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校交流话未来——重庆育才中学一行来到纪念馆参观

育才荣光八十载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一所以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为主的学校。陶行知要用生活教育之原理和方法,培养难童中之优秀儿童,使之成为抗战建国之人才。育才学校在抗战胜利之后逐渐变革壮大,其普通组留在了重庆(今重庆育才中学),专科组搬迁至上海。育才学校及其后来者几十年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众多栋梁之才。     

和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日子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于1939年在重庆开办的。校址有两处:北硝草街子古圣寺为校本部,管家巷28号为分校。学生都是抗战期间来自全国20几个省份的难童,他们原在教养院里,后由陶先生聘请各方面专家帮助挑选而来。这些难童最小的八九岁,最大的也不过十二三岁,但都有一定的兴趣爱好和艺术才能。这些学生在校的学习和生活所需以及学校教师的生活薪给,都靠陶先生向社会人士劝募解决。所以,陶先生为了向各界民主人士募集办学经费,踏遍山城,不仅奔波劳累,而且还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和破坏阻扰。     

陶行知在重庆育才学校的教育活动

陶行知在重庆的教育活动始于1939年3月，他到重庆北碚筹组晓庄研究院并着手筹办育才学校，至1946年4月，陶行知离开重庆育才学校去上海。在育才学校期间，是陶行知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一定程度上，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教育活动可以代表他在重庆的教育活动。     

也谈陶行知理论在中学教学中的运用

陶行知理论即“生活教育理论”,它的内涵在于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把学校的一切延伸到社会。本文通过具体案例来探讨陶行知理论在教学中的运用,引导师生进一步学习陶行知理论,切实提高中学教学质量。     

论陶行知育才学校的音乐教育

1939年7月,陶行知在四川省创办了育才学校,其中音乐组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音乐干部。陶行知提倡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原则,不但未过时,而且在今天新的教学理念中得到了强化。     

生活教育社及育才社大两校举行陶行知追悼大会

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全体师生昨日上午九时，在和平路管家巷廿八号，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计到除生活教育社、育才、社大全体师生工友外，来宾有鲜特生、史良、吴玉章、邓初民、周新民、李相符、张友渔、谢仲谋、端木蕻良、宣缔之、周游、傅钟、胡仁、周，及战时儿童保育会、中国民主教育事业协进会、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四川分会、中共四川省委、民盟市支部等个人、团体、机关，共一千三百多人，主席史良、主祭邓初民，陪祭黄次咸、吴玉章、马侣贤、鲜特生、廖意林、杨维保、徐永培、张德荣（育才工友）等，花圈、挽联、诔词，共四百多件。     

陶行知与育才学校（连载之二）

育才学校是一所新型的实验学校，是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作为指导，进行教学工作的。为什么要创办这样的一所学校，老夫子（以下我们按当时的惯例这样称呼陶行知先生）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中是这样说的：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下）（连载之三）——创办育才学校

陶行知在长期的生活教育运动中积累了经验，经过世界26国之行，又开阔了眼界，对生活教育有了新认识。他在抗日战争回到祖国，兴奋异常，信心百倍；一方面继续抓普及教育，以适应全面抗战的需要；另一方面从事一件新发展的工作，即“拯救被战争所贻误的青少年中的人才幼苗，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培养人才之幼苗，决心创办育才学校。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课中的践行

新课程改革要求我们要密切课程内容与生活和时代的联系,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现阶段我国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课存在诸如课程内容"繁、难、偏、旧",教学方法单一僵化,评价方式简单片面等诸多问题,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是我国教育史上的瑰宝,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挖掘其理论对于指导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陶行知教育思想与育才办学经验

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中国教育的宝贵遗产。其中注重政治方向，因材施教发展学生智力、能力和创造力，重视学生身体健康，培养优良校风以形成好的传统等办学经验，都对我们今天办好社会主义学校具有重要的意义。     

祭陶行知先生文

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四日，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全体同仁，谨以清香一柱，鲜花一束，鲜果数事，致祭于生活教育社理事长，育才学校校长，社会大学校长陶行知先生之灵：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是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歙县。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反对“沿袭陈法”，异型他国，主张教学合一，五四运动后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师范。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以“勾结叛逆”，阴谋     

论抗战时期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发展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方面的内容，在抗战时期，陶行知的这一教育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付诸实践，本文主要论述了陶行知在抗战时期所提倡的国难教育理论及战时教育理论，并结合育才学校的创立阐述了“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同陶行知以往的生活教育理论之间的关系。     

相濡以沫在“育才”——记抗战时期陶行知先生与共产党人的友谊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抗日烽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即西移至重庆，一时间，各院校、工厂络绎西迁，各党派和文化界领袖人物、知名人士汇集山城。1939年7月20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北边的合川县凤凰山上的古圣寺，创办起育才学校，接纳来自15个战区和灾难省份的100多个难童入学就读，揭开了大后方战时教育的新篇章。     

陶行知和育才舞蹈组

我第一次见到陶先生我第一次见到陶行知先生,是在1942年的夏天。那时,我是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学生,我之所以想到育才学校去,有两个原因:一是1935年至1937年,我在浙江湘湖乡村师范学校求学时,对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非常崇拜。那时,湘师的办学方针基本上是以陶先生的“生活教育”为指导思想的,历届校长都是陶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的学生。二是我渴望去育才是和追求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育才是惟一的“红色学校”。但那时育才并不公开招生,需要一定的关系才能介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