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处在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劳动力比重较大,保障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供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劳动力供给和储蓄。中国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转变,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人口红利消失与否之辩——来自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证据

利用家庭入户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分析人口红利,探索人口红利的微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当前人口红利并未消失.除了劳动年龄结构优势之外,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就业结构均有助于人口红利的获取.产生于上述三个方面的人口数量红利、人口素质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是未来人口红利的三个维度.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子代兄弟姐妹数小于父代兄弟姐妹数的家庭占主导,这类家庭并未对当前人口红利造成影响,但未来不利于人口红利的获取.应从分步延长退休年龄、鼓励按政策生育、加强职业培训、消除流动障碍等多方面着手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优化就业结构,进一步拓展和延长人口红利.     

基于两种生产理论谈“全面二胎”政策

为了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调整出生性别比例,弥补劳动力不足,延长中国人口红利期,2015年10月党中央对人口政策作出调整,提出"全面二胎"政策。这是继"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的又一次重大调整。这种政策的深层次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     

平衡工作与家庭:国际视角与中国政策

全球化背景下劳动世界的工作与家庭冲突导致妇女在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公共生活领域的机会受到限制,对女性职业发展及家庭产生不利影响。从国家法律政策、雇主组织和企业、工会角度总结梳理世界各国近年的实践经验及政策导向,对中国性别分工的不平等及国家政策背后父权制的性别歧视与性别盲点进行分析,期待为有家庭责任的男性和女性提供就业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生活质量。     

对城镇化的新认识:人口转型的视角

从避免"马尔萨斯"式人口增长的人口转型视角考察城镇化,将城镇化所特有的外部性、溢出效应以及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引入人口转型的研究,结果发现,提高中等教育入学率和改善妇女性别平等状况会增强城镇化对生育率的负向影响,提高制造业出口中高科技产品比重会增强城镇化对生育率的正向影响,且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政策角度来看,当有利于人口转型的公共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小时,城镇政府会减少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这些公共产品的价格;解决城镇公共产品不足的途径,是为城镇政府提供动力,将城镇良性发展的溢出效应内部化。     

中国人口问题新探

现阶段我国各地出现用工荒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中国的人口红利并未消失,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完善各种社会制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生态移民等方法来缓解这一矛盾。     

铁姑娘

铁姑娘是一个文革名词。那是1960年代、1970年代对中国女性去性别化(或称男性化、中性化)行为方式的称誉性评价,也是那个反性感时代的性感。妇女作为现代工业化的人力资源被动员起来加入劳动大军,1970年代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女工比重达到28.3%(低于实际的妇女参与劳动率),1980年代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80%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5%),是1949年以来重要的社会进步之一。女性被鼓励进入以     

转型中的经济,转型中的股市

转型中的经济当前中国人均GDP正处于从3000美元进入10000美元阶段,国民经济进入活跃、加速发展时期,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堪重负,出口导向型难以持续,中国经济转型已成必然。虽然中国的人口红利在2015年结束,中国低端劳动力短缺从沿海开始向内地蔓延,从亚洲主要国家的经验证明,刘易斯     

廉价劳力即将断供 中国应开发人口红利“升级版”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已经减弱。在传统的人口"数量红利"下降的同时,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或将消失的挑战,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专家认为,我们要开发人口红利的"升级版",挖掘劳动力资源新优势,通过提升劳动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将人口红利由"数量型"转变成"质量型",从而迈入"技能红利"的新阶段。     

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基于省级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

由于对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模式可持续性问题的关注,人口红利问题近期又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在以往的实证文献中,由于在对人口红利的概念理解、研究方法、变量选择方面有很大差异,研究结论之间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基于经济收敛理论,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在控制了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前提下,考察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省级之间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983—1992年期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快于总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占人均GDP增长的14.1%;而从1983—2009年整个时期来看,人口结构转变所引致的经济增长占整个人均GDP增长的6.9%。分东、中、西部考察发现,西部地区由于人口结构转变而带来的经济贡献要远远大于东部和中部。对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考察则发现,少儿抚养比与人均GDP增长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上述研究结果意味着,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带来的人均收入的增加,这个值并不一定是正数,当人口转变进入到下一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慢于退休年龄人口,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作用则转变为抑制人均产出。同时,这一增长效应能否在事实上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还要取决于一国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以及教育政策。对于劳动年龄人口快于总人口的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以及这一效应有多大,需要谨慎地看待,片面夸大或忽视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可取的。