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一个现代性的讨论——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历时性分析

历史地看,基层政府治理是一个建构权威结构和提升社会动员与控制能力的政治现代化过程。就基层治理现代化而言,治理不只是一个制度法治化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后者甚至更具有本源意义,因为制度的适应性植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之中。通过阐释基层治理现代化在基层的发生学意义,辨别出中国基层的制度变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建制意义,才能明确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环境和发展方向,这包括限制基层权威和分割权力(而不是强化基层权威和积累权力),还权于社群,还权于社会,基层自主治理,扩大政治参与,并将其权力置于社会的监督和约束之下。     

小区党建：基层治理的引领

小区是基层社会的基础单元,其中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近年来随着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人民对提高小区治理水平的呼声不断增强。小区党建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探索,适应了现实之需,体现了主体之责,充当了治理之钥。以上虞区的小区党建实践为例,党组织可以通过治理、组织、制度的维度嵌入小区治理并发挥作用,但这一路径也有待根据现实情况作进一步的优化。现阶段探索以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有利于提高基层党建水平、创新基层治理方式,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变革

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整体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事关改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问题,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困扰基层政府的一大难题.本文在阐述历次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变革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提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路和对策.     

谷文昌的基层治理实践及其启示

20世纪中叶,南下干部谷文昌以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己任,面对灾祸连年、基层治理情况混乱的东山,进行了发展生产、改善环境、重塑基层组织的立体式基层治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科学精神推进治理创新,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以提升治理能力。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革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

产权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但它与国家、政府、权力、治理等政治学要素密切关联。我国历次的土地产权制度变革就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土地是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有关土地权属关系的制度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曾经实行过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使得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格局经历了从乡村自治、纵向官治到乡政村治的变化,并开始迈向多元治理的道路。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手段选择乃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革都是围绕土地产权重建而展开的制度变迁。     

协同治理视域下政府公共服务职能重构——以深圳“织网工程”为例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宏观整体设计滞后,目标定位模糊,部门本位主义突出,职能碎片化严重.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直接导致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传统粗放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必须在“协同治理”框架下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行重构.深圳市“织网工程”以信息化为手段,通过创新政府公共服务组织模式,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绩效水平.其本质是对传统模式的变革和扬弃,是制度创新的过程.通过对这一典型案例进行制度创新类型、制度创新动因以及制度创新手段的分析,可以研判制度创新的条件和环境,使基层社会治理成功的创新模式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与建构

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建构与完善是基层社会的治理有序性、有效性的制度保障。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基层,中央各项政策落实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重点难点也在基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避免体制机制冲突,保障体制机制有机衔接,已成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当务之急。     

基层学术组织变革下地方高校协同治理研究

随着以围绕知识应用情境促进知识生产为特征的知识生产模式II的出现,传统的以学科、专业为基础的基层学术组织日益式微,并逐渐被新的基层学术组织——学科-专业-产业链所取代。在基层学术组织变革下,地方高校协同治理,要充分发挥多元利益相关者在体制机制创新当中的作用,形成以学科-专业-产业链为地方高校基层学术组织、面向地方产业发展和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     

新时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价值基石与制度能力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综观30多年来城市基层治理观念、思维和工具的变迁,基于城市基层治理制度设计及其演化的重要维度,挖掘基层治理依循的价值理念、体制机制及其形成、发展的内生逻辑,以展现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改革、前行的驱动力、价值基础与制度选择。从我国城市基层治理转型以获得治理适应性能力为切口,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基层治理价值系统,凸显城市基层治理人民性、公共性等核心价值取向,建构独具特色的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形式。党的引领、多元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本质,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实践发展中的理论逻辑。     

困境与突破:我国社会治理创新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管理风格的变革,也是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还是完善治理理论的战略性要求。我们要在分析社会治理创新重要意义的基础上,对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的实践困境以及破解路径进行探讨。     

论学院的治理及其意义

随着大学治理的深入推进以及学院规模的不断增大,学院的治理成为必然选择。相较于传统的教育行政管理,学院治理更有利于大学实现"基层变革";同时有效的学院治理也是实现大学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学院治理培育治理文化、调动师生参与治理的积极性,进而才能实现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问题、机理分析与创新展望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构建广泛、有序、有效的公众参与基层治理格局,对于丰富基层民主形式、巩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当中,公众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与政策倡导和治理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呈现出一种复杂多样的局面。运用集体行动理论的分析框架,可以对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机理进行有价值的分析。理论与实践证明,提升公众参与的治理与成效,必须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通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消解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各种阻滞性因素,实现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最大化。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模式、动因与内容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大学内外多元利益相关者博弈后处于均衡状态的结果,一直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与缓慢变革当中。从变革模式的维度来看,可以将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模式分为内部革命型、内部演化型、外部渗透型和模式移植型四种类型;从变革动因的维度来看,影响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动因包括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内部动因往往起到量的积累作用,而外部动因则起到质的飞跃作用;从变革内容的维度来看,寻找大学内部纵向权力分配的"平衡点"、横向权力的分工合作机制和最高权力主体的权限是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三个重点内容。研究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特征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更好地推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浅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近年来,我国基层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重要性凸显。由于治理理念错位、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方式落伍等原因导致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效果不甚理想,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不高。提高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可以从树立民生为重、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正确理念,确立党委、政府、社会各方、公民等多个治理主体．创新利益诉求表达、矛盾排查调处、公民权益保障等治理机制着手。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与实现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体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是人民幸福保障、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战略实施等层面的重要环节。制约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进程的因素可以从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意识与能力、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社会治理体系机制保障等不同角度进行解读。结合习近平法治社会建设理论,从强化基层党建、完善法治体系、创新治理方式、健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以及强化人才队伍保障性建设等角度入手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坚持人民中心,切实维护人民权益,为全面推动法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互联网+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互联网+党建"的治理模式是党建基层工作理念符合现代化社会建设的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推广"互联网+党建"模式,可以促进社会基层治理理念全面升级。只是作为一种创新理念,"互联网+党建"的模式运行与发展尚不成熟,仍需要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促进理念、规划、体制方面的新发展。     

我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创新和实践路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提出了"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在于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建设,基层治理法治化是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和关键,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制度创新,并在实践中探索基层治理法治化新格局的路径选径.     

结构—过程—文化：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刚性趋向的原因分析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已有不少探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在一些地方的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中,却出现了与柔性治理要求相背离的刚性化的趋向。从“结构—过程—文化”三个维度分析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实践刚性趋向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结构层面,条块关系结构中的属地化现象、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复杂化、基层干部队伍尤其是居/村干部中较高的流动性;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层面,基层社会治理政策的碎片化、基层社会治理实施的运动化、基层社会治理实施的指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层面,呈现出的理性化与技术化的特征,等等。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刚性趋向,非但背离了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要求,而且有害于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因而必须加以检讨和纠偏。     

政府治理模式演进与法治政府建设

政府治理模式演进是政府治理理念、治理制度和具体治理方式或路径不断优化和变革的历史进程.伴随当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由全能型到发展型再到服务型转变的,是法治政府理念的逐渐形成.法治政府建设也是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面对"时空压缩"、人治传统多、动力不足、体制机制缺陷等诸多现实问题建设法治政府,就需要通过创新政府治理理念、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和建构依法行政的现代政府治理方式,探寻法治政府建设的实践路径.     

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与政治逻辑——基于鲁东莱西市D街道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

“预见性治理”是基层政府超前主动回应广大人民群众潜在诉求的治理模式。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从“遇见性治理”转向“预见性治理”,既是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需要,也是保持党的人民性底色、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的政治需求。从鲁东地区莱西市D街道办的治理实践切入,展现基层政府“预见性治理”的实现机制及政治逻辑。案例研究显示,基层政府实现“预见性治理”有赖于对“技术为用、科层为体”策略行动的选择。首先,“技术为用”的策略行动为实现“预见性治理”提供了工具性手段,体现了“照看社会”的政治逻辑。基层政府通过技术化的手段为收集潜在民情提供了技术基础,增强了对基层社会的可及性和覆盖力。其次,“服务社会”构成实现“预见性治理”的价值依归。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基层政府通过“科层为体”的策略行动,强化组织内党建和借助区域化党建,拓展和延伸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的触角,增强了影响力和渗透力,为其高效动员体制内外力量解决潜在民情、服务群众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抓手。基层政府在实现“预见性治理”的背后彰显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建设的政治逻辑,即“照看社会”和“服务社会”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