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子中说新注》序

王通是隋代儒家学者,《隋书》未为王通立传,《新唐书·王绩传》说:“兄通,隋末大儒也。”《旧唐书·王勃传》也提到王通,说其祖王通“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足见王通是唐初王绩、王勃家族中的一位著名学者。王通卒后,其弟王凝及其子王福畤编次王通的遗说,成为《中说》一书,亦称《文中子中说》。《中说》实际上是王通的言行录,书中内容模仿《论语》。在《论语》中称孔子为“子”,在《中说》中亦称王通为’子”。叙述王通的行迹,亦模拟孔子,如孔子最好的弟子颜渊早死,王通也有一个最好的学生早死,这就令人感到可笑了。但是孔子活了七十多岁,王通却享年不永,这就不能与孔子相比了。     

王通《春秋》学考述

王通是隋唐儒学变革的先行者,他的《春秋》学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一环.通过钩稽《中说》里王通对《春秋》和其接续《春秋》所作的《元经》的论述,我们可以整理出王通的《春秋》观,也可以管窥到已经亡佚的《元经》的大致轮廓（作意、起止、取舍、笔法、义例等）.在对王通的《春秋》学复原后,通过历史比较,我们发现,王通的《春秋》学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则它是唐宋“义法史学”的先驱,二则它是中唐以后《春秋》学研究中“舍传求经”学派的前导.     

《王通故里考》辨析

近读1990年《山西地方志》第4期贤赵维勇、刘益令二同志合撰的《王通故里考》(以下简称《故里考》)一文,颇感惊异,继而追思累代高贤,群情仰慕,而世还年湮,书册记事,辄有分歧,遂启后来士于文笔兴讼之端。汉张良、诸葛亮生前里籍,至今犹众说纷纭,即其例证。虽然执论尽可不同,旁证博引、索根完据,佐以总合精研,不难澄清是非真伪,终归于一。兹者欣逢盛世,学术研究之风遍及全国,关于王通故里问题,赵刘二位既考之于前,有异议者,不能不抒怀于后,爰就管窥所见,以与赵刘二先生商榷。 一“河津说没有史料依据”析 《故里考》云“河津在隋唐之际,曾以龙门称,但在现存隋唐史料中,没有王通是龙门的记载。”这是对隋唐史书中有关记载的忽视,或者说对此一事实的有意迴避。 众所周知,《隋书》无王通传,当然不可能有文中子的籍隶是何地的记载。 在《故里考》文中,作者清楚指出:“王通之子王福时”“王通之弟王绩”,而号称唐初四杰之首的王勃,恰是王福时第三子、王通之孙。 新、旧唐书《王勃传》与《王绩传》中均载明二者俱为绛州龙门人而且均提及他们与王通的祖孙、兄弟关系。因此,王通籍隶龙门,应是毫无问题的事。同时《故里考》通篇引证史料也承认王通、王绩兄弟     

从《中说》看王通的思想体系

《中说》是王通与门人的谈话集,虽以语录体记载,但其中却体现着王通思想的一贯主题,那就是“天人之事”与“帝王之道”。“天人之事”重点阐发王通对天人关系的基本认识,见解超前,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帝王之道”重点阐发了王通的政治思想,即如何为君,如何作臣,如何实施为政方略,其中有不少认识颇有新意。他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王通文学思想中的“文儒”特征

王通作为隋末大儒,其《中说》一书中的文学思想蕴含了深刻的“文儒”特色。他一方面对复兴儒道怀有崇高的责任感,同时又对文学自身规律的发展采取轻视的态度,因此王通这种无法平衡“文”和“儒”之间关系的认识,体现了他文学思想中浓厚的以“儒”节“文”的复古保守性。但其对于文人的一些具体认识影响到初唐史官对“文儒”的基本认识,并在初唐时期得到延续和发展,进而为盛唐“文儒”的形成准备了理论条件。     

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将开展“三王”研究

维薛瑄学术思想研究之后,河东文化研究中心将开展“三王”研究。 “三王”是指王通(584——617),隋代哲学家,著有《中说》;王通《585——644),唐代诗人,有《东皋子集》传世;王勃(650——676),唐代文学家,著有《王文安集》。“三王”系绛卅龙门人,今属万荣县通化镇。他们在隋唐之际,名望极高,很有研究价值。     

王通政治思想简论

王通(584—617),字仲淹,谥号文中子,绛州龙门(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镇)人,是隋代一位重要的思想家。王通思想蕴涵颇丰,遍涉哲学、政治、伦理、教育各个方面。本文拟就王通的政治思想作些概略的探讨。 一、讥时弊 悯苍生 王通出身于儒学世家,从小就受到儒家修齐治平思想薰陶,形成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浓厚的建功立业意识。隋文帝仁寿三年(604年),弱冠之年的王通“慨然有济苍生之心”(《文中子世家》),西游京城长安向隋文帝献《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准备在政治上匡时济世,“运天下于指掌”(同上)。隋文帝虽有爱才之心,但公卿不悦,王通未被重用,只封为“蜀郡司户书佐”(《旧唐书》卷一百九十)。这个职位根本不是王通施展政治抱负的场所,因此他应付一时便弃官归里,并发出了怀才不遇的悲叹:“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皇不断兮,劳身西飞。”(同上)伤感之情,溢于言表。     

应充分肯定庾信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千百年来,对庾信及其作品,时有过崇高的褒奖,时有过不甚公允以至十分偏激的评判,致使庾信的文学地位难以确立,并在后学当中引起了一些混乱。清人全祖望,对庾信的人品及作品,就持否定态度:“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醉矣,何以怨天?”(《鲒埼亭集》外编《题哀江南赋后》)隋代学者王通也说“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文中子·事君》)《周书》撰写者令狐德芬评价庾信说:“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     

“穷理尽性,推诚主静”——论王通的道德教育方法

王通是隋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一生以"明王道、复周孔"为己任,为推行王道政治和培养佐世贤才,他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并在自己长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一套道德教育方法,主要内容体现在《中说》中。     

一字源流奠万哗——试论《说文段注》在训诂方面的成就

(一)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随着“经学”的昌盛,传统的“小学”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段玉裁,师事戴震,在音韵、训诂等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向来被视为皖派的巨攀。对于他的贡献,清人阮元说:“段氏有功于天下后世者三:言古音,一也:言《说文》,二也;汉读考,三也”(《清史稿·儒林传二》)。段氏一生著述甚富,但使他享有盛誉并历久不衰的,是他的《说文解字注》(以下简称《说文段注》、《说文注》或《段注》)。段氏为《说文》作注,始于四十二岁(乾隆四十一年),直到八十一岁(嘉庆二十年)去世前四个月才全部刊成,历时     

释旦

有关旦字的形体结构,历来说法不一。举例如下: 象形说此说流行的时间最长,自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说文》:“旦,明也,从日见一上,一,地也。”此后,高亨先生把“旦”字归入象形中的合体象形字(见《文字形义学概论》)。梁东汉先生认为“旦”字象太阳刚刚升起之意,是象形字(见《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会意说此说流行甚广,清代王筠的《文字蒙求》:“旦,从日见一上,一,地也。会意。”他是把“旦”归入会意中的“字之部位见意者”,即“日”的部位在“一”之上,表示“明”的意义。台湾学者戴君仁先生的《中     

小学语文教材过关自测题(十一)

一、课文《寓言二则》中“掩耳盗铃”第二段有几层意思,哪几个词语起到了联系层次的作用?二、选用“怎么”、“这么”这两个词填空。1.( )一来,他对我的态度好起来了。2.不管( )说,骂人总是不对的。3.你( )说也好,那么说也好,他( )也听不进去。     

柳宗元论“中道”

唐代大思想家柳宗元学术思想的核心是“中道”,他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柳宗东全集》卷三《时令论》下,以下引《柳河东全集》只注卷数和篇名)“当世者,大中之道也.”(卷三《断刑论》     

孔子的逻辑思想

孔子的逻辑思想主要导源于他的文化教育实践活动,也导源于他的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下面将说到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论学与思的结合——关于思维的训练和发展问题。孔子是很重视学的,经常念念不忘:“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十室之色,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孔子对“思”也有许多讨论。不过,他对那种自发状态的思维并未作很高的评价:“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这个“思”当是指一般自发状态的“思”。孔子认为应当把“学”和“思”结合起来。他的名言是:     

王夫之论“教者之事”和“学者之事”

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湖南衡阳人,是明清之际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集大成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也是一位有创见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很丰富,很可贵,散见于他的著作《礼记章句》、《四书训义》、《张子正蒙注》、《读四书大全说》、《尚书引义》等等之中。他把人性论转到教育论的方法问题上来(说性日受日生日成,屡移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习成而性与成之”等)这是教育理论上一大进步。他一生教人“须慎天下之师受”。所谓“师受”包括“教以教人之学”和“学以学夫     

爱莲说浅议

周敦(dǖn)颐(yí)(1017—1073),原名敦实,字茂叔,宋朝道州营道(现在河南省道县)人,时称濂溪先生,卒谥(shì)“元公”,是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前人称赞他“胸怀洒落,如光风霁(jì)月”。他著《太极图说》及《周元公集》。本文选于《周元公集》,清朝江昱(yǜ)怀疑这篇文章是别人依托的,但清朝修《四库全书》时,认为江昱的话并没有明显的证据,仍然把它放在《周元公集》里,应从此说。“说”,是古代散文的一种。吴纳的《文体辨体序说》中说道:“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这是一种作者不想直说而托物寄意的叙事兼议论的一种文体。本文题目的意思是:说:爱莲花的问题。     

"诗无达诂"论

在对诗歌文本的意义阐释上,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刘勰的“知音”说等,都是以探求和追寻作品确定不变的原意为目标的。然而事实证明,这往往既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法完成的。与此不同,《易经·系辞》中有“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的思想,荀子也说:“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到了西汉,董仲舒更是明确提出了“《诗》无达诂”的命题。他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春秋繁露·精华第五)刘向也曾提到:“传曰:《诗》无通诂,《易》无通占,《春秋》无通义。”…     

荀学之纲,弹词之祖——读荀卿《成相篇》

《成相篇》是荀卿的晚年作品,写于春申君黄歇已死(公元前二三八年)之后,他本人废居兰陵的时期.他以当时流行于民间的通俗的文学形式,概括地总结了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和主张.就《成相篇》的思想内容说,可以说这是荀卿政治思想的一个纲领.清人郝懿行说过:荀卿“本图依托春申,行其所学;迨春申亡而兰陵归,知道不行,发愤著书,其旨归意趣尽在《成相》一篇,而托之瞽蒙之词以避患也”(见王先谦《荀子集解》“考证上”).这个评语是有根据的.因此,从荀卿这篇晚年所写的带有总     

就两个“归去来”的解释问题再答叶晨晖同志

(一)叶晨晖同志最初一次说:“《归去来辞》中所表现的是归隐的乐趣和欣喜。该文的序中说‘因事顺心’,是思想斗争获得胜利才写这篇辞的。”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三期第八十页) 请看陶渊明《归去来辞》中说“倚南窗以寄傲”。它的意思是指做官的人向南坐,我回家了,也仍然倚南窗以寄托我的傲慢,看不起他们那些趋炎附势的人。陶渊明这种话是“快乐”的,“欣喜”的呢,还是“痛恨”的呢?我认为这是陶渊明极痛恨的话。     

桃李满天下

隋朝时,龙门(即今陕西韩城)有一位叫王通的贤士,自号桃林居士,从小专心好学,满腹经纶,后因取仕不第,隐居于河汾(即今陕西、山西)之间。授徒自给,受业者上千人。李靖、杜如晦、房玄龄、魏征等人,都是他的学生。秦王李世民,听说王通有贤名,前去拜访。李世民看见王通屋前舍后,桃李成林,叶茂花簇,十分惊讶,暗暗称奇:“果真雅士,名不虚传!”转念一想:“在这暴君无道,民不聊生的乱世,王通为啥孜孜栽种桃李,浇水修枝,潜心园林,过着隐士生活?……”便问王通。王通说:“吾树德于人,犹树桃李于世。夫春树(种)桃李,叶花盛,香溢于人;夏天,过往行人能在树下乘荫纳凉;秋天,还能自食其甜果。若春树蒺藜,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