原则的亵渎。法律是一门十分精确化、专业化的科学，它随时代的演进越来越多…     

西方媒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演变脉络

在西方的社会批判、文化批判和媒介批评理论中,意识形态理论以其强烈的批判性又被称之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在过去两个世纪内,在西方的媒介及其文化批判领域,随着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内涵的不同阐释,先后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全球主义以及后现代学派等四种媒介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形态.     

传播为轴,回归混沌: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探要北大核心

法国媒介理论学者米歇尔·塞尔所建构的传播哲学,诠释了媒介中介性、噪音与混沌等信息传播与媒介研究的核心问题,进而打破了传统传播与媒介研究的界限,成为德法媒介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本文以塞尔思想中的“信使”形象为主轴,通过描绘其所创建的“信使研究计划”来透视其传播哲学思想,并以作为本体论和作为方法论的赫尔墨斯为思考维度来勾勒其建立的“关系哲学”。在此基础上,将塞尔的传播思想与德布雷和克莱默尔等其他欧陆媒介学者的思想进行关联和对话,并思考在信使自身形式越发多元、媒介社会环境越发混乱的当下,塞尔的信使传播哲学具有什么样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社会新闻节目主持风格的多样化

从二十世纪后期开始，社会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平民意识”的回归。许多社会学者称之为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时代。在诸多改变当中，电视节目主持风格的嬗变也成为这种转型的突出标志。过去，由于过分强调电视新闻媒介的“喉舌”作用，新闻节目一直采用较为传统的固定播音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观众在认同媒介权威性的同时，开始对以往那种全盘接受的观念产生了抵御，转而要求自主、能动到选择性地获取信息。同时，内容各异的新闻栏目也层出不穷，新闻播报方式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其中，“说新闻”成为不少电视台新闻播报方式的共同选择。     

媒介化社会新闻专业主义的重塑与坚守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描述了一个媒介技术专制的社会,媒介无处不在,媒介影响力无孔不入,人们在媒介宰制下尽情狂欢。媒介构建了人们周围的世界,决定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渗透并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学者李希光指出,媒介化现实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新闻暴政。①职业新闻人追求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制衡新闻暴政的重要力量。在中国,新闻专业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话语被呈现,它借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呈碎片和局域状态,还没有形成符合中国传播实践的成熟形态”。②在中国媒介化社会加速成型的时代,根基本就不稳的传统新闻专业主义追求在中国面临新的挑战。     

媒介帝国主义与意识形态效果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衍生于“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是70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批判性研究的产物。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早期学者们从政治、经济等制度语境下进行研究;至上个世纪90年代,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用文化的话语分析“媒介帝国主义”,他否定了现代     

中华文化视域下的建设性新闻理论探源

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面对因为新闻传播所引发的国家、民族、社会、个人之间的对抗与纷争等问题,全球新闻界开始反思以揭丑、记录、暴露阴暗面为导向的新闻理念与传播实践。于是,融会了“解困新闻”“公共新闻”“积极新闻”“参与新闻”“和平新闻”等理论内涵的建设性新闻概念,逐渐成为国际新闻学界的研究热点。在新闻实践方面,建设性新闻也正成为形成普遍共识的全球性新闻运动。虽然建设性新闻理论经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是此一概念背后的哲学基础与文化源流却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将建设性新闻理念置于中华文化视域下,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休戚与共的命运观”“中庸和谐的价值观”以及“挫锐解纷的社会观”四方面对建设性新闻的理论内涵进行解读,以探究其中的中华文化渊源。期望以此促进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以及中西新闻理论的融通。     

日本新闻法制研究的转向

日本新闻法制研究的转向宁新８０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学者在研究媒介的“表现自由”问题时多强调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作为民众代言人而享有的社会独立地位。学者们作为新闻媒介的“辩护士”站在新闻界立场上为争取媒介的新闻与言论出版自由而批判官方权力的干预，甚至分析...     

而立之年的命运:驯化理论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移植、扎根与生长北大核心

每个理论均有其特定的生命历程。在新闻传播学界,驯化理论形成“国际新闻驯化”和“媒介技术驯化”两大理论路线,并正在成长为“明星”理论。本文以“生命历程”为经,“理论旅行”为纬,试图呈现正处而立之年的驯化理论在中国的命运。研究发现,驯化理论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经历了移植、扎根和生长阶段。在移植阶段,中国学者挪用驯化理论解释中国新闻事件和媒介发展过程。在扎根阶段,基于理论既有研究纬度的在地研究大量扩展。在生长阶段,中国学者以中国宏观现实和人文关怀调试驯化理论,重新问询理论预设,从时间、空间、性别、权力、技术、生命历程等纬度推动理论创新。但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共同体也应警惕驯化理论可能遭遇被“经典化”的困境。     

西方的新闻宣传观念

西方很多新闻理论家、传播学者及政治家反对、抵制新闻的宣传观念,历来把宣传视为讨厌的字眼予以斥责。他们认为,宣传不是新闻的本性,借助新闻搞宣传是对公众的愚弄,是把新闻媒介变成了政治的传声筒。但西方仍有一些传播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新闻具有宣传功能,赞成并接受新闻的宣传观念。美国传播学奠基人之一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在《大众传播、大众鉴赏力和有组织的社会行动》一文中,多次使用了宣传概念。他认为大众媒介的重要功能表观为宣传性。如果对它不加适当控制,它为恶服务的可能性则更大,“因为大众媒介是宣传媒介,而美国人却特别害怕宣传的力量”。     

媒介生态建设与地区协同发展研究

媒介生态观源于西方,其研究是把社会作为中心,强调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我们可称之为媒介环境理论。我国自引入媒介生态概念以来,对之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媒介生态理论视角是以媒介为中心,强调社会的各个方面对媒介发展的影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媒介生态理论。在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上,中西方学者彼此做出了互为补充的研究,实际上媒介生态学是一门涉及十分广泛的学科。邵培仁教授在《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中提出媒介生态涉及五大方面,即媒介生态整体观、媒介生态互动观、媒介生态平衡观、媒介生态     

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资源开发

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与网络传播的迅猛发展,促使新闻媒介融合发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一批学者正致力于研究两个新课题:“融合媒介”(convergencem ed ia)、“融合新闻”(convergencejournalism),并已经获得了第一批成果。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从2005年开始新设     

融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问题——“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评介

2009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借院庆80周年纪念日,盛邀近80位来自全球各国以及中国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20余位学者云集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为期两天、以“媒介化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目标及对策”为主题的“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此次论坛是近几年来国内新闻传播教育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旨在共商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大计。论坛由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主持。     

消费主义与媒介素养教育的博弈难题

我国学者近年来为什么提出媒介素养教育,大致原因无外乎以下四点：一是与西方在上世纪30年代最开始提出媒介素养的原因基本相同,是为了反对传媒中的流行文化价值观念,训练青少年抗拒对大众媒介“低水平的满足”;二是为了增强我国受众对新闻信息的思辨与批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