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替群众说话

我当通讯员多年,悟出一个道理:应该懂得全局,熟悉政策,了解群众的要求,真正替群众说话,才能起到党和人民之间桥梁的作用。有一次,我听到反映:厂里少数领导的子女结婚,收彩礼,大摆宴席。我写稿寄给新闻单位。后来开封市委把我的稿子登在《工作通讯》上,加了编者的话。厂党委主要领导同志说我反映的好,有助于纠正不正之风。 1980年调整工资,我厂少数职工,把补的工资用     

通讯员的读者意识

(一) 读者意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其读者意识的浓淡,也是无法用一种仪器来衡量的。但,它毕竟要通过人的言行反映出来。通讯员的读者意识,体现在通讯员采写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概括起来,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反映在报道方向上,有读者意识的通讯员,总是把写群众放在重要位置上。基层群众是读者的主体,把写群众的稿子给群众看,容易使群众产生共鸣,引起兴趣。但这决不意味着不能写领导。然而,写领导,也是写群众心目中的领导,这也是间接     

发自心中的祝贺

我是一名基层通讯员,在乡镇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已经10多年了。历届领导重视宣传工作,关心支持《新闻爱好者》的征订与发行,给我们通讯员每年都订阅了《新闻爱好者》。我从第一次阅读《新闻爱好者》开始就喜欢上她了,和她结下了不解之缘,是她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她使我走上成功之路,使我由一名农民通讯员转正为乡政府的一名国家干部。在这里,我代表广大基层通讯员由衷地道一声:谢谢你,《新闻爱好者》。《新闻爱好者》知识性强,内容丰富多彩,每个栏目都适合通讯员的口味,真可谓“知识库”。她给新闻工作者开阔了视野,开阔了心胸,增长了知识,工作…     

由《通讯员证》的联想

退休后翻阅收藏的图书、资料,乍猛间看到１９５０年《群众日报》（《陕西日报》前身）编辑部发给自己的“通讯员证”,这个只有纸烟盒大小的黄色花纹的“通讯员证”,伴随我整整半个世纪,已经走过了５０个年头。 ２０００年 ３月 ２５日,是《陕西日报》和她的前身《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从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５日创刊,至今已整６０年华。更使我感到自己持此“通讯员证”的自豪与荣幸。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５日《群众日报》给我发了这个证,我珍惜她,爱护她。因她给我以智慧和力量,指引我不断学习和进步,使我半个世纪来精神充沛,…     

做群众的表率

去年参加新闻学习班,编辑同志上理论课时有这么一段话:‘一个通讯员首先要学会做人,为人师表。稿件是教育人的,如果你写的一套,做的一套,周围群众对你的稿件就会产生反感。’这段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以往我对报上常发表稿件的通讯员,心里就有一种敬佩的感情。我的稿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后,也受到了领导和同志的赞扬,深深体会到一个党报通讯员的荣誉     

业余通讯员有话对您说

我作为平顶山市工商系统业余通讯员的“头儿”,每每和通讯员相聚,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议论。反映最多的是:“现在上稿越来越难啦。”通讯员小杨为某报记者提供了一年的稿件,虽未得一分钱稿费,但每次稿件发表,还能跟在记者后面露个名;今年不同了,连个名也不给挂了。据悉,报社规定: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稿件,只算记者半篇任务,故通讯员只有作奉献。当了二十多年通讯员,我的体会是,每当自己的稿子变成铅字,名字出现在报刊上,心情就格外激动,干工作也有劲儿;如果再给寄十元八元稿费,就会更加兴奋,干工作就更加有劲儿。反之,则会影响情绪,影响工作。鉴…     

记者在居委会上班--《鲁中晨报》社区新闻探索

年轻化是当前新闻从业人员的一个普遍现象。新人给报社带来了活力，但队伍太年轻，也给报纸带来了新的问题。前两年，我常听到群众对老记的描述是：见了记就像见了老乡，特亲切，拉个家常拉个呱，说起话来一点都不外道，跟自己人一样。现在经常听到一些老通讯员对新记的描述则是：现在的记，和老百姓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老百姓说句     

多留心

我们基层通讯员生活在群众之中,经常可以听到和见到新的新闻线索。但是,如不留心,仍然发现不了新闻。1983年春天,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一位记者到我县采访,无意中听说了大兴大队成立农民理事会,解决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事,很感兴趣,急忙约我去采写了稿子。电台广播后,听     

摆正写稿与工作的关系

常听到基层通讯员诉苦说:“写稿出力不讨好,领导不支持群众有意见,不如搁笔改行道。”这是通讯员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个别领导,部分群众对通讯报     

只要是新闻，不怕发不了——关于《伊川农民招标买汽车》的采写体会

和基层通讯员们一起座谈时,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我给某某报投了多少多少篇稿件,一篇也没见采用,也有的通讯员把稿子没有发表的原因归结为跟报社编辑不熟,或者是缺少“意思”,因而稿子才没有见报。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稿子能不能发表,跟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深浅没有什么因果关     

通讯员应当是“反映情况的人”

加里宁说过,通讯员应当是“反映情况的人”。这话很有道理。通讯员工作在基层,身居群众之中,经常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新情况、新问题,既然是报纸的耳目和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就应该及时向报社反映有价值的情况和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耳目”和“桥梁”的作用。我长期从事饮食服务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饭店是一个“信息市场”,是反映国家形势和群众情绪的“晴雨表”。我所在的第二饮食公司又地处闹市中心,八大菜系、十六个地方风味特色店俱全,近百家店堂,每天接待中外顾客达十六万人次。在供应服务     

怎样才能消除自卑感?

编辑同志: 据我所知,许多初搞新闻报道的业余通讯员和我一样,平时,在领导和同事们面前,总有一种不可名状的自卑感。我们常常是默默地观察,悄悄地写稿,偷偷地投寄,自己的稿件不敢给领导     

仍应坚持稿件‘三见面’

通讯员写完一篇稿件,最好要做到“三见面”。即与当事人见面;与报道单位领导见面;与事件周围群众见面。新闻材料的来源,并非全是通讯员本人亲眼所见,有些是在众多人中“旅行”或“加工”后传到通讯员耳里的,不少通讯员往往为了抢时间,“闻风而动”,写稿速发,这很容易出现差错。一次,我听说一位战友接到加急电报“父病故速归”,他把电报塞进衣袋,照常值班训练。我写成稿件,送给这位战友亲自过目,原来是“病危”,     

新闻工作者应站在改革政策的“前沿”

我台曾经(2000年初)收到一篇通讯员来稿,在编辑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该稿内容很简单,说的是某乡镇领导给农民选择了农业结构调整的项目:种台湾长茄,并在某村作为任务下达。通讯员的来稿是正面报道,但这篇稿件该不该上,从何角度上?在我台     

当通讯员的三点体会

我给省、地报纸和广播电台(站)当通讯员,已经有三十一年的历史了。就当前的报纸通讯工作来说,总的发展情况是好的,但是,就我亲身的体会,感到至少还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引起有关方面注意,加以解决。一,有的部门领导,对开展党报的通讯工作,缺乏正确认识。有的人总认为通讯员给新闻单位写稿和反映情况,是为了得稿费,是     

表象与新闻

春播期间,某县一位平时很少过问群众疾苦的领导却一反常态,背上10多斤种子往贫困户家里送。事后,有人问那天随同前往的专职通讯员为何不报道此“典型”,通讯员直率地回答:“那是人民公仆应该做的事。况且一次行为也不能代表他的一贯工作。眼下面临换届改选,我不能以偏概全     

通讯员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几个关系

自《枣庄日报》1980年诞生至今,我几乎一直从事报纸群众工作,担负着通讯报道网络建设及通讯员的管理、培训等任务,与广大通讯员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熟知他们的思想、工作情况,体会到其甘苦喜忧。随着近几年许多单位的领导愈来愈重视新闻宣传,使得一些专职通讯员越来越感到困惑,思想上、工作上产生不少压力。单位领导要求他们上稿“多多益善”,报纸又要求他们多写好稿,使他们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才好。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在进一步加强对通讯员的业务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采写水平,并发挥群工部门的桥梁作用,努力沟通通讯员与其单位领导思想认识的同时,积极引导通讯员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关系,使不少通讯员在迷惘中走出误区,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做好     

多亏良师益友

我原是一名民办教师,教书育人之暇,酷爱新闻写作。乡领导决定聘我为乡专职通讯员。到乡里后,宣传委员王洪献当即给我订阅了《新闻爱好者》,并把以前订阅的全部取出让我学习。经过一段钻研,我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赵峪村残疾农民王沁子几十年如一日义务为群众维修农用机械和交通工具,从不取分文报酬。经过一个多月的采访,我写成了通讯《世界需要热心肠》,分别被县广播站、河南电台采用。同时,我写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闻稿在洛阳日报上刊登后,也被评为精神文明新事。后来,经过进     

既要报喜,也要报忧

我在江苏省武进县坂上乡文化站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给县广播站、《常州日报》、常州人民广播电台写稿,已有7年多时间了。刚开始写稿时,我总感到要多栽花,少栽刺;多报喜,少报忧。这样给领导脸上添了光彩,对上、对下都不得罪,对自己开展工作也有好处。所以极少写批评稿。因而,一些好心人叫我是“吹鼓手”、“软骨头”。通过实践,我体会到,基层通讯员报喜不报忧,称不上一个合格的通讯员。1983年8月,坂上乡杨公岸村原会计庄桂生,利用职权贪污盗窃集体财物,并经常参加赌博等违法活动,村里的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我就写了一篇揭露庄桂生违法活动的稿件,县广播站和常州电台广播后,村民中的反响很大,许多人联名写信给乡党委和县司法机关,一致要求严肃处理     

知识分子如何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以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工农通讯员为视点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中,出于形势的需要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口号,其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体现之一,就是新闻媒体重视依靠工农群众办报,并由此促进了工农通讯员事业的发展。本文以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通讯员为视点,试图通过新闻从业者和工农群众在新闻实践中互动的微观描述,来印证知识分子工农化以及工农分子知识化的一种实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