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苟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苟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苟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除儒家外，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主张焚毁；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主张废弃：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     

荀子引《诗》论《诗》刍议

文章就《荀子》中引《诗》和论《诗》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荀子》引《诗》中《雅》居多的原因;浅析了荀子论《诗》.即“《诗》、《书》之博”与“《诗》、《书》故而不切”是否真正矛盾,及何为荀子提出“善为《诗》者不说”的意会读《诗》法.     

试论明末《诗经》评点中的以诗评《诗》

以诗评诗是《诗经》评点中的常用手法,其具体表现形式是以后世具体诗篇或诗句来阐发《诗经》中的诗篇或诗句,从而直观地揭示诗旨、品味意境、指出创作手法、并说明其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本文试以所见明末诸家诗经评点中以诗评《诗》之处作一粗略统计与论述,初步揭示《诗经》评点中以诗评《诗》的面貌。     

陈奂“以《易》解《诗》”之研究方法

清代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一书,使用了大量《易》学材料来注解《诗经》,可以称为“以《易》解《诗》”。这一解经方法,是对东汉郑玄“以《易》笺《诗》”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陈奂的“以《易》解《诗》”,主要包括三种方法：一是用《周易》训诂《毛诗》字义,二是用《周易》解释诗旨,三是用《周易》补正《诗经》中的礼。陈奂对《周易》的一些申发与补正,能够推动《易》学的发展,拓宽《易》学研究的思路。     

以"诗"证《诗》:明清《诗经》评点方式

以“诗”证《诗》是《诗经》评点的方式。这种方式以后代诗歌与《诗经》诗篇进行比较或印证。它不仅用于解释诗义,分析诗歌风格,还从诗歌的历史发展的视角寻找《诗经》与后代诗歌之间的联系。它不仅易于评点者传达其审美感受,还可指点读者理解诗歌的意境。     

从"《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谈孔子的《诗》教观

上博简《孔子诗论》简一所载“《诗》亡离志，乐亡离情，文亡离言”的文字对孔子《诗）教具有重要意义，“乐”应为“《诗》乐”，“文”指“《诗）的文采”。“《诗》志”、“《诗》情”和“《诗）言”构成孔子《诗）教的三大核心内容。孔子籍《诗》培养个人的社会文化知识、情理涵养和辞令谈吐，由“志”——“情”——“言”的过程是君子以《诗》入学由浅至深、由内修至发外的过程。     

试论《诗大序》的文学思想

《诗大序》是儒家诗学的开山之作,其“诗言志”、“教化美刺”、“止乎礼义”、“主文谲谏”等文学观点对我国后世的诗歌乃至整个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理论批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研究和辨析《诗大序》的文学思想,对正确认识、深入把握我国古代文论及文学怠4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以礼说《诗》与以诗说《诗》

以礼说《诗》为解释《诗经》中言礼之诗的必由之路。本文论述了以礼说《诗》、以诗说《诗》的道理，希望匡正数十年来治《诗》者讳言礼之弊     

《诗》之育人功能——以《论语》为中心的诠释

孔子对《诗》予以高度评价：“《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不仅要求其子孔鲤学《诗》,因为“不学《诗》,无以言”,还倡导他所有的学生都应学《诗》,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从诠释学的视角看,《诗》不仅是一部文学性极高的诗作,而且是一部具有教化、审美、察辨、交往、修身、认知等育人功能的百科全书。     

浅谈《愚溪诗序》中的“愚”

迁客骚人每游历山水必有所赋，柳宗元也未能出其囿，《八愚诗》就是其“寄情山水”之作，可惜今已亡佚；然与之相匹配的《八愚诗序》则幸存于今，这是偶然，还是必然？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能以“愚”独步千古者，唯柳氏而已矣。《愚溪诗序》乃柳宗元为他的《八愚诗》所写的书序，纵观全篇诗序总计545字，共有27个“愚”字统摄其中。一篇短文用如此之多的“愚”字实属罕见，但也决非偶然，实为柳氏有意为之。“愚”字有何寄寓？现就笔者个人的理解谈谈自己肤浅之论，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神童诗》的启蒙意义

家里老一辈人都上过私塾,常听他们讲起小时候读书的故事,也常在他们的聊天中听到《三字经》《名贤集》等启蒙读物的只言片语。我最早听到的几首《神童诗》,什么“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什么“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便来自我的祖父。近来因一偶然的机会翻开《神童诗》,真有隔世之感。     

从《左传》《国语》所载逸诗的属性看“孔子删《诗》”

前人对于“孔子删《诗》”的否定,虽论据众多,但实际上真正较有说服力的仅只一条,即“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的矛盾.然无论是“古诗三千”还是“逸诗”稀少,否定论者的理解都值得商榷.所谓“古诗三千”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不仅带有夸张色彩,而且也是指各版本累加的总和;所谓“逸诗”也并不是整部《诗经》之逸,而只是部分显贵地区的诗歌之逸,特别是《周颂》和二《雅》之逸.由于《周颂》和二《雅》的政治地位比较高贵,本来被删的几率就不大,因此以经传所载“逸诗”之少而否定“孔子删《诗》”,这样的论证也同样是不可靠的.     

《诗》《礼》相解与《诗经》诠释

“《诗》《礼》相解”是王安石提出的重要诗学观念,早已引起学界注意,但对于此观念与王     

《全宋诗》补遗

《全宋诗》因所涉及文献浩繁,加之编选标准前后不一,一些诗题、诗序、诗注中出现的诗人及其诗在《全宋诗》及《索引》中未能单独列出,影响了《全宋诗》的权威性和完整性。兹将一些佚诗列出,以供学界研究参考和续编采择。     

从具体诗评看《诗论》与《毛诗序》在论《诗》上的不同及关系

《诗序》中各诗篇的序有三百十一篇,与现存的篇目相应。其本身是脱离《诗》经由口头到定篇单独流传的,后人将其割裂开,或加以补充修改,配到每篇诗的下面,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式：序分置每篇诗下,先标明篇题,再叙说诗意[1]。《诗论》谈诗篇,形式更为自由活泼,多将几个篇目合而论之,贯彻一个统一的思想。如“《关雎》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     

张衡《四愁诗》与屈原《离骚》之特征比较

张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向被人们所忽视，尤其在论及七言诗的最早起源时，张衡的《四愁诗》一向由于其第一句中的一个“兮”字，无缘于最早的七言诗称号，而被称为骚体诗，本文就张衡的《四愁诗》与屈原《离骚》作出对比，指出两者之间的同异。给出《四愁诗》在诗歌史上的一个恰当的地位，肯定它的极高成就，并且就张衡所处社会环境和张衡自身的性格、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四愁诗》中内在精神。     

《韩诗外传》和汉代文化

本文认为,在孔孟时代,《诗》已被看作周王朝时代的经典文献,《诗》不是诗,故《诗》亡而《春秋》作,嗣后没有《诗》和诗人。屈原等人得诗人之心,无诗道和王者之迹,因此是辞人,宋玉至汉无诗人之心因此作品叫做赋。汉代为了与周比隆,因周而治,故取经营常道的周代典秉为经,《诗》关王道,故为六经之首。又为了约束丰沛集团和开国功臣,汉代逐渐加强帝制,以礼治国。因此,为汉代政权服务的用《诗》解《诗》人被列为学官,但由于后代的文化背景差异太大,故学官三家皆失传。外传突出地强调了礼的作用,礼是核心。乐是从属于礼的教化工具,所以礼乐并称,但礼乐又要适时而变,因时而用。在天人关系上,外传强调人力、民力的作用,全书带有资政美刺的深刻包含,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外传在某种意义上对先秦的文化进行了综结性分析,因此很多观点具有科学性,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外传体现了汉代学官传《诗》的大《诗》文化的特征。     

《愚溪诗序》译文三辩

《愚溪诗序》是一篇托物言志、寓意深远的作品,是作者因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被贬为永州司马的任上所作。全文以“愚”（实则“不愚”）贯穿始终,寄情山水,借写愚溪风光,借评古代“愚者”来抒发自己被埋没受侮辱．     

朱子治《诗》理念简论

朱子的治《诗》理念可以从治《诗》宗旨、立场和原则三个方面来观照。朱子的治《诗》宗旨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试图回归圣贤本意;二是遍采群言,熔铸新篇;三是指导为人为学,以便学者切己体察。朱子治《诗》,持经学立场,但又兼顾文学立场,以经学立场凌驾于文学立场之上。朱子的治《诗》原则可以概括为：一、严别经传,以《诗》言《诗》;二、由训诂求义理,二者兼顾;三、简洁;四、多闻阙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