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谏诤”文学的分类归属和范围

"谏诤"在古代的一些文学总集和政史类著作中有被作为子目的情形。从文学的角度认识谏诤,一方面,谏诤的内容可以用封事、书、疏、表等奏议类文体来表现;另一方面,受儒家诗教理论的影响,讽谏也成为大量诗赋作品的一个不断延续的主题。在学界注重古代文体分类的今天,谏诤的文体归属何去何从,是本文探讨的一个重点。     

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及创作

奏疏是中国古代社会臣民上奏帝王文书的总称。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的应用文体,奏疏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文体特点。清朝“同治中兴”的功臣曾国藩一生所上奏疏数以千计。他认为奏疏应做到语言明白显豁、思想忠爱笃诚、气象光明俊伟。而这些无疑对现代公文的语言、风格、内容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试论中国古代谏诤的理论依据

谏诤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君主专制政体中,君主的地位至高无上,重大国策一般由君主"独断",但同时又比较重视谏诤。谏诤对限制君主滥用权力,正确决策,监督行政发挥过重大作用。中国古代在长期的谏诤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取长补短、兼听则明、修身正己、以道事君等谏诤理论。这些理论对我们今天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于中国古代谏诤制度的几点思考

谏诤制度是一种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虽然它受制于皇权 ,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性。它体现出一种独立性原则 ,折射出传统道德对世人的影响 ,反映出皇权对道义的认可和士人的“忠孝”观念     

浅析唐代对谏诤制度的发展及意义

唐代是谏诤制度最为成熟的时期,一方面体现为,在历史时代的背景下以及统治者个人因素的作用下,谏诤制度逐渐趋于制度化;另一方面体现为,唐代的谏诤制度在总体沿袭前朝的基础上进行机构设置上的革新,并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论佛骨表》与《陈情表》比较研究

《论佛骨表》是唐代大散文家韩愈的杰作。《陈情表》我们在中学教材中已颇为熟悉，也是“以情动人”的名篇。《论佛骨表》与《陈情表》同属于“表”，即奏疏、奏文，是臣民写给皇上的文书，用当今的文体框架来衡量，就是公文文书的“上行文”文本，有其固定的读者对象，那就是皇上。作为奏疏的“表”文体，具有共同的文章结构形式，诸如开篇的“臣……言”，篇中的“伏惟……”，结尾部分的“谨拜(奉)表以闻”。犹如今天公文的基本格式一样，必须严格遵守，不可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这两篇文本文体结构完全一样。     

文体分类理论的新体系——钱仓水副教授《文体分类学》出版

我校钱仓水副教授积三十年的研究所得《文体分类学》,今年7月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约25万字,十二章,系统地论述了文体分类学的对象、性质、范畴、意义、标准,各类文体间的区分和渗透、历史演变等。它察古观今,旁搜博采,避开过去文体分类研究的“只为分类而分类,仅就文体而谈文体”的旧路,而是把文体分类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对过去“犬牙交错、令人晕头转向”的三种分类,做了提纲挈领的阐述,并将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梳理得一清     

唐代“启”类文体的演变与文章的历史内涵

“启”作为古代的一种文体,在唐代受到“文章盛世”的影响,不仅在作品的数量方面超越了前人,而且内容涉及的范围也很广阔,已与魏晋之时这一文体的用途有很多不同。通过对《文苑英华》等文献资料的考察,论述了唐启的分类,分析了唐启在唐代历史中的大致面貌,通过援引一些唐启的代表文本,归纳了它具有的文学特征和社会功能。唐代以后,“启”类文体的创作呈衰退趋势,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应归结于历史的需要。     

谏诤与演说：轴心时代东西方政治说服模式的比较研究

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学者普遍对政治说服非常重视,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东西方的政治说服模式在说服的对象、方式、空间场所及对口头和文字媒介的偏倚等方面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中国古代政治说服自先秦起就走向了一种以向上进谏为主要方向的“谏诤模式”。而在公元前5世纪末,随着雅典政治的变革,古希腊政治家开启了以面向和动员民众为基础的“演说模式”。先秦政治说服的谏诤模式是一种“下对上”“一对一”的人际传播模式,且偏倚文字表达;古希腊的演说模式则表现为一种相对平等和公开的、“一对多”的大众化传播模式,且偏倚口头传播。自轴心时代起,东西方的政治说服实践及说服理论就呈现出鲜明的差异,这不仅反映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更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对说服传播的影响。直到近代,两种政治说服模式才发生了交汇和替换。轴心时代不同取向的政治说服传统对东西方的社会、历史及政治走向影响深远。     

“报闻”与“不报”：从《万历邸钞》看万历朝奏疏留中

奏疏留中现象在明万历朝尤为突出,成为影响时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万历邸钞》作为明末人整理的当代史料,对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多有著录。邸钞中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具有明显的时段性和内容选择性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万历朝政治变动及党争等政局。神宗对奏疏“报闻”与“不报”的取舍,彰显了皇权对舆论的控制,皇帝虽然怠政,但从未放权。万历中后期围绕奏疏留中所进行的控制与抗争,反映了万历朝的君臣冲突及士大夫群体的政治独立意识,这种意识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有渊源关系。     

试论西汉“劝农”、“守边”奏疏的文化意蕴

在西汉奏疏中开始出现“劝农”、“守边”等词,反映出有汉一代言兵事类奏疏中所蕴含的后勤保障思想.同时,作为大一统时期的公文,此类奏疏也在同时期文学风尚的影响下体现出丰富的文学意蕴和文化精神.     

《谏太宗十思疏》评注

本文选自《旧唐书·魏征传》,是唐初政治家、史学家魏征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奏疏。谏,臣下对尊上的规劝,使其改正错误。疏,奏疏,也叫奏章、奏议等,是封建社会臣对君陈表意见的一种文体。唐太宗跟随父亲李渊转战南北,艰苦创业,但他登基之后,却滋长了骄傲情绪,弃俭求奢,大兴土木。魏征看到“贞观之漒”太平盛世的背后,隐藏看“覆     

论《文心雕龙》对“露布”的误解

刘勰《文心雕龙》认为“露布”和“檄”是同一种军事文书，这种说法显然有失察之处。“露布”在汉代尚未作为独立文体出现，直到后魏，才开始把“露布”作为一种报捷文书。“露布”和“檄”无论内容、风格还是写作目的，都是大不相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露布”逐渐成为一种有着固定规范的常用文体，甚至作为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     

试论曾国藩的奏疏文体观

奏疏是中国古代社会臣民上奏帝王文书的总称,属于上行公文.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性和工具性的应用文体,奏疏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文体特点.清代"同治中兴"明臣曾国藩一生所上奏疏数以千计,他认为奏疏应做到语言明白显豁、思想忠爱笃诚、气象光明俊伟.这些写作特点对现代公文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探析曾巩散文中的谏诤意识

北宋时期政治文化环境宽松,统治者广开言路并推动谏诤制度发展,为当时士人针砭时弊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曾巩在青年时就具有强烈的家国意识,受到恩师欧阳修谏诤意识的影响。曾巩的散文谏政意识浓厚,内容上不仅包含了有关谏诤制度的相关问题,而且对谏官如何谏诤提出自己的看法,对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国家和民生问题的思考也体现了他的谏诤思想。     

论《太白》科学小品

《太白》的问世, 标志着中国科学小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杂交文体已经自觉.它成功地实践了科学与文学的“联姻”,首创了科学性、文学性与思想性有机统一的科学小品文体规范,同时在科学小品作家队伍建设、读者群体培植等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工具文体”的突破与“精英文体”的确立——“伤痕”、“反思”小说新论

1940年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文学写作一直遭受着处于主流地位的“工具文体”的严重制约.“新时期”文学突破“工具文体”的历史起点,并不是有学者所认为的“八五小说新潮”,而是“伤痕”、“反思”小说.这一突破,主要是通过“精英主体”的语言表达、“精英语言”的本体追求和“异语”的现代性录用等策略,从而建立“精英文体”的方式来完成的.     

《文心雕龙》“汉来杂文”指称考

《文心雕龙·杂文》篇末提到的“汉来杂文”,涉及了四种汉代以来出现过的不同的“杂文”观。“典诰誓问”是先秦古老文体，在汉代以来已经失去生命力，在《文心雕龙》中附入《史传》和《诸子》。“览略篇章”与一般的文体有明显的性质差别，属于类文体，附入《附会》和《练字》。“曲操弄引”指琴曲歌辞，是琴曲的陪衬，附入《乐府》。“吟讽谣咏”泛指富于情采的诗赋，在西汉被视为小道，《文心雕龙》附入《明诗》《乐府》和《诠赋》。它们都是曾被边缘化的文体。正确认识《文心雕龙》所称“汉来杂文”,对于我们理解汉代至南朝齐的文体价值观念有重要意义。     

谈谈鲁迅的“杂文”概念

很多人认为杂文是一种文体,说:“杂文这种文体,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被广泛采用,特别是用它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首先是由鲁迅开始的。”但是从鲁迅自己的解释和实践来看,本意并不是这样,鲁迅认为杂文并不是一种文体,他说得很清楚:     

中国“散文”概念的现代转型

中国现代“散文”概念不同于古典散文概念.中国现代“散文”概念是狭义的,它是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是与诗歌、小说、戏剧并行的一种文学体裁,是以真情实感、自由形式、“诗性智慧”及“美妙多端”等作为文体属性.狭义的“散文”概念把“文学性”与“文体性”统一起来,实现了中国“散文”概念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